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下午两点，思南读书会迎来了第61期的嘉宾:著名作家毕飞宇，著名评论家张莉，本期读书会的主题"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正是他们对谈录的书名，他们与上海的青年评论家周立民一起，从这个略有些怪异的主题出发，进行了一场文学三人谈。
文学可以帮助我们每个人生活得更好
毕飞宇首先提到思南读书会的影响力，他笑称"作为一个写作的人，作为一个热爱文学的人，我觉得如果我不来一下，张莉老师不来一下，我们的虚荣心也不能满足"，并且他认为一个城市的读书会其实就是一个城市最为重要的象征，在上海，在思南读书会，他很高兴看到，文学依然是构成我们生活的一个极为美好的部分。张莉则说起了前一天到上海后发生的趣事，她与另两位评论家在吃晚饭的途中，看见卖旧书的小推车，其中有几百本属于同一位老先生，她吃惊地发现这位老先生十分爱诗，品味也很独特，他们也都从中淘到很多好书。由此她突然意识到文学是上海人的日常生活，它也构成了上海一个历史，这里面不仅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特别著名的作家：鲁迅、巴金、张爱玲，他们都在这里生活，也有像普通人，那么爱文学，而且文学品位非常纯正，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谈到当天对话的主题，毕飞宇表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中国新时期的新篇章，也开启了中国人在精神上的新篇章。把实践放到了一个正确的高度，但中国人的社会实践和西方人的社会实践又有所不同，西方人的社会实践可以是沉默的，但更多的是伴随着声音，这个声音当然是思想的声音。我们中国人由于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更习惯咬紧牙关，更习惯不出声的办法来寻求假想中安全。所以在我跟张莉老师对话的时候，我们共同发现一个问题，中国人不缺少实践的能力，中国人不缺少思想的能力，但中国人缺少哪怕是表达最浅显思想的声音，尤其是勇气。所以我们就用了这样一个有点点骇人听闻的名字，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说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我们每个人尽可能的表达自己。"
张莉补充道，"文学表达对一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人，你看见一件事情，你是否说出来，是否在微博微信里表达出来，都是牙齿检验你的一个标准。从我作为文学批评家的角度来讲，你去说，我要怎么写是重要的，更重要你拿起笔写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在这个时代，我们曾经这样活过，我们曾经这样理解过生活，我们对这个时代有热爱有愤怒有忧伤，我都把它表达出来，这对一个爱文学爱生活的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由此，周立民提出了"文学在我们日常生活里的作用和意义"的问题。毕飞宇认为，"文学最大的一个好处，它可以非常现实的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得更好。文学是宽容。就这一点，文学就可以成为我们所有人的借鉴对象，那就是我们该如何面对自己，尤其是我们该如何面对他人。在现实生活里面，你如果和文学亲近的话，你在面对人的时候，你会有更大的宽容。这个宽容是有文学自身的性质决定的，因为文学的性质是两个词、四个字：'自由'、'宽容'。文学就是沿着自由和宽容这条道路往前走的。我坚信任何一个现实生活中没有人，从本性上可以回避自由和宽容。因为我们热爱文学，自由和宽容可以让我变得更幸福，用自由和宽容的办法要求别人，也可以让别人更幸福，因此构建起来的人际就是更好的人际。换句话说，那就是文学的人际。文学的人际让我们快乐、我们幸福。"
张莉想起了俄罗斯评论家别林斯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文学其实比我们想象中，它的作用要重要的多。"认为"实际上只有在文学作品里面，你发现一个一个人，你才知道自己要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那就是人的生活。这句话让我经常想起来，生活中遇到很多困难的事情，常常觉得自己活的不像人，或者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样的生活是有尊严的生活，或者你经常感到很痛苦，很忧虑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你要去那里寻找一种安慰呢，实际上在文学作品里不仅可以认出，在这个世界上和你有共同遭际的人，你遇到不同的人，从他们身上所感受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而"对于很多人来讲，文学作品或者是学文学，或者是了解文学，实际上是一个自我教养的一个过程。以通过这样的阅读，这样的写作，你会在后来不断的岁月过程中，遇到更好的自己，因为我们上完大学以后，如果你想自己变的更好，你需要更多的途径，我觉得文学是使自己变得更好的途径，无论是普通人、小说家、批评家都需要的一个途径。"
毕飞宇进一步说起文学的现实性问题，"我们谈小说，谈文学的时候，总觉得文学是一个精神上的事情，它跟我们的现实关系不大，其实不是的。文学是一个挺形而下的东西，我记得鲁迅说文学没有用。鲁迅说过这样一句话，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打炮一轰就可以把它轰跑了。鲁迅的话说的很对。可是我们反过来想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少女的心扉，少女的心可能是一个门，少女的心这个门没开之前，我觉得你用打炮轰不一定轰来，但有时候一首诗自己就打开了，这就是文学的现实性。"
写作需要训练、需要逻辑
谈及"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这句话，毕飞宇表示"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如果这个人生活在一个相对正常的社会环境里面，他所擅长的事情，他所安身立命的事情，一定是从教育和训练当中得来。一个建筑师，一个画家，一个音乐家，一个舞蹈家，无论什么，只要跟艺术有关的，都是从教育训练当中成长基础了，凭什么到文学，尤其是小说这个地方，就可以回避生活中如此重要的基本常识。我觉得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荒谬的话，文学怎么不需要教育呢？当然这个教育不仅是指坐在课堂里的教育，还有你的邻居父母给你的教育，还有通过自己的自学。教育越好的作家走的越远，几乎没有受过教育的，没有受过训练的作家一定不是好作家。全世界359行那么过来的，惟独这一行不是这样过来的，不可能，理性上说不通，历史上说不通，未来也说不通。"
而"人人渴望自己做天才，有些人是天才，但是天才如何呈现？我入认为天才是在实践、思索、创作的过程当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种能力，而不是从天而降的一种能力。从天而降的能力，全世界不会有太多的国家有，大概中国会有这样的作家。中国也不会有太多的地方有，大概只有上海。上海不会有太多，上海只有一两个。我觉得99.9%的人不是这样成长基础了，对那样的作家，我们表示崇敬之外，我告诉所有的人，尤其是年轻人，那样的人全人类也许只有一个，那不是我们走的路，我们只能走别的路，那个路是天才的路，人家是从天上降下来了，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走地上的，所以我们要接受教育，我们要通过训练。"
周立民还提到经常遇到有人说，"我退休后准备写部长篇小说"，那其中蕴含的潜台词是：小说是不需要训练就可以写出来的。毕飞宇认为，这其中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东西，许多人看不到，因为每个人在表达自己的时候，中国人都会熟练运用汉语，而中国的文学用汉语表达的，大家都以为只要是会说话的人，会写信的人，只要是会使用汉语的人，就一定能够使用汉语写汉语小说、汉语诗歌、汉语散文。他也曾遇到很多人说要退休后写长篇小说，但迄今为止，没有看到有人可以成功。因为长篇小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完成那样一个相对，超出日常的巨大逻辑体系，而这个逻辑体系和你的日常生活、琐碎生活紧密相连，你如何把你内心乱七八糟的感受统一起来，把琐碎的日常生活统一起来，一点一点的纳入到一个长篇的体系里，这对作家的考验是巨大的。所以有人讲，短篇小说更接近诗歌很难，是艺术上的明珠，是皇冠上的明珠，最高级。其实在他看来，最起码操作这个层面上来讲，对作家考验最大，还是长篇，尤其是大体量的长篇。
毕飞宇还不无感慨地说道："我最近在写长篇，我就发现我老了。怎么老了？我写《平原》的时候，37岁，我写《推拿》的时候42岁，我把《平原》、《推拿》题目写出来的时候，往下写的时候我就能往下写。我手头写这个长篇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工作，身边放一张纸，每当一个人物出现，我就把他的名字、年纪、男人和女人写下来。""作家所谓的一口气不是我们生理意义上的一口气，他一口气可能是四个月，也可能是一年。我用一年的时间写一个短篇，这样的事情是常有的。""我说的意思在哪儿，我现在做不到，无论写多长的东西，这个人一出现就在那不动，我没有这个自信，没有自信没关系，我拿了一张纸，放在那，写长篇的过程，那种幸福感不写的人体会不到。"
"不管是数理逻辑也好，辩证逻辑也好，生活逻辑也好，形式逻辑也好，我根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对逻辑丝毫没有常识的人能够去完成小说。在很多时候很肯定是这样的误解，因为中国作家总体来讲，学术素养不够，很可能觉得作为写小说的人，没有必要把形式逻辑搞得那么好，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个作家不通逻辑。曹雪芹说过，人情练达即文章，练达其实就是逻辑。世事洞明皆学问，洞明就是逻辑。"
张莉坦言，"作为一个批评家，我每天都会读大量的作品，基本上你读一段，有的时候这部小说根本不需要读完就会觉得这个作家它的逻辑是不通的，或者说，这个作家基本素质没过关。我的理解，比如这个小说家的逻辑，在一开场的时候，一个作家和一个读者之间，他之间是有一个契约，这是跟语言有关系。比如说有一个作家用了五百字，你先读五百字，你会特别相信这个作家给你讲述的这个世界。当你相信这个逻辑的时候，你就进入了他的一个世界，你就进入了它的一个逻辑。我觉得这跟小说家语言功力有关系的，这是叙述的才能。在我看来，毕飞宇有这样的叙述才华的作家，他可以在前三段或者连两段直接把你代入他的小说里，有强大的逻辑系统。这个逻辑系统一方面依托于他的语言。像《推拿》、《平原》，那样的逻辑需要你认真阅读才能体验这个作家真的逻辑性非常好，你会从这个小说里面，学到更多的，感受到对世界那种丰富性的理解。"
最后，周立民还请毕飞宇与张莉各推荐三部毕飞宇的作品，张莉推荐了《推拿》、《玉米》、《相爱的日子》，毕飞宇则推荐了《平原》、《玉米》、《地球上的王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