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14日下午，尽管下着小雨，思南文学之家内仍座无虚席。本次活动的嘉宾之一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出梁庄记》和《中国在梁庄》的作者梁鸿。此外，本期思南读书会还邀请到了《上海文学》副主编、小说《繁花》的作者金宇澄老师。2014年10月刊起，《上海文学》连载首发梁鸿老师的新作《云下吴镇》，以一个个人物和故事，展现小镇民间世相和生命的复杂形态。金老师长期关注梁鸿的写作，其城市生活和写作经验跟梁鸿的写作可以对照阅读，二人之间的切磋交流成就了一场精彩的对话。本期主持是青年评论家项静。
我们为什么要谈故乡？
在谈主持项静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谈故乡？"之前，梁鸿先对"故乡"一词下了定义："故乡这个词本身是一个距离的词语，只有你离开你的家，你的归属不再属于那个地方的时候，你才能说你回到了故乡。"
"故乡是一个特别大的现实的话题。比如乡村该如何发展？比如说城市化的发展的背后，我们样安置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怎么样安置我们的所谓的传统等等。而在新时代下故乡又成为一种情绪，可能仅仅成为一种所谓的怀旧，但在这个时候，需要我们来分析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谈故乡，故乡对于一个普通的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当然对于写作者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思考的。"梁鸿如是说。
结合以往写作经验以及主题，梁鸿这样阐述她坚持写故乡的缘由："我的书是以个体人的生命为基点来写的，主要是讲故事，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大的所谓的社会问题来直接切入，我想写我们梁庄的农民他们生活。今天说从故乡出发，可能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作为写作者我，是作为故乡的视角来看待村庄。但是你所写作的对象，他实际上没有故乡这个视野。我在写这两本书的时候，我一方面努力把自己作为梁庄的女儿，以亲属的身份来写作的。希望能够把他们的生命的流动，把他们年轻的时候，年老的时候，他们生命的变迁写出来。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有大的视野，用所学的社会学、人类学，或者各种知识背景，用一个反观的视野看待梁庄的生活。"
金宇澄老师则说："我们的生活和故乡都有密切的联系，中国人和西方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乡'这个字，家乡、故乡、老乡，乡亲这类字非常多，中国是从乡下过来的。问题是故乡一词也包括了城市甚至于国家，我出国后想念我的故乡，包括了很大的不确定范围。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是城市的反面。当然'城市'两字在希腊语里就是'母亲城'，他们根就是城市，中国永远和'乡'有关。"
"中国每一个乡村现在发生的事情，如果像梁鸿老师这样详细写出来的话，非常吸引人，不论从可读性，还是从情感上面。许知远写过一篇文章，意思是我们中国人这么多年的历史，但觉得我们周围都是新的建筑，眼睛看不到古代的遗址，好像我们是没有传承的，我们青年人都是无根的人。在城市里面，尤其经过这么多年，变成我们都是没有族谱的，或者我们的族谱只在百家姓里面，我们原来是这个老家那个地方来的。"金宇澄如是说。
非虚构的特殊方式
项静说，梁鸿老师她的书都有内在联系的，像第一本《中国在梁庄》是非虚构，写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第二本是《出梁庄记》，写梁庄延伸到中国各地。我们觉得她的作品，一步一步把中国的地图拼起来，你看到她一个人视角中的中国。在《上海文学》的专栏，《云下吴镇》，是一个乡镇，又走出一个空间。
梁鸿说，我在《上海文学》写这个专栏，是受金宇澄老师的启发，我们在聊天。一方面，这四五年不断的回家，不断跟各种人接触，我觉得在我脑子里有无数的人物在很鲜明的跳跃，我想把他们写出来，每个人鲜明的表情，眼睛、行动，包括性格，包括怎么生活。同时我觉得小镇也是非常中国有意思的过渡形态，它即使脱离农业生活的集聚地，但是同时农业又没有完全脱离。
《上海文学》杂志在非虚构作品领域里一直有特点，以连载的形式，首发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甘南纪事》等作品，引起读者极大反响。金宇澄老师则由此谈到了非虚构的话题："看到很多作家写关于农村题材的稿子，是按照90年代，甚至80年代的方式来写，非常单纯，实际上掌握不了那些细部，那么生动的东西，缺乏梁鸿老师那种饱满度。文体上，非虚构和虚构这一块东西，说起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梁鸿老师用一种更文学的方式来做。非虚构在过去讲就是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大部分是一种记者的口吻，慢慢沿革过来。梁鸿老师在这块，在文体上的努力，是国内的作家当中非常少见的，要不就是现在说的非虚构，非虚构是有，但她却又把非虚构给改变了，把报告文学也改变了，是非常特殊的一种做法，所以我约了梁鸿老师，希望在我们《上海文学》开一个专栏，她现在每期写一篇。"
方言写作是表达，更是抢救
主持人项静谈到梁鸿在语言上的写作特色："我看梁鸿老师两本非虚构的书有一个感受，一方面是学术性的语言，因为她会引用很多人类学的著作；另一方面又有文学性和地方性的语言，比如采访当事人的时候，她又会把当事人的语言原原本本显示出来，让他自己来说话。而金老师的《繁花》，也是吴语方言。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希望两位回答一下，你觉得方言仅仅是一种语言吗？仅仅是一种文学叙述的语言吗？还可以给文学带来什么其他的东西。"
金宇澄老师说："我做小说编辑，一直是建议作者不放弃方言，普通话其实是一种官方语言，对于经济、管理国家、沟通南北功不可没，但对于文学，有缺少文字魅力的问题，在表现个性，表现时间方面，用普通话表现我们这个时代，再过三百年，普通话还是这样，但《金瓶梅》丰富的语言味道，可以被时间固定下来。梁鸿老师在《上海文学》开的每期一万字左右专栏，可以试一期不管叙事、对话全用河南话，把看不懂的字去掉，肯定非常漂亮，文学是艺术，艺术最大的特征就是把自己和别人分开，现下文字同质化的倾向很明显。"
梁鸿听后表示赞同:"方言就是一种土里长出来的语言。如果文学能够把它表述出来，恰恰是一种很大的文学性。它不是土气，它真的是一种集聚华丽的一种语言。我在写村支书他那段话的时候觉得真是太美了。这是人物的原话，我只是整理了一下。简直就是优美的反讽抒情诗，整个话押韵，非常好。我现在一句话不会说，有人可以用河南方言读一读，是非常押韵的，非常顺畅的，带有唱腔的韵调。这种语言，我们文学不来表达，真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金宇澄老师补充道："不光是表达，也是抢救。我经常听到说，谁谁说的话是标准上海话，过去老上海话是什么样，甚至要大家来学老上海话。实际上是没有固定上海话的，上海的特殊性跟河南不一样，河南是几千年的历史，上海是一个历史的码头，大家都来，每个人都带乡音，因此没有标准的上海话，上海各区有各区的味道。另外任何的方言都在随时间不断变化，它是流动的，普通话进入字典,固定不变。文学要人物的丰富性，语言丰富性，语言生命力，方言才是生命。现注重文体、注重语言的作家并不多，看重故事，文学语言特色似乎没用了，电影、电视剧不反映你的语言，你的语言样式会流失。我非常期待梁老师能把我们《上海文学》这个专栏，包括语言部分写得更好。"
在活动最后的互动提问环节，梁鸿提到，她最新的散文随笔集《历史与我的瞬间》探讨了历史、时间和"我"的关系，历史赋予个人的都是一个个的瞬间，能够对这瞬间所包含的形式及与世界产生的关联进行思考，我们就汇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洪流。这也就是一个人在此地"在"的感觉。梁鸿对于自己未来的写作道路有着这样的期许："我觉得我的写作，可能会一直跟我的故乡相关。不管回到故乡，还是从故乡出发，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精神的原点，它可能会使我对这个时代，对这个时代的人生有更深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