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R：安·比蒂1947年9月8日生于美国华盛顿，她是处女座，在某一个小说里面，其中也提到她是处女座，她是一个很仔细的人。她长大之后从高中毕业，成绩接近班级末名。她的学习成绩不太好，小时候家附近有公园经常玩，热爱大自然，对写作不是太熟悉，或者是太热爱，她也自认为是很普通的人。但是大家看到，她虽然是末名毕业生，但是她还是成为一名小说家，可以说是一个类似于美国梦的励志故事。
她硕士毕业之后在《西部文学评论》发表第一部短篇。1973年时，她有一个短篇获得《大西洋月刊》一等奖，这个杂志在美国是一本非常著名的杂志，虽然不像《纽约客》影响这么大。接下来， 1974年4月8日，她在《纽约客》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柏拉图之恋》，就是三本一套的《<纽约客>故事集》里面的第一篇故事。
之后她写了各种各样的小说。她跟某些只写短篇小说的作家（如获诺贝尔奖的门罗）不一样，她既写短篇，也写长篇，当然她最著名的还是短篇。我们现在看到的《一辆老式雷鸟》、《你会找到我的地方》和《洛杉矶最后的古怪一日》，这一套三本书里面一共有48个短篇，从1974年开始写，三十多年里面，整个一套书是按照时间顺序安排的。最前面是最早写的，最后一篇是最后写的。
从这当中，大家可以这样集中阅读，可能会非常明确地体会到，安·比蒂风格的变化，在三十多年里面的变化，包括篇幅变化，以及她自己人生的变化--就是从初出茅庐的少女作家，到成为一位比较成熟的作家。这些自身的情况也可以从文本当中体现出来。
黄昱宁：从1972年到1974年当中，有长达两年的时间，比蒂是被《纽约客》反复退稿的，一共退了大概有十三次，二十二个月里面有十三次退稿。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一些已经写过东西发表的，应该可以想像，她的神经是很强大的，我肯定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是非常磨人的。我来之前查过资料，看过一些退稿信的摘录，非常有趣。她第一部小说，自己投给《纽约客》的，叫《蓝色的蛋》。程序是先一个编辑觉得初选合格，给一个比较主要的编辑，就是罗杰 安吉尔，他看了之后就给她写了一封信，这个信写得很认真，很长。说可以从她的作品当中看出她的机智和迅捷，下笔速度比较好，但是他觉得形式大于内容，就退稿了。虽然退稿了，他还是说你需要继续写下去，稿子直接寄给我就可以了。从这里开始一封接一封退稿。每一次提出的意见，有的时候话是这样说，有的时候是那样说。基本上意思和第一封是比较相近的。因为她是硕士生，是学文学的，技巧比较多，但是不够直接。这是编辑原话，因为她笔下有很多漫无目标的年轻人，对这些当中，你应该投入更直接的感情，出于你自己观察，反映自己的情感，而不是模仿。就是这里面太讲学院技巧的东西，在主基调上有一点太过于绝望，太过于居高临下。
我没有看过《蓝色的蛋》，我很好奇，后面连着几篇的退稿信中，都认为有一点居高临下的冷漠，显而易见的绝望，潜伏的暴力，其实我觉得也挺吸引人的。我也挺好奇的，可能是收录别的集子里面，至少现在没有看到。
我是假想，如果她按着这个路线走下去，她可能是另一个比蒂，是另一种风格。因为她毕竟还是很有才华，但是她最后选择接受了安吉尔的塑造。我觉得杂志和人是互相塑造的过程。直到第十四个故事寄过去之后，那个故事叫《柏拉图之恋》，第一本的第一篇，确实非常有意思，我不知道显而易见的绝望是什么，但是这篇确实是有温暖的东西。
里面塑造的角色，是一个和丈夫分居的女人，原来依靠丈夫生活，然后她想过另外一种生活，然后丈夫就很轻蔑地说另外一种生活就是去高中教书吗。不管丈夫怎样轻蔑，她还是走出去，自己租房子，毕竟还是感觉孤独、害怕。这个时候有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和姐夫正好有矛盾，和家庭有一点决裂。然后这两个人住在一起就可以相互分担房租。标题已经告诉你是《柏拉图之恋》，其实就是说到小说结尾是不可能发生什么的。可是有很多非常温暖人心的细节在里面，有一点像姐弟，也可以说是母子、师生，但是写得不是很明显。她把温暖的东西藏在很细节的地方。
我认为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那个男孩说想要出去，到西海岸去，去买摩托车。为什么要买摩托车，因为一路向西行驶，然后摩托车把手会一点一点变暖。然后女主角听了这个话就没有说什么，就到客厅里面把恒温器的温度调高了两度。这种细节，就感觉到处都充满涟漪，这么短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合乎了安吉尔的标准。你不仅可以看出比蒂的风格，也可以看到《纽约客》小说栏目的取向是什么。虽然说《纽约客》其他的内容都是非虚构的，但是这个小说栏目是这个杂志魂魄了，是他们想塑造的，可能是比较中产阶级，比较城市化的，比较含蓄、优雅、但又反映一点社会现实的东西。
Btr：那个细节我印象很深刻，扶手可以变暖。用90后的话说叫"暖男"。柏拉图之恋都是很暖的。我想对一个作家来说，至高无上的荣誉很多，一个是被《纽约客》接受，还有就是一个成为一个形容词，可以定义一个时代。美国人喜欢文字游戏，说明跟那个时代关系很密切。
金雯：一个主力文学编辑对作者塑造作用很大，今天看到的她的文字并不是一个个人头脑里面的精神产物，是和编辑不断协商、修改，不断改变自己风格的结果。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美国短篇小说作家卡佛身上，卡佛常年发表短篇小说的杂志叫《时尚男士》。那本杂志主要的文学编辑对卡佛的风格，对他所谓的极简主义起了关键的塑造作用。
安·比蒂小说当中充满漫无目标的年轻人，这实际上是时代精神。为什么安·比蒂被1970年代所有读者那么接受，而且把她的名字变成了专有名词。这项殊荣就像btr所说，比如美国文学史上，惠特曼的名字变成了形容词，只有美国最伟大的文学作家才有。为什么形成伟大文学，就是一位作家本身的审美志趣，他对人物的看法和时代精神正好契合的时候，就产生了进入文学史的文学。
刚才说的漫无目的确实是她人物的关键性格特征，这跟安·比蒂本人有很大关系。她在念研究生的时候，对学业是三心二意，她都是深夜一个人在宿舍里，自己不断写东西，这是她的爱好，她也没有为此制订非常清晰的规划和计划。她没有目标，就是不断写，有时候给自己朋友看一看，然后自由地投稿，投给包括您刚才提到那些西部文学评论和《纽约客》。最后她非常幸运，被《纽约客》编辑从一大堆自由投稿当中抽出来，成为可以直接跟他通信的作家。这是比较幸运的事情。但是总体来讲，她的个性并不是对自己制订一个确定的轨道，朝这个方向前进。她的人物也是这样。
如果看书的话可以发现，里面人物的情感内核、人物的情感特质，最重要一点就是矛盾、纠结的情绪，但不是非常痛苦、非常明显的矛盾。没有惨烈的悲剧感，也没有深陷祸害的沉沦感。就是淡淡的，不能确定，似乎有情，但是不能完全投入，有一种持久、挥之不去忧伤的感觉，好像是温水里面的青蛙，缺乏可以驱使你去做决绝姿态的激情。
说到这个时代，就是1970年代初，1974年当然是美国历史上很灰暗的一个时期。因为1960年代大家知道，是充满革命激情的年代，1968年反越战活动，还有民权运动。1960年代就是各种反文化，反主流文化不断兴起，发出自己声音的时代。
但是这样一来就打破了比较传统的对婚姻、爱情、感情的理解。这些传统的东西失去之后，年轻人一下到了1970年代，是保守主义回潮的时代，所以他们就处在了无可适从的年代。他们很眷恋1960年代革命的自由，身心自由，性解放的理念。另外就是处于尼克松时期，比较保守，对宗教的认识重新加强了。而且尼克松也提出，所谓沉默的大多数。沉默的大多数就是支持越战，支持美国国家主义，支持道德价值的人。所以主流道德价值回潮。年轻人受到这个潮流的影响，就觉得稳定下来有一个规范家庭很重要，在新旧理念之间，处于一种被两者撕扯，没有适从感的阶段。这样也会产生很多迷惘的情绪。感情是有的，但是又很淡。对婚姻有一定期待，有一定向往，但是又恐惧，又不想进入婚姻。这里面人物的人际关系很脆弱。所以1970年代她的书出来就会引起很多读者的共鸣，成为一个时代的代名词。
黄昱宁：说到她跟卡佛之间的关系，因为在文学史上很容易跟卡佛合并，因为觉得时代差不多，然后也会被贴上极简主义的标签，因为写的东西，都比较淡，不会有那种浓墨重彩的传统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在当时是挺先锋的，她第二个故事发表了之后，唐纳德 巴塞尔姆就打电话给她，然后就问你从哪里来，你是谁，怎么可以写出这样的东西。这个问句也很简单。她为什么会唤起《纽约客》的兴趣，为什么会引起巴塞尔姆的注意，怎样和卡佛相提并论。其实这两个人有相同点。你细读会发现，不同的东西比较多。有一些是表象的，有在卡佛笔下出现的蓝领形象，这跟他们所处背景和受教育程度不一样有关系。有人形容安·比蒂笔下人物的时候，有些是接受了过度的教育。我不明白为什么是过度，但是有一些作品中，譬如第一本的《科罗拉多》里面讲到，就是几个耶鲁毕业生，是有一种感觉，有很多东西是被省略了，不会告诉你在耶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但是会让你觉得这种隐痛是一直在的。他们以前接受的教育和现实有割裂。
还有一点，这是评论家分析，因为他们统计，安·比蒂的作品里面，大部分都是用现在时，而卡佛是一直用过去时的。现在时会给你什么感觉？会给你始终，每一行字里面都隐含着指向未来的预兆，但是她又帮这个故事卸下负担，不需要交待这个预兆会不会出现，这个预兆到底是什么。过去时当中，我理解就是讲丧失感和消失，挽回过去。我觉得卡佛笔下有更多男性消失的感觉。安·比蒂就是随时切进去让故事开始，然后直接就拉出来。有一点时态上的微妙不同。不用现在就跟你解释，究竟预示着什么。
所以说，其实这两个作家，《纽约客》对比蒂的塑造和《时尚男士》对卡佛的塑造，确实是两个方向的。我们这些读者其实挺幸运，我们不需要收获两个卡佛，也不需要收获两个安·比蒂。只需要有一个卡佛，一个安·比蒂，这对文学是最好的事情。对杂志来说，像《纽约客》的编辑也是这么感觉。
据说在安·比蒂走红之后，就有很多人模仿，因为风格化的东西会有比较多的模仿者。但是《纽约客》的编辑基本上把这些都退稿了，因为他说，我不需要另外一个，而且他认为在安·比蒂笔下描写了一些比较敏感的东西，比较不太适合《纽约客》的东西，譬如吸大麻。这些其实在《纽约客》的取向当中，不是被他们非常推崇的东西。这跟他们的主编有关系，当时的主编是一个很保守的人，有一个段子，就是关于安·比蒂和大麻的。
在《佛蒙特》那篇里面，就是第一本里面的故事。就是有一个蟑螂，因为每一个稿子主编都会看，是三审。到他手里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用铅笔注了一下，这个虫子到第五页之后还在那里，他认为这个是蟑螂的意思。但是后来，安吉尔，就是编辑就用铅笔回了一句，是大麻烟蒂。在肖恩的词库当中只有蟑螂的意思，但是这个社会并不是那个样子。实际上年轻人生活在大麻烟雾、不尽人意的婚姻、工作当中，一直挣扎在困局里面。
我说这个例子目的就是想说，《纽约客》的取向是希望能够有限度地展现这个社会生活。因为《纽约客》的定位是中产阶级，仍然有保守主义的东西在里面。但是他又希望用一个比较适合的分寸，把社会生活引入这本杂志，而不是完全割裂开，脱离开这个社会。这样的任务要放在怎样的作家身上，这是他们经过精心考量的。这样的东西，可能只有在安·比蒂笔下掌握，才是合适的。可能赤裸裸地展示出来就不是《纽约客》要的东西了，他要隐藏在这里面，这才是他们理想中的状态。
还是回到题目来说，《纽约客》之于安·比蒂，安·比蒂之于《纽约客》，确实是两者互为标签，是比较有趣的。
另外卡佛其实从那个意义上来说，一直是《纽约客》的外围作家。之前也被退稿很多次，当然没有十三次那么多，被拒了几次之后就不愿意再被这样糟蹋。到1981年，他的第一篇才出现在《纽约客》上。虽然说他们在文学史上卡佛名字更大，但是在《纽约客》范畴当中卡佛是外围，安·比蒂是核心作家。
黄昱宁：安·比蒂的东西，生怕你发现，甚至你会有这种感觉，要把它藏起来。因为我自己也学着写小说，我会觉得这个句子我第一次没有发现。刚才提到的把手什么的东西，我原来只看到把手变暖，我没有看到后面的恒温器，第二次看这个细节的时候，我看到了。原来点在后面，把手变暖是这个孩子对外部世界的向往。女主人公把恒温器调高了两度，这是代表这个女人对他的情愫也好，或者是对生活的向往也好，或者是希望有一种默契，她把这个句子放在非常不起眼的地方，前后都有别的句子，不会另起一段。很多作家会巴不得你会注意一下，去hight light一下，但是她反而不是这种做法，她笔下的事物带着羞涩表情，一定要藏在这里面，生怕你一下子发现了，会跳出来很突兀的感觉。就像日常生活当中一样，仔细来看一定会有发现，这个东西真是看不快的。什么东西可以看快，就是故事情节推进非常快的，过两页之后，这两个人上床是看得快的。但是从标题就把你的希望就一棍子打死了，不要想了，就慢慢的，他们之间怎样风吹草动，暗香浮动，涟漪密布，把节奏慢下来。这跟大多数作家不一样，大多数作家很难抑制让你来看他这种表现。
我不一定是说更喜欢哪一种，其实后一种也有做得非常漂亮的时候，让我为作家的这种才华所折服，但是毕竟也需要像安·比蒂这样的作家，让你可以慢下来，你可能看第三遍，自己生活当中某一些画面就出来了。有的时候像《科罗拉多》《佛蒙特》里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突然之间闪回回来。像我记得有一篇小说里面有秋千，也是很重要的东西，隐隐约约在这里面，而不是把这一幕拉出来，很隆重回忆一下过去。这些东西很现代，很电影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