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与上海
杨扬认为，过去对于茅盾的解读多是从政治角度，而现在研究者们可以从更多的角度突破。而他个人的角度，就是探讨茅盾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关系。
虽然茅盾来自浙江乌镇，但是他自己也曾说：“我如果不是到上海来，我如果不是到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来工作的话，可能就没有我文学上这样的成就。”由此可见，在上海的生活经历，对他的事业发展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
“对于浙江人来说，想让小孩以后有出息，念大学的第一个选择必然是上海。”杨扬说，“人的成才一定和他发展事业的环境有关系，所以茅盾选择了这座城市。”从茅盾的人生历程来看，他当时有母亲的建议与亲戚的辅佐，在文学教育这条路上一直往下走，成为一代宗师。
与此同时，上海在茅盾所处的那个时代有着得天独厚的地位。茅盾先生政治和文学的起步是同步的。因为他的 ，他加入了马克思主义小组。另外，他也与鲁迅，周作人等人取得了联系，于1921年主编了《小说月报》。“此时的茅盾已经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青年，”杨扬说，“而是新文学运动的一个弄潮儿和引领者。”
《子夜》中的“大上海”
茅盾通过《子夜》展示了上海的城市生活，并稳固了自己文坛领袖的地位。“如果我们问：要怎么写上海，上海的作家哪些作品写得比较有意思？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张爱玲。”但杨扬也提到傅雷对她的尖锐批评，“张爱玲确实写得很有特色，但她总把眼光集中在小人物的灰色人生上。从我个人研究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写法未必不可，但把握上海这个城市的时候，小市民绝不是里面的全部。如果没有精英人物，全部是一些所谓的小市民的灰色人生，上海就不能被称之为大上海。”
而茅盾的作品，却恰恰抓住了大上海之所以为“大”这一点入笔。茅盾由于在政治上处于较高的地位，与陈独秀这样的人结交，曾担任上海交通局局长。所以他知道要怎么写那些“大人物”，知道他们面对政治事件的神态、反应、动作等等。
“茅盾因为在政界、文学、文化界都有很深的介入，这一幕幕场景融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大上海的比较清晰的脉络，这是他对于城市的意识。”杨扬说，“茅盾的野心是很大的，他觉得要全景式展示30年代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图景。”
沈韦宁：我的爷爷不是伟人
沈韦宁说，他从未把茅盾当成一个伟人来看待过。
“其实说实话，在我心里，我爷爷就是一个和蔼慈祥的老头。”他回忆说，“他从来没有真正要求我一定要做什么，而是引导我，发掘我对事物的兴趣，支持我做所有的事情。”
在沈韦宁的印象里，茅盾的生活很规律，很平凡，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事情。沈韦宁很长时间里都没有意识到，爷爷年轻时经历过那么多。“我爷爷在建国以后担任文化部长，专门建了两间平房，作为书房，也接待客人，房间里整面墙都是书。”沈韦宁笑称，自己没有文学方面基因的遗传，反而成为了一个电脑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