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南读书会 来源：上海作家 2016/11/08
考古学家认为在文字尚未出现时，地图就已映入人类的视野。追溯过去，地图也曾经是精美的艺术和昂贵的奢侈品,它的历史几乎就是人类自身的历史。几千年来，人类以非常多元的模式来描绘世界、展现和认知地图，并用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它既是国家与权力的象征，也是一个看得见风景的世界和智慧宝库。艺术史家阿尔珀斯所说：“在艺术、十七世纪荷兰的世俗知识与绘画之间，地图即绘画无疑是正确的，可能在别的时期或地方不会具有这样地图和绘画之间的巧合。巧合体现在出现在墙壁上那些起到装饰的地图之中，在肖像画、风俗和静物画中经常出现的地图制作，以及在印刷出版商、雕刻师、制图师和其他绘图者复杂的商业关系之间。”地图的制作以及背后的因素，往往被隐藏在历史长河中，为什么不同时代的地图会具有很不同的面貌？
在十七世纪，地图越来越成为一个知识的“集合体”，因为绘制精美的地图往往包含了地理、艺术和历史的复合知识，像是一部百科全书。十七世纪的荷兰作为世界制图最高水平的国家绘制了大量精美的航海图、大幅壁挂图、区域地图和世界地图，完美诠释了地图本身具有深刻内涵和无以伦比的美感，对制图者身份的重新界定贯穿整部书籍内容，由于欧洲古代地图制作者往往是由学者、艺术家、手工艺人和科学家等复杂的社会群体构成，地图才会以多元的图示出现。而无论是欧洲与中国古代，地图始终受到社会精英阶层的关注，他们既是地图的使用者、鉴赏与收藏者，同时也参与地图的绘制活动，文艺复兴时期以及十七世纪时艺术家画地图是个普遍事实，一个著名例子就是达•芬奇绘制地图。
地图的渊源非常早，在古希腊古巴比伦，甚至印度这些地方都发现过类似的东西。所以说上下五千年的人类历史一直到今天，这个地图曾经发生了非常多元的变化，这种多元的变化是什么在发生变化？对十七世纪的制图来说，科学与艺术是两股积极的力量。耶稣会士初至中国时，正是凭借科学之力打开传教的局面，在耶稣会士学习中国文化的同时，有关地图的绘制也在参照中国的地图传统，这种联系在晚明的地图绘制中再次上演，耶稣会士与明朝精英们在地图的尺幅空间中展现出他们优雅的策略和对地图图像的传奇演绎。中国与欧洲地图交流恰好始于这一时期，耶稣会士在传教时意外发现晚明士人热衷于了解欧洲的《世界地图》。传教士们试图学习中国地图的方法来绘制世界地图，而中国的学者们自此也可以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域外的广阔世界。
地图的艺术风格是一个有趣且复杂的话题，尽管这一领域还不被人们深入了解。地图史是否对应艺术史的发展，尤其是艺术家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地图的图示，都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对它们的探讨也许会重新定义科学与艺术对人类文化的改变，以及这些因素所起到的具体作用。例如古代中国地图，人们只是粗略地知晓画家们，尤其是山水画家可能参与了古代地图的绘制，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制图起到影响，例如绘画中的透视观察和表现因素，由于史料的缺乏而依然无法知晓。欧洲则十分明确，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十七世纪就有为数众多的艺术家（尤其是铜版画家）直接对地图制图施加影响，欧洲地图十分重视它的装饰性和绘画表现。
今天可以了解到许多著名欧洲艺术家曾参与了地图的绘制，在阿姆斯特丹，铜版画家们的另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地图的刻绘。在画面的呈现方式上，画家们发挥出他们的才智，使地图变得生动、立体和不落俗套，科学对艺术的滋养体现在透视学、几何学和投影测量术上，这些不仅是文艺复兴以来造型艺术的法宝，同时也是欧洲制图的基石。地图也成为画家们用来表达想象力、神话、象征与宗教影响的一个乐园。在面对自然景观之时，制图家和艺术家取得了共识，十七世纪的欣赏习惯没有像现代人一样，把作为“艺术”的绘画与作为“知识”的地图区别开来。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地图和绘画一样都能够记录地理环境，而这样的方式在十九世纪以后就越来越少。艺术家广泛的参与制图使地图的面貌加上了唯美的注脚，感谢他们，使我们在几百年以后可以再看到一个五彩斑斓的地图世界，而不是今天纯实用地图的那种无味视觉体验。
地图的观看可以从太空中，手机和电脑上进行，这是时代对地图观看模式再次演绎，地图从未停止过视觉面貌的变化，但地图的图绘人文之趣并非昨日绝响，尽管许多通向往昔的桥梁已经变得不可逾越……。在游历于地理经纬之时，我们也观赏了这些美丽的地图与绘画，这是一段令人着迷的历史，简短的评述无法涵盖那些引人入胜的地图故事，它们像一个个地图坐标一样，将读者引向未知而有趣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