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下午，思南读书会周四加场，著名海外华人作家严歌苓做客思南文学之家，许多观众慕名而来，现场座无虚席。一些后来的观众只能站在会场后方，听严歌苓娓娓道来自己独特的写作经历与人生感受。
活着，是为了讲故事
演讲伊始，严歌苓从少年时代跳独舞的理想聊起，虽然她在跳舞上并没有实现这个理想，但是脱下舞鞋开始写作的那刻，她已然开始了人生的独舞。"讲故事其实是小说最最基本的一个元素，小说的产生是因为有故事，通过讲故事，我们讲出了哲学，讲出了历史，讲出了人生观，讲出了人的心理学和行为学。"对此，严歌苓评价自己是一个耐心的聆听者，具有一双有同情心的耳朵。在公车上，她会抓取他人有趣的对话；在家里，她会边干家务边与美国阔太太通话，从一大篇废话中发现一个精彩细节。所以，她有着丰富的故事素材可以去写作。
她讲述了在部队得到的第一个故事，也是由此，她发现了自己的小说家潜质。1974年，严歌苓所在的部队来了十个上海女兵，其中一个姑娘眉眼漂亮，但是却一直带着军帽，所有人都在揣测她的头发到底有什么问题。后来大家发现其实"不脱帽姑娘"有着一头浓密漂亮的头发，但是由于同母异父的弟弟嘲笑她的头发，所以她一直很自卑，不敢摘帽子。因为姑娘的自虐、没有安全感，处事偷偷摸摸，她被所有人孤立、欺负，并且被叫做"小耗子"。之后，"不脱帽姑娘"当了护士、参加了中越战争，成为了英雄，四处演讲。几轮演讲后，最终精神崩溃，进了疯人院。"因为她对世界看法，和世界对她的认识是错位的，到最后世界给她一个女英雄的认识，她受不了了，崩溃了。"对于严歌苓而言，这是一次对人格、对人性的有趣观察，"小耗子"也成为了她作品《绿血》中的一个人物。回忆部队生活，严歌苓说，"少年时代，十几岁的孩子，我们互相记住了很多不堪但有趣的事情。"她还提到了一位小乐手的故事，他因为贪吃，将白糖装在军装口袋，没事偷偷用勺舀着吃。结果，军装半夜被老鼠啃烂了。这些故事经过沉淀、发酵、升华，最后在小说中被抽象出来，成为了孩子兵的群像。
"有的故事是很奇怪的，它会被你现在的经历提炼，你不断回去想这个人，想这段经历，就超越了这个故事本身所含有的信息量。"因为故事具有不确定性，当作家根据自己的主观性去诠释故事，故事便超越了自己的本身意义，成为了小说。
"共感"是故事的灵魂
在谈到如何讲故事的时候，严歌苓和观众分享了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她今年的新作品《床畔》，讲述的是一个女护士如何去护理一个植物人英雄。故事的灵感来源于自己的护士朋友以及美国的一篇植物人报道，严歌苓想通过这篇小说引起人们对"何为英雄"的反思。但是因为故事是由意念萌发的，缺少活生生的细节，所以严歌苓花了很长时间做修改，最后她选取了最传统的第三人称叙事，将这个故事写"活"了，成功引起了观众与植物人的"共感"。谈到自己即将出版的最新作品《上海舞男》，严歌苓说"舞男"起源于2000年左右台湾富婆到大陆与一些男舞师跳舞。这种关系不仅仅是舞师和舞伴的关系，它派生出一种新的驾驭关系，有钱的驾驭没钱的，女人驾驭男人，这个社会开始出现了很奇怪的一些动荡，在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时代里，人们会思考男人能不能在两性关系上重新找对一个位置。为此，严歌苓数次去百乐门跳舞体验生活，听来了许多故事，他们都是《上海舞男》的原型。它们和之前积累的故事在一起也会发生化学反应。比如铁道兵文工团的跳舞演员，离开部队后给电视剧剧组化妆为生，她的老公是一位乐手。最后女人赚钱越来越多，成为了家中主要的经济支柱，老公却与一个卖烧饼的小姑娘跑了。这种失衡的男女关系与《上海舞男》想要讨论的社会问题息息相关。在创作《小姨多鹤》的过程中，由于昂贵的费用，严歌苓无法去日本体验生活，所以她只能听不同的人讲故事，在中日两国的版本中，所有故事串联在一起，资料也就完整了。
静待文学的感觉
在分享了这么多故事后，严歌苓说，"我已经写了很多的故事，我心里还有更多的故事，就因为感觉还没有到，所以我暂时把它们放在那。"对于她来说，生活中处处都是故事，而从生活中的故事到一部作品，最难的不是发现故事，不是去体验生活，而是等待文学的感觉。感觉很奇妙，它像一种很淡很淡的气味，抓也抓不住，但是它来临的那一刹那，一切都会水到渠成。
在观众提问环节，严歌苓与观众探讨了作品女性意识、体验生活、作品改编等问题，现场观众十分积极热情，严歌苓也做了耐心诚恳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