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下午两点，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与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做客思南读书会，对谈中，他们从沈从文的文学和经历谈起，进而讨论沈从文在当代文学中形成的"沈从文传统"，为读者展示了一个沈从文背后的世界。
血染的桃花源：用文字包裹伤痕
读书会开始，张新颖推翻了众多读者对于沈从文的一贯印象。他提到，读者都比较熟悉沈从文的《边城》、《湘西》等作品，在他们眼里，沈从文用质朴的文字勾勒了一个美丽单纯的桃花源。但是，这只是表象，其实"世外桃源"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由血染成的。这与沈从文的成长经历有关，在湘西，沈从文感受到的不是美好，而是残暴。从小习惯了看杀人，上学的时候，走到杀人的地方去看看，昨天杀的人，尸体是不是被狗吃完了，是不是剩下一块头骨，小孩子在敲。沈从文甚至见过十几岁的少年挑着担子，前面放着父亲的头，后面放着叔叔的头。在这样充满暴力、充满绝望的环境下，沈从文没有被同化，他的心灵没有变得和周围一样黑暗。相反，生活里但凡有一丝一毫的美好与温情，他都能敏感地捕捉到，并且视若瑰宝，因为这些美好可以对抗他经历过的黑暗、残暴与绝望，是对心灵的救助。张新颖深入阐述了善恶对比的根源，他说，"这种对比的形成涉及到人在成长过程中的反应。一般人会本能地以同样的坏来回击社会对自己的恶，但是，沈从文对于外部世界却一直保持逆转式的反应，他以爱反抱生活的恶，这样的反应方式克服了人的本能，也成就了他的诗意和伟大的人格。
周立民表示，印象里沈从文先生是一个细声细气的男人，没有想到在他的生命里有那么多的坚韧的东西。现在，沈从文似乎被简化了，被概念化成一个符号来传播，但是在这本书中却给大家呈现了沈从文背后的世界。
沈从文的"变"：置之死地而后生
在谈到沈从文的符号化时，张新颖表示，在书中，他总结过沈从文的不同身份，沈从文是不能被符号化的，他在关注外界的变化，同时自己也一直在变。在家乡与整个中国社会的变化中，沈从文非常痛苦、非常无力，40年代创作《长河》时，他说，"我要写这些人在社会里怎么活，怎么活不下去；他们怎么变，怎么变到自己也不认识的地步，变到最后以暴力的方式来反抗这个世界。"
在谈到沈从文自己的变化时，张新颖说，"抗战爆发后，战争强行将社会现实推到了知识分子面前，一向不考虑大问题的他们开始考虑大问题了，所以沈从文的文字中出现了更多抽象的、更多关于生命的思考。"这个阶段，沈从文思考了很多具体的现实问题，他文字中的抽象也是这些具体问题刺激而产生的。但是在那样的时代里，思考这些问题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想了没用还要想，所以沈从文非常痛苦。1949年以后，沈从文从文转业，开始进行文物研究。对此，张新颖提到，沈从文有一种特别的能力，敢于走到绝境，并且可以在绝境中走出一条道路。1950年，由于各方压力，沈从文企图自杀，最终被救回，自杀是他人生的最低点，等他走出后，他的每一部都比最低点要高。20年代他从湖南到北京，文学事业是在懵懵懂懂中从零开始；50年代，从文学到文物，所有一切依旧从零开始。他放弃了写作，结束了自己作家的生命，文物研究成为了他释放生命能量的另一种渠道。沈从文的文物研究也非常独特，半路出家的他与正统文物界相隔离，他更关注一些杂文物，比如绘画、服饰、镜子等等，这些都是普通人在漫长历史里用劳动和智慧创造的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物件。沈从文读书多，又有想象力，所以在文物研究方面也是异于正统，之前不被正统文物界接受，现在文物界也开始慢慢承认他的研究。
沈从文与巴金：一生的挚友
沈从文在20世纪20年代来到上海，那时便认识了巴金，两人由此成为一生的朋友。周立民详细谈论了这段真挚而漫长的友谊。虽然巴金与沈从文的文学观点一直不一样，但是两人却结下了最深厚的感情。无论在彼此多么艰难的环境下，无论时代多么动荡，两人都是最好、最真的朋友。1933年，沈从文刚刚结婚，巴金来看望他，他将书房让给巴金，自己在院子里写《边城》；1972年，文化大革命，巴金被打成右派，沈从文给他写过信；1974年，沈从文亲自到武康路来看望他。沈从文与巴金的交往体现出他们两人性格中的契合，因为这种契合，无论观点有多大冲突，生活中有多少不一致的地方，都不妨碍两个人保持一生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