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历来是中国文学的重镇，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一直有着深远的影响。上世纪30年代，全国知名的作家、诗人、学者、出版人便云集上海，是座名副其实的文化大码头。到了当代，从上海又走出了很多著名的作家、理论家，同时也有多家享誉全国的文学杂志，如国内顶级纯文学刊物《收获》、以中短篇作品见长的《上海文学》杂志、还有以青年人为主要受众的青春文学品牌杂志《萌芽》等，它们对上海乃至全国的发展都有重要的贡献。
担任客串主持的《萌芽》执行主编傅星说："在我们心目中，整个作家协会收获就是老大，老二是上海文学。而萌芽顾名思义，作者总是先到我们的萌芽来，然后到上海文学，到最后我们的收获杂志。所以先请《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率先发言。"
程永新先是回忆了自己整个工作成长的经历，是从赵丽宏的办公室开始，上海文学主编社长的办公室开始的："30多年前，我到作协实习。一晃整整32年过去了。"
程永新表示，这几十年里中国当代文学其实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用余华的一句话说，西方人用几百年的时间，400年、500年的时间经历过的事情，我们用几十年来经历的。从刚开始的上海文学，后来是寻根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等等，在十年里面经历的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但是就是因为这么急速发展的变化，才迎来了90年代到新世纪的一种文学的繁荣。而后随着社会转型，文学慢慢被边缘化，大众对于文学的热情也渐渐弱化。这个中间对我感触最深的，是经历了这么一个由高往低的一个过程。可能我们职业编辑会感到有一点沮丧，突然文学的热情退了以后，其实是有点失重的感觉。但是慢慢的我们习惯了这种文学的边缘化，而且我们觉得可能也不是生活当中、社会当中特别重要的，它是重要的，但是又不是唯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我们慢慢地把它定位定得比较清晰了。"
程永新对现场读者说，编辑带给他最大的启示在于做人。"这几十年里面交了很多文学界的朋友，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我想比较多的就是人的一种精神的，或者是关于内心、心灵的给予的那种启发、启迪。写文章就是悟到的东西，跟你的天赋，你的阅历，生活的经历有关。但是也一定跟做人有关，是要在生活当中慢慢会去体会、感悟的。我对此的感触特别深。"
《上海文学》常务副总编、《繁花》的作者金宇澄随即补充："在80年代末，有一个非常好的电视剧叫《编辑部的故事》。虽然是人生指南的故事，但是这里面对编辑的状态的刻画，是非常真实的。各式各样的人汇到编辑部来，通过每一个人的稿子去发现一个人，或者是发现他的局部。编辑最大的阅读量不是书籍，而是来稿。所以文学编辑可能是最最了解作者，从作者的角度了解文学的。"80年代的时候在工厂的文化部的金宇澄在《萌芽》杂志发了一部小说，随后参加了作协的青创会，又在《上海文学》发了小说，之后调到《上海文学》来。在80年代、90年代初这段时间，又在《收获》发表小说。用金宇澄自己的话来说，他就是热爱文学的一个人物，一个标本。
而《萌芽》杂志执行主编李其纲则表示自己的经历与前两位主编有所不同："我做编辑的体会和他们真的不一样。萌芽自创办到现在，定位始终非常清楚，就是培养青春作家。当时办刊宗旨是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为萌芽培养新战士。我们的作者年纪永远青春。它让你的心态年轻。我觉得正因工作上这个特殊之处影响到我的心态，影响到我对这个世界，最起码对这些青春的孩子不隔膜，我能通过他们的文字感受到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有些什么小忧伤、小忧愁。"
傅星回忆当时郭敬明的小说《幻城》的发表以及背后的故事，引起了现场读者的兴趣："那时我记得找不到头条稿子，文章都比较普通，比较一般。我正焦虑的时候，就顺便从来稿里多看了两篇，就突然看到了这篇文章。他当年还是一个自贡的高三生。他写的是一个很虚拟的空间，里面有一些很虚幻的东西，但是我觉得那些感受非常真实的，而且语言非常华丽。感觉好像不一般和我们以往发的那些花花草草，小情小调的校园爱情不一样，很有意思。现在回想起来，有很多这样的回忆，有时候觉得我们做了半辈子这样的编辑，有很多的作者从我们这里起来，进入上海文学，进入收获，或者进入其他的，更高的平台。我们也觉得蛮欣慰的，这也是蛮好的事情。"
程永新还在回忆与优秀作家们交往的故事中，特别提到了和作家王朔相识的有趣经历："王朔80年代发第一个作品，叫《顽主》。原来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五花肉》，很有意思。他写一批年轻人做生意，各种特色。五花肉就是对于这群人贴切的比喻。后来觉得作为小说名字有点觉得不雅，而《顽主》跟北京的地域性和北京的文化又比较贴近。后来这部作品就一下子火了。"
对于王朔本人，程永新这样阐述第一印象："当时我看了王朔的《空中小姐》，觉得这个人特别会写故事，至少是吸引我。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了他，后来就一直保持着来往了。当时他来我们办公室时穿了一双拖鞋，理了一个平顶头跑进来，也没大没小的。"
尽管一开始是这么一种感觉，但是后来慢慢看到了王朔身上的过人之处："他做人的方面给你的印象特别深。他做生意、搞影视都特别认真，还热情好客。他思想非常的敏捷、睿智，喜欢用一些特殊的方式，特殊的表达。他是用一个平民化的姿态来表达一些知识分子的东西。他是反知识分子的，但是他表达的一些东西是我们知识分子不敢去说的，这个印象也非常深。"
程永新还说，前几天《收获》编辑部找到了一张小字条，上面是关于巴金对张贤亮一篇小说的评价，那篇小说就是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轰动一时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据他回忆，当时那个小说发表了以后，让一些女作家们非常不满。后来有话就传到了冰心大姐的耳朵里，她就打电话给巴金。巴金很重视冰心的意见，但看完小说后觉得，这篇小说确实有点"黄"，但是写得确实好。该纸条记录的就是巴金当时看完这部小说后的感想。
程永新称："巴金当时给我们说的那个感觉，就像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其实文学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时代的进步，能够提供一点点有意思的东西。比如对于情色的描写，有着一次次的突破。在这个上面一点点小的突破，其实是推动了这个时代的进步。因为它让我们的眼界，我们的认识更开阔。因为本来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可是因为我们的这种约定俗成，我们的历史过往，让你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这些东西是不可以描写的，变成了一个禁区，这是很奇怪的事情。这个尺度怎么来把握？这是我们办刊物的人经常遇到的。"
活动最后的现场互动环节，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学爱好者纷纷对台上四位主编提出了自己心中所惑。有观众提问说，几位主编同时也是作家，那么怎样做好编和写之间的过度。
金宇澄回答，我本人认为编辑不能很好地兼顾写作。你写作以后，肯定看稿子不认真了，除非你是一个工作量不是很大的编辑。但假如你平时工作要看很多稿子，自己还要写很多作品，看稿的质量肯定是非常差。我后来写过一篇长篇小说是因为我后来年纪大了，是这个原因。在我整个中年时代，是因为看稿子之后，我形成了一个非常挑剔的眼光。因为立场不一样，写作的立场和编辑的立场不一样的，不可能是白天你挑剔别人，晚上鼓励自己写东西。
傅星补充说，曾经萌芽要求所有编辑必须首先是作者。但市场化之后，我们又有一个要求，你必须不是作家才能当编辑。因为你做编辑是一个职业，要编稿，要策划，要营销，你没有精力来同时兼顾。
对于稿件的选择，不少作者猜疑，如果这篇稿子的作者是编辑部认识的，可能就会发表；反之发表概率就很低。金宇澄明确表示，"我们做编辑的，不仅是我们这本杂志，所有的中国文学编辑，绝对是看稿子，发表的大量稿件都是不认识的作者，极少部分是见过面认识的。"
金宇澄说道："如果你是一个有才华的作者，你是绝对不会埋没的。你可能会被疏忽。但东方不亮西方亮，你肯定会被发现。因为我们现在杂志特别多，这也是世界上少有的。"他坦言，"每一个编辑部都差不多，中等的稿子特别多，永远是缺少最好的小说。如果我手头有十篇最棒的小说，我绝对不敢把它一期都发掉，因为不知道接下来会遇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