翻译并不是简单的工具

商务印书馆自2018年起陆续推出三十多卷本《郑克鲁文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出版翻译全集都极其少见。在褚孝泉看来，“出版一位翻译家的译作全集是对翻译家的主体性承认，一部全集往往代表了一个时代。”他谈到，五四之后，中国的翻译大家并不仅仅是借助翻译把国外著名作家引入国内，而是为了建立新的文化。所以，翻译事业并不仅仅具有简单的工具性，而是代表了一种文化建设。

鲁迅先生选择东欧民族的作品，傅雷先生选择巴尔扎克、罗曼罗兰，钱钟书重视拉伯雷，因为这些作品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郑克鲁先生正是基于这个传统，他翻译的作品对新文化的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褚孝泉介绍，郑克鲁先生翻译了1700万字，主要选择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经典文学作品，“先生对西方文化的介绍不是求新求异，而是主要放在最基本的文化经典上。他把法国文化中作为普遍教育的作品翻译过来，成为中国新文化的基准。”

袁莉回忆，郑克鲁先生在学术道路上曾给过她无形之惠与有形之恩。她在读博时想用法语写作论文，两次去武汉大学寻找法文原版资料。“当时武汉大学有法国研究中心，里面有非常全面的法国文论资料和杂志，这些都是先生在武大当法文系主任时创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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