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晓光表示，一个例子很能表现王元化始终寻找真理的学术精神，即他先后三次修改《文心雕龙创作论》书名。
《文心雕龙创作论》是王元化的代表作之一，通过古今结合、中外比较等研究方法，使古代明而未融的理论光彩，得以现代意义上的阐释，同时也在本土资源与外来观念之间，创造出一种沟通对话的可能性。这本书于1979年出版后，即获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荣誉奖。"先生起初写这本书，是为了揭示文学创作的规律。因为当时的背景是不讲艺术规律的，先生这么做本身就是一种求真知的精神。"陆晓光说。
但就是这样一本已经取得成功的著作，再后来几次的修订时，王元化先生数次修改书名。1992年再版时，书名改为《文心雕龙讲疏》。"王先生认识到自己以往的想法或许有错误，从书名到内容，都要重新改过。黑格尔认为人的理性有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一切东西都可以被人的理性把握，在上世纪50年代，这个想法对王先生鼓舞很大。但到了90年代，他开始反思，人的理性到底在多大程度可以掌握客观规律。他认为对人类局限性要有所认识。"
第三次修订时，王元化再改书名——《读文心雕龙》。陆晓光说："我个人感觉，改成《读文心雕龙》是他对中国古典价值有了更高的评估。讲述《文心雕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而《读文心雕龙》，大家都可以。"他认为，数次修订体现的，是王元化一直在反思、为自己做减法，这就是一种求真知的学术精神。
王元化常说，学术不仅是为了政治培育人才，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够转移社会风气，提高人的文化水平，影响人的素质。学术上的虚假、浮夸、陋习，往往会成为社会上的弄虚作假之风。不管搞哪一种学术，都要老老实实，踏踏实实。长此以往，毕业以后，不管是不是做学术，做其他的事情也是正的。
陆晓光回忆："王先生曾说，做学术就是要寂寞、清苦，要耐得住寂寞，发奋，这样做深下去，可以体会到内心的快乐，这才是学术的最高境界。"
陆晓光认为这一点也体现在王元化的文艺思想上，"王先生读莎士比亚戏剧，他说对奥赛罗产生了强烈共鸣，仔细分析起来，是和自己从小所受到的教养有着密切关联。这个解读就谈到了渗透在他血液中的理想主义背景。"
另一件事则是上世纪40年代的，"我有一位博士生做论文时，翻出了当年王元化批评钱钟书《围城》的一篇文章。但是王元化的晚年文学当中，不愿意收这篇文章，为什么呢？我想可能和王元化反思以后的文艺观相同，他认为自己年轻时代的文艺观比较激进，说话比较过分。后来他意识到文艺理想是可以多样性的，可以有侧度的，不应该只有一种。"但这也能说明王元化在年轻时代就是理想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