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通与重构

　　世界是通的，针对全球的问题，应该予以疏通。王义桅谈到，“一带一路”的出现，对于世界的三大问题以及中国的三大问题，都具有积极的疏通作用。第一，面对贫穷问题，从“要致富先修路”到互联网时代互联互通的经验来看，“一带一路”有利于解决基础设施的短板。其次，“一带一路”通过重新布局产业链，可以缩短陆海、东西方、南北之间的差距，让原来落后的国家参加到工业化进程和新的全球化分工里，从而缩小贫富差距。第三，在解决治理体系碎片化问题上，“一带一路”承担了构建更加包容、深度的全球化的责任。

　　针对以上优势，余潇枫质疑道，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后，理论准备、法律接轨、人才队伍建设三个方面，都有待商榷。“一带一路”涉及多个学科，难以用一种理论解释清楚，而面对国际法律、各国法律都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下，中国国民走向国际需要高度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行为，至于语言、安保、国际化等领域的人才，则直接影响到各国的文化认同、安全保障和跨国公司的管理方法。

　　王义桅则认为，“一带一路”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和模式的概念，它想打造一个简单的概念、贯通的理论。在理论、法律、语言和文化问题上，“一带一路”被寄予了“建构更加包容、更被认可的普世价值观”的厚望…… 【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