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下午两点，三位80后评论家杨庆祥、金理、黄平齐聚思南读书会，围绕杨庆祥的新书《80后，怎么办？》，谈一谈80后这一代人的困境和难题。
"这本书"献给我的同时代敢于思考的人"
《80后，怎么办？》是由发表于《今天》上的同名文章扩展而来，杨庆祥回忆当初博士毕业后突然和这个世界真正遭遇，尤其是房子问题，合租房的条件非常差。但他后来发现北京地下的防空洞里都住满了人，条件更加糟糕，他开始想为什么我们要生活成这个样子，"我当时有非常强烈的念头，这不是我一个人努力奋斗所能解决的问题。""我不应该简单的只是愤怒，只是觉得非常不平衡，我应该把这种感觉表达出来，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结构性的产物，是对我们每个人普通人造成的伤害，我要把这种伤害表达出来。"而著名作家阎连科阅读同名文章后，建议他视野更开阔，"这篇文章只谈了自己的经验，还有更多人，有那么多农民工，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对这个世界是怎么想的"。于是杨庆祥去了东莞，在工厂里面跟工人交流，做采访。"他们的遭遇，他们所经历的痛苦，比我们要多的多。""国家的强盛，成功的人物背后看看不到农民工，而他们用他们的血汗，用他们辛劳的劳动，给经济上的腾飞带来巨大的贡献。""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房价，也不是买不起房，而是我们对我们身边的存在，我们对他们（农民工）熟视无睹。"
"有读者问80后到底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办，我只是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每个人都会走自己的路。"所以他觉得这本书应该是"献给我的同时代敢于思考的人。"
80后的叛逆是伪叛逆
杨庆祥提到当初社会对80后有很大的期待，80后的叛逆会走出完全不同于父辈的新路。但从2004年到2015年，他发现80后的叛逆，是一种"伪叛逆"。这种伪叛逆，表面上是很不听话，但实际上却变成最乖的一代人。这个"乖"是指没有在思想上，在文化的生产上，文化的表达方式上提供一套不同于父辈的东西。所以他说自己后来有一个非常极端的观点"80后是很失败的，这个失败是我们在文化上的失败，我们在应该生产出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艺术品的时代，没有生产出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艺术品。"
而80后不年轻了，最大的80后35岁了，"35岁很多伟大的天才已经死了，我们这代人还是在写一些日记式的东西，我对这一点特别不满意。我们的生活方式一定是出现了问题，导致我们后天非常不足的。""80后的生活经验，是非常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非常贫血。"
"我们需要有一些不驯服的头脑，需要一些不守秩序的心理，来对我们现成的秩序进行挑战。我们这个时代敢于挑战秩序，敢于走不同的路的人还是太少了。"
重建个体和社会、和历史之间的联系
黄平以为《80后，怎么办？》提出了现在怎么理解个体与群体关系的问题，现在不可能以个人奋斗的方式来解决青年面对很多问题。哪怕有一部分成功者，以个人奋斗方式，解决了一些婚姻问题，就业问题等等，但是你也无法在一个价值观层面推动社会的公平与进步，所以"个和群的关系构成了今天非常尖锐的挑战。"
杨庆祥表示，怎样重建单原子的个体和社会、和历史之间有效的关联，是他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他觉得要重建"首先我们得作为一个倾听者，我把访谈都放进来了，编辑说你后面的访谈跟你前面的观点不一样的，我说正是因为不一样，才展示了多种的可能性。我们要学会倾听，不仅要学会倾听我们同龄人的故事，也要学会倾听我们父辈的故事。这是80后重建自己社会的一个开始。"
黄平还提到青年一代安身立命的价值观问题，认为新世纪以来，青年一代安身立命的价值观的东西非常模糊，更多是被现实的，世俗层面的，成功学的东西所决定。杨庆祥也觉得中国在社会大转型过程中，变的非常单向度，只在意物质的形态，而忽视了精神的重要性。而怎么把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联系起来，找一个安身立命的东西非常关键。"一定要有一个特别悠远的历史视野，我们没有对历史的认识，没有办法认识我们当下个体我们真正的意义何在"。
金理则认为本书中设计的访谈部分，凸显了辩证把握，访谈这些我们平时不知道他们怎么想问题的这些人，得来的材料非常重要，是"长出这本书"的"土壤"。他说"我们要从绝望中找希望，我们应该找一些走不一样路的人。面对面的访谈让我觉得非常珍贵。"
之后的提问环节，读者和三位嘉宾进行了热烈地交流讨论。有读者发表了不同观点，为80后辩解，认为80后的"'乖'不等于顺从，'乖'不是你让我怎样就怎样，而是对现实的认清：个人的力量非常有限。认清这个时代我们不去抱怨，尽自己可能去发光发热，做好自己。"杨庆祥回答这让他想起了马克斯·韦伯的著名演讲"以政治为志业"。马克斯·韦伯认为"以政治（意为社会事务）为志业"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不害怕跟社会上一切丑陋事情打交道的人。他跟丑陋事情打交道的同时，还能保持自己，还能发热发光，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听到了政治的召唤。而另外那些自我安慰的人，则谈不上生活在现代。所以最后他提醒，"做好自己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