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16日下午两点，第103期思南读书会在思南公馆如期举行。本期读书会邀请到了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孙周兴教授、同济大学赵千帆副教授和余明锋博士。三位嘉宾就“今天我们怎样读尼采”这一主题展开了一场学术性对谈。
西方对尼采的四种解读方式
如果说马克思预言了20世纪以来人们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基本状况和基本动向，那么，尼采则在精神层面上给出了人们许多天才性的预言。孙周兴教授认为，在西方，对尼采的解读方式主要有四种。
第一种是心理和传记的解读。尼采生于1844年，25岁当教授，在1888年这一年里，他写了六本书，近乎疯狂，到1889年年初他就疯掉了。此后直到1900年，他在精神病里面待了11年。在尼采生命的最后时间里，他看到妹妹伊丽莎白在旁边哭，就对她说：“伊丽莎白，别哭，难道我们不幸福吗？”其实，从世俗眼光看，尼采一生实在谈不上幸福，他一辈子没有结婚，也没有女人，也没有名声，没有读者，像《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四部当年只印了40本，还没人买，只好到处送人。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说，尼采都不是一个成功人士。孙周兴认为，我们看一个伟大的作家、伟大的哲学家，我们希望看到他怎么生活的，他的思想和作品跟他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传记和心理的解读是很普遍的、很常见的一种解读方法。
第二种是文学和美学的解读。尼采的书之所以在中国有那么多的爱好者，至少部分是因为他的表达方式，很诗意，很文学，很有趣味。尼采自己也说他书是文学，像《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自诩，是可以跟莎士比亚和歌德文学并列的。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后来一直有人从文学、美学这个角度来解读尼采，这是正常的。
第三种是哲学的解读方式。尼采的哲学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69年—1876年，在尼采早期哲学里，他构造了一个美好的人类文化状态的理想。什么样的文化状况是好的？他认为只有前苏格拉底的希腊早期文化，当时的悲剧艺术才是最好的文化样式。第二个阶段是1876—1882年，这时候他写了两本书，一是《人性的，太人性的》，二是《快乐的科学》，在这两本书里面，他开展了对以基督教文化为标志的西方文化批判。最后是1882年—1888年，这六年里，他写了许多著作，最重要的两本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权力意志》。哲学的解读实际上有很多方式，其中最典型的是马丁·海德格尔百万字的《尼采两卷本》，在这本书里面，他把尼采描写成一个“最后的形而上学家”，一个哲学家，认为他的“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两个基本概念，是对形而上学两个基本问题的解答。“权力意志”是对哲学的本质问题即“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事物的本质是什么”等问题的解答；而“永恒轮回”是对形而上学的实存问题即“个体如何产生、如何运动和如何实现”等问题的解答。法国的新尼采主义虽然不会赞同海德格尔的解读，但他们做的阐释也还在哲学层面上。哲学的解读也是中国学者普遍接受的。
第四种是政治哲学的解读。孙周兴认为这是最近一些年来出现的新趋势，特别是美国的列奥·斯特劳斯的尼采解读，对当前国内的尼采研究起到了重要影响。赵千帆以伦敦大学学院的校学生会禁止学生开展尼采思想研讨为例，说明西方把尼采解释成了与今天的时事相悖的思想方法。“只不过像刘小枫先生，他认为尼采这种想法是对的，我们现在的方向都是错的，所以我们需要尼采，就像我们刹车闸一样，把我们今天个时代刹住。”他认为读尼采有助于帮我们看清尴尬的思想境地。
尼采哲学的三句话
孙周兴教授在讲座中指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今天，在中国共掀起了三次尼采思想热潮，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尼采热、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的尼采热、以及2000年以来的尼采热。不同时期对于尼采思想的解读角度是不同的，比如五四时期的启蒙读法，80年代的美学读法和新世纪的政治哲学读法。
孙周兴本人更倾向于从哲学和文化批判的角度来讨论尼采。他认为尼采哲学主要讲了三句话，第一句是“人生是虚无的。”人有欲望，欲望要满足，高度激烈的愿望的满足往往会带来痛苦和失意。这是叔本华给出的逻辑。尼采在“人生如此有限和痛苦，我们有什么理由活下来？”这一问题中，实际上已经给出了一个虚无主义的人生规定。
第二句是“文化是虚假的。”人们创造了宗教，人们创造了艺术，无非都是要论证人们活下来是有意义的。尼采举过一个例子，希腊通过神话和早期文学，创造了一个光辉灿烂的希腊神话世界。但有一个问题，我们一直没搞清楚，为什么希腊创造的诸神跟我们人长得一模一样，有我们人一样的性格，也和人一样的干坏事？孙周兴表示，尼采给出了一个解释，他还是服气的，尼采说因为希腊人想通过这个来证明，我们过着跟神仙一样的日子。所以他们创造出来的诸神跟人是一样的，那是一个神仙的世界，我们人活得跟神仙一样，这根本上是一种自欺。尼采的动机很清楚，在《悲剧的诞生》里面，他深受大音乐家瓦格纳的影响，瓦格纳认为我们工业科学发展以后，所有的文明形式都出了问题，我们的生活世界都搞得太单调，太明白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快玩完了。所以瓦格纳试图通过艺术重建神话，以挽救文明的颓败。尼采早期接受了瓦格纳的这个思想，进一步从生命哲学角度、从生命力的提高与否的角度批判传统文化，包括宗教、道德、科学和哲学等，认为传统文化不外乎是一种颓废文化，构成了对生命力的削弱和下降，在此意义上他认为文化是虚假的。
如果人生是虚无的，文化是虚假的，人活下来有什么意义呢？第三句话给出了答案：“生命是刚强的。”对于这句话，孙周兴解释道：生命是刚强的，我们最后还是有一种力量要活下来，要去战斗，要去创造，要去面对这个虚无的世界。尼采的哲学论证了一点，生命意志通过个体的创造性活动，最后可以克服人生的虚无。
从这三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尼采是一个指向当下、指向未来的哲学家。
怎样读尼采？
对于“怎么读尼采”这一问题，余明锋从形式方面总结了三点建议。
尼采在写作的时候，他特别喜欢用“我”或者“我们”，哲学上用“我”或“我们”是很忌讳的，因为哲学要谈普遍真理。所以，我们在读尼采的时候，首先要“区分清楚尼采的视角”。他指出：“尼采说的我们是指谁们，这个谁们决定了他下面讲的话是从什么视角出发讲的，不要把它搞混了，搞混了，尼采就读不懂了，就发现尼采全是矛盾了。”
其次要“注意尼采使用的概念可能处在不同层次上”。他举例说：“比如道德一词，在尼采的《善恶的彼岸》里就有好几种概念。一种是他所谓的奴隶的道德，禁欲的道德，反自然的道德，还有一种自然的道德。还有他所谓的贵族道德或者自然道德，生命的道德。还有一种更宽泛的含义，在尼采那里可能是更重要的含义，囊括这两个，甚至是超越这两个，关于我们内在灵魂的统治秩序，这个叫道德。这样关于秩序的道德观念，就在不同的层次上。”
第三是要注意隐喻和一词多义。尼采晚期有一本书叫《偶像的黄昏》，它有一个副标题，叫“如何用锤子搞哲学”。比如“锤子”这个词，尼采说这个“锤子”不光是砸的意思，也有听和诊断的含义，还有造型的含义。余明锋强调：“我们在读《偶像的黄昏》的时候，如果理解锤子的多重含义的话，就发现这个文本无比丰富了。”
从内容方面应该“怎么读尼采”？对此，赵千帆作了补充。“关于尼采内容的读法有两种，一种是反启蒙的，一种是启蒙的继续推进的，”他说，“尼采是真正把启蒙的原则推到了它最极端的境地。他要去直面可能人性非常隐微的、我们通过自我审查或者自我欺骗想排除掉的一些思想。”
尼采与瓦格纳的关系
在读者提问的环节，“尼采与瓦格纳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引起了嘉宾们的兴趣。对于这一问题，孙周兴给出如下说法：尼采和瓦格纳年龄上差很大，瓦格纳52岁的时候，尼采只有25岁。虽然尼采这时候也算一个牛人，大学毕业即被评为教授，这在欧洲是没有的事。但相比之下，瓦格纳更牛，此时事业已经是如日中天了。那时欧洲有一个笑话，女人交往讨论时会问：“听过瓦格纳了吗？”“去了，我哭了”。这是有身份的人必须做的，必须要去哭一哭，不哭不好意思。这两个人间非常有意思，尼采一开始是瓦格纳的粉丝。原因在于瓦格纳的艺术理想吸引了尼采。孙周兴说，在19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流亡中的瓦格纳写了三部学术著作，对当代艺术做了重新规定，其中一本叫《艺术与革命》，标题就非常吸引人。瓦格纳认为艺术必须承担文化革命或者说文化革新的使命，所以他早期的著作是充满革命性的。尼采起点的思想是瓦格纳的，要求通过艺术解放人类，通过艺术（神话）重建欧洲文化，这样的理想都是瓦格纳给他的。但是到后期，瓦格纳倾向于保守了，尼采在他的作品中看出了基督教，看出了奴隶道德。尼采于是开始写一本书，叫《人性的，太人性的》，开始骂瓦格纳了。这两个人，一个大师一个小鬼，一开始他们对立不起来，而到七十、八十年代，两个人对立得起来了，瓦格纳的夫人清楚得很，他认为瓦格纳身后最大的敌人就是尼采。《瓦格纳事件》是在1888年，瓦格纳早就死掉了，尼采才写这本书，算个总帐，以了一生的恩怨纠结。
余明锋表示，音乐和戏剧的关系在瓦格纳那里，有点类似尼采的哲学和文学的关系，是不能分开的。如果只读瓦格纳的文本是不能理解他的，如果只听瓦格纳的音乐，也不能完全理解它，一定要一起理解。他举了个例子：他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两个什么话都没说。但是音乐透露出一点，两个人相爱了。两个人都还没意识到。这种动机性的东西，这种深刻的东西，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够理解。如果真的理解了瓦格纳的音乐和戏剧，就会发现他和尼采之间的关系是“非一言所能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