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感、断裂所在的地方产生诗意

　　“作为写作素材或背景，乡村性的诗意与生俱来，‘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孟浩然的诗是天然的山水画，非常地美、非常地诗情画意。”谈写作的“诗意”感，上海青年作家滕肖澜认为，乡村在诗性方面占有一定优势。反之，城市人多、节奏快，生活看似单调而又格式化，“比如我们早上起来，到楼下买豆浆，碰到邻居打招呼，这些都是非常家常、琐碎且波澜不惊的城市生活，但它们又都是真实的。诗意是什么？如何在刻画世俗的城市生活时提炼出诗意？”

　　与滕肖澜对谈的台湾作家李维菁从都市，也就是都会的概念开始谈起。“都会有两个特征，一是人口密集，二是金融资本高度集中。在这背景下，衍生出人际关系或人的实践等各种反应形态。”李维菁介绍，台湾从1990年代起大量讨论都会这一概念，“1990年代台湾金融资本高度累积、媒体快速成长，大家幻想的是疆界的消弭，多元文化主义是文学、艺术戏剧的主轴，也是90年代的关键字。”

　　李维菁著有长篇小说《生活是甜蜜》，在书中，艺术圈生态一一铺陈。“艺术对人有一种召唤，有人创造于他的欲望、幻想，想象能顺利落地，有人不行。这些内在幻想和欲望，都令我着迷。”这是李维菁的写作理由。上海书评人btr从《生活是甜蜜》这本书中读出了音乐性，他认为音乐性是都市生活诗意的关键词，“书的每一个章节反复出现一个主体性的旋律，但主旋律之外，还有额外的、自由发展的东西。”

　　诗意也与距离有关。“如果用上海话表达一本正经的情感，那听起来有点滑稽，比如沪语的‘我爱你’似乎听起来有点嘲讽。”btr举例。台湾作家高翊峰则不太同意这一观点，“我觉得上海话非常优雅诗意，因为我是客家人，完全听不懂。但每次听到别人说客家话好美时，我其实是在说非常粗俗的话。”高翊峰认为，“诗意”本身有一定程度的调离，陌生感、遗忘、和断裂所在的地方产生诗意。“现在回头看90年代，已充满了强烈的诗意，那种细致的、让现在的年轻人觉得很老派的东西，会因为时间和‘遗忘’展现出强大的诗意。”

　　时间诞生诗意。“现在拍一张照片，刚拍完可能没有感觉，等它微微泛黄，自然会有一些东西出来了。”这是滕肖澜描述的对诗意的感觉。

　　两岸作家彼此还太不了解

　　“诗意在台湾语境中的意思是穿透现实，你快速地下去戳破现实的包袱，在很深的一瞬间抵达生活的本质，然后再很快地离开。”台湾小说家黄丽群认为瞬间性和速度构成诗意，同时她也指出两地在诗意的语境上存在差异，“在台湾讲诗意，通常不会联系到自然牧歌式的想象。”

　　“很多时候，两地语言的壳是一样的，但外延范围和核心意义在某些时间打不通。这个不同造成两地的写作者使用语言折叠与展开的方式很不同，这种歧义造成的空间也不同。”黄丽群以《生活是甜蜜》一书中描述的台北捷运与上海地铁的差异感为例，“台北捷运有一个很奇怪的空间性格，它是台北市最受到日式殖民教养所产生的空间。我们人口不是那么拥挤，人流速度不是很快，转运站也不会走很远距离，捷运覆盖尺度大概是上海的两三个区。在台北，捷运是非常白领、非常都会化的空间，所以它会被描述成清冷的现代化空间，而不是被描述成三教九流的、拥挤或遥远的空间。”

　　文化符号、语言风格、诗意的想象，上海和台湾两地存在不小隔阂。“大夏读书会”上，陪同6位台湾青年作家来沪的《联合文学》杂志总编辑王聪威提到，两地作家彼此“实在太不了解了”，“绝大部分大陆读者对于台湾作家的认识基本从白先勇、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开始；反过来，台湾读者对大陆作者的想象也基本只有莫言、余华、王安忆等人。”但这些作家都只是两地文学界的部分版图而已。

　　“谢谢台湾作家和上海作家可以在这三天非常密集地讨论，原本没有交集的群体一点点拉近。与其说我们在讨论文学，不如说我们在做初步的认识，就像轻轻抚摸对方的汗毛、抚摸对方的背一样。”王聪威说。

　　“我有一个诗意的想象，作品就像是一辆大巴车，把作家、评论家、出版人都装进来。我带着真实事件，好像要去揣摩虚构和变形的隧道，经历一连串冒险之后，希望看到的是未曾想象过的全新的景象。”在台湾小说家刘梓洁看来，写作是孤独的，有机会能与小说家、评论家聚在一起谈论创作，是难得的体验。

　　酒香弥漫，连续几天的交流，沪台小说家、评论家之间已非常熟稔，现场妙语连珠、巧语频出。有读者感慨“简直像进了作家宿舍”般随性，情不自禁的大笑与掌声是最好的例证。分别在即，“这场小型的‘会饮’，能够见识到大家放松的一面，这很难得。”黄德海说，“大家摸到了需要碰撞的边缘，如果以后有些机会再碰到，肯定要再撞撞肩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