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涌豪教授的著作《中国游侠史论》，第一版出版于29年前，二版出于复旦大学出版社，最新版出于上海人民出版社。相比较以前，新版有了许多增补，几乎每页都有更动，又增加了五万字内容，增加了一万七千字的代序，耗时五个多月。汪涌豪坦言，游侠是他个人偏爱的选题，与他的个人趣味有关，也和他的一段生命联系在一起。他回忆起，写这部书的时候，女儿刚出生两个月，抱着她写。等这本书写完，她已经能拿着稿子抓了，把最后一页撕碎了，印象非常深。所以书第一次出版时，拿在手里摸，很带感情地抚摸了很久。
一、侠的来处
人们说起侠，一般会认为是打抱不平、快意恩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汪教授认为，今天的侠是正面的，历史不是这样的。侠有两面性，一方面仗义出手是他的美德，另外一方面是杀人，杀官、杀民都有，未必都是劫富济贫，也有劫富不济贫的。
汪教授认为侠的来源相对复杂。古代的士算是低级贵族，一般经过六艺教养，能文能武。春秋末战国时期，经历社会大变动，士失去工作了，需要重新选择职业，一部分勇强的尚武的就成为侠，一部分能说会道的就变成书生了。所以侠当初并不是社会当初的小混混，也不是人生路途上的失意者，只不过是争取自己重新上岗一个的职业选择。
关于侠的来处，虞云国教授从社会阶层变行进行了分析。侠之所以在春秋末年、战国时期，成为很突出的社会现象，跟当时社会很有关系。在奴隶制制度里，士是贵族中最低的。随着社会变动以后，原先的那种阶级等序没办法再维持下去，最低等的士所继承的身份不多。士的身份越来越低下，他只能自己找出路，能说会道的做说客，有点武艺就成为游侠。
中国的游侠文化，春秋末到战国时期，达到很辉煌灿烂的高度，一直到秦汉时期，这500年是中国侠文化的辉煌时代。为什么这在500年里，能够成为游侠文化一个黄金时代呢？在秦始皇统一以前，一个所谓的原先的社会次序完全打乱了，很多以原先次序能够解决的社会问题，包括下层人民在生存过程遇到的不公正，遇到的屈辱特别多，社会动乱特别多，没有力量来解决，出现了所谓权力真空，变成自由身份的士，就起了一种游侠作用。
虞教授谈到，“我们中国的游侠精神，先是从汉武帝以后，后是从宋代以后，特别到明清以后，专制更厉害，游侠精神在整个民族层面，在整个国民性层面基本式微了。”
二、侠的人格
关于侠的思想来源，学术界多有争议。汪教授介绍，有主张侠来自墨家。因为墨子代表的是小生产劳动者，重信贵义，讲究兼相爱、交相利的平等思想，这都是老百姓喜欢的。有人认为出于儒家。儒家思想里的舍生取义，比如说托六尺之孤。舍生取义这种精神和侠的精神是互相贯通的。也有人说来自道家，等等。
汪教授认为，侠不是一个固定的社会集团，不能仅从社会界别、社会成分来论侠，也应该从个人的性情来加以看待。出于对侠义的崇敬、喜欢，与侠义精神结合在一起，超越了亲缘、地缘和经济利益，彼此靠着共同的精神追求在一起，遵从侠的原则。
他进一步阐述，侠是付出性行为，不是获得性认为，准入门槛比较低，只要愿意付出就可以成为侠，不存在界别，不存在社会成分，从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侠。
侠见不了社会的不公正。侠不接受现实中的不公正，他把公平顶在头上。在侠看来，公平是绝对的，是没有商量的，由于不公平经常发生在弱势群体上，所以侠天然站在弱势一边。
侠有不计条件的忠诚。传统意识中国人的忠诚也是看对象的，总的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臣民要对皇帝忠，这个忠是有条件的。侠不是这样，侠是不根据对方的回报，来付出自己的忠诚。
侠有强烈的责任意识。侠的责任不仅仅局限于小集团，冲破了对象局限，所以他是全开放的人。有的游侠当然也有私心，比如做好事，打打杀杀，付出性命，换来一点名气。但是他的私心要通过为别人服务而实现。
虞云国教授说，宋以后，尤其是到了明清，作为一个群体性的存在，侠基本是越来越衰弱。但是人心里，因为对封建专制肯定有不平，对侠的渴望也会出现。可以注意到到明代后期有所谓公案小说，到了清代又有很多侠义小说，包括在公案小说又加入了侠义成分。
封建专制下，在最基本的正义难以保障时，遭到不公正待遇的老百姓怎么办，他就需要一种心理代偿，比如说我实际生活中得不到的，就从文学角度找到安慰。怎么办呢？有四个心理代偿：一，明君，好皇帝；第二，贤相；第三，好官，清官，如包公、海瑞之类。第四，大侠，主张正义。你看三侠五义、七侠五义、施公案等文学作品，清官旁边都有大狭，而且都是武侠，所以汪先生说，文侠比武侠更受人尊敬，我同意这个看法。
三、侠的精神
作为研究宋史的专家，虞云国教授坦诚，对宋朝是又爱又恨，爱的地方在于，宋代文化确实很辉煌，有些地方甚至超过唐代，但是宋朝相对柔软的民族性格，又让后人情感复杂。
他认为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基本没有断绝过，西方的骑士精神，也在延续。但是中国的游侠精神，先是从汉武帝以后，后是从宋代以后，特别到明清以后，游侠精神在民族和国民性层面不断消逝。所以梁启超就曾提出中国人要有自己的“武士道”。
汪涌豪教授谈到，当一个人内源性结构能顺利展开，就形成一种比较开放的人格，正常、有担当的人格，这时候他对社会充满热情，充满诗意，他希望周围的世界真的成为诗意的世界。
今天中国人的人格在萎缩的，许多人毫无担当，许多人对朋友充满警惕，许多人躲避崇高，许多人过得浑浑噩噩，国民性弱点集中体现在没有担当、滑头、世故、明哲保身，这些东西在“侠”的人格当中不能汲取一些营养吗？像侠的那种以别人为先，因公废私，爱憎分明，爱打抱不平，这对今天中国人格的健全难道没有作用吗？当然这种人格形成，仰赖于一定社会的滋育，但这种人格本身对社会并不是说没有任何反作用。
司马迁说“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就是人总会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总会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汪教授说：“一个人想为别人做事，在这个过程，对他自己来说，他就获得一种智慧，对别人来说这就是品格的崇高，所以从这点上来说，我觉得侠的精神，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