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办，台湾联经出版有限公司和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2016上海—台北小说工作坊”最后一场活动在上海大隐书局收尾。青年作家们诙谐幽默，一位提问读者形容自己“误入作家宿舍”。
开启完全不同的文学想象
在幽默的氛围中，作家们坦言这次文学交流刷新了对彼此的固有印象。
“这个活动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我们互相太不了解。”《联合文学》总编辑王聪威直言，“两岸的文学交流进展其实非常慢，彼此的陌生感非常强。绝大部分大陆读者对台湾作家的认识就是白先勇、朱天文、杨照这些作家。他们塑造了大陆读者对于台湾文学的想象。”
“反过来我们对大陆作者的想象就是莫言、余华、苏童、王安忆这些作家。”王聪威将这种想象归结于商业绑架，是商业让台湾读者了解到这部分作家，“他们写了很多有关乡土的作品。坦白说这些很符合我们原本对大陆文学的想象。”
上海作家小白赞同王聪威的观点：“以前我对台湾小说的印象就是，不管是乡土小说还是仿现代的新小说，都有一种业余文青的感觉。但这一次让我完全改观了。”
“有时候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这种交流的意义就是让我们知道以前不知道的东西，以及让我们知道的东西有更多的交集。”上海作家btr说。
这次工作坊，从台北来到上海的代表作家有童伟格、李维菁、高翊峰、黄丽群、刘梓洁和伊格言。王聪威说：“这六位作家在台湾有很高的知名度，而他们的作品与过去你们所见的台湾作家的作品是截然不同的。阅读他们的作品，会让你们对台湾文学有截然不同的认识，相信可以开启你们对台湾文学完全不同的想象，甚至会具有冲击性。”
但上海与台北作家的交流还任重道远。“我们与其说在讨论文学，还不如说是在做初步的认识，就像轻轻抚摸对方汗毛、拍拍对方的背一样。我们对于彼此的文学史都了解甚少，所以要说有深刻的认识还谈不上，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起步。”
比起“写了什么”，更在乎“怎么写的”
在11月8日下午，上海作协还举办了两场上海与台北作家的交流会。上半场名为“虚构、非虚构以及真实”，下半场名为“内省与蛮荒”。
2011年，台湾曝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新闻事件。一名博士毕业、在台积电担任软件工程师的台湾女子在网上被一个号称是“美国中情局局长”的骗子骗了，不仅骗了感情，还骗了钱。刘梓洁当时特别关注这个案子，有一天她看到新闻说，这位受骗女子依然痴心不改，面对媒体秀出定情戒指，还宣称“我的爱情是真的”。
“ ‘真的’，这成了我后来的书名。”刘梓洁看着受骗女子认真的样子，就想也许这男人是假的，整个事情是假的，但唯一真的是女子的感情。后来刘梓洁根据这个新闻素材，完成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真的》。
“写这样的题材，最难的是真和假之间。我拿到这些现实真实的材料，要怎么再去把它转化成小说？我觉得最理想的方式或者还是亲身采访与一系列调查。但这么做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思考写作道德的问题——我采访了受害者、警方还有家属，我只摘取有意思的部分并把它变形，我有这个权利吗？”
刘梓洁坦言，她其实没想过在小说里探讨真实，也不是为了打击犯罪或伸张正义：“小说家更关注的应该是，如果写了这样一个小说，能不能被很公允地放在一个小说艺术评价层面进行讨论，而不是我写了一部葬礼题材就是葬礼专家，写了诈骗题材就是诈骗专家。”在《父后七日》红了以后，刘梓洁曾收到台北市民政局寄来的公文，内容是“因为您在殡葬业学有专精，因此请您来担任台北市殡仪馆的殡葬顾问”。
“我觉得太荒谬了。其实我只是一个写作者。一个作家努力写作，不会希望只因为 ‘写了什么’而被关注，更在于 ‘怎么写的’。”刘梓洁说，“在我的想象里，我带着真实事件去穿过一个虚构和变形的隧道，经历一连串冒险之后，出了这个隧道，我希望看到的是未曾想象过的全新景象。”
写小说也是科研
和刘梓洁相似的是，上海作家薛舒一写完非虚构长篇《远去的人》也“成为”老年痴呆症方面的专家。2012年，薛舒的父亲被确诊患了阿尔茨海默病，《远去的人》记录了父亲患病后的两年时光。
对于虚构非虚构以及真实这样一个议题，薛舒认为“真实与否”本来就基于某种主观定义，本身是人们依据自认为源于真实世界的经验以及知识来做出判断和界定。“所以我们判断是真实的就是真实的吗？这很可疑。真实可能只是一个截面的真实，不是永远或全面的真实。虚构非虚构和真实是两个范畴的定义，虚构非虚构可能是一个文学范畴的定义，真实则可能是哲学定义或科学定义。”
“《远去的人》出来后我一直不敢给我妈看，因为里面对亲情、人性有很多的质疑。我妈还是在一个遗漏的地方把文章搜出来了，结果她和我说 ‘你把你妈妈写得很不堪。你写得不对，那不是我，不真实’。我只能和她说 ‘有点虚构，你不要当真，这是小说’。”
“我就在想，人对自己的认识就是对的吗？就是真实的吗？因为大部分人，可能到我母亲这样的年纪已经没有了反省的自觉，她不会想她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子，也不会考虑她普遍人的人性弱点在她身上也有。其实我写出的可能是最普遍的人性弱点，但她觉得她没有。”
薛舒说，有的科学家或许对小说不屑一顾，但她认为写小说也是科研。“我们在感觉到一些可能性的时候，我们假设它存在，我们去写。经过漫长或短暂的时间，或许会出现在我们生命结束后都依然不能被证明的，在未来才出现的真实。”
小说写作是由观念推动的
“这几年我们经常会讨论网络如何排挤阅读和纯文学的生存空间，我们以前会觉得网络催生各式各样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挤压了原来的阅读。这两年的感受是真正的挤压在时间感里。现在的时间转速是超乎想象的。”黄丽群感慨，在新的时间感里，纸本书很占用注意力，而除了时间感加快之外，今天的讯息量也极为庞大，“1980年一份纽约时报承载的信息量是17世纪英国人一生所会接受到的信息量。现在我们制造的信息量更加庞大了。”
“这几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是，写作这件事情，尤其写小说这件事的本质是什么？对于现代人是否还具有必然承担而且无可回避的意义？”黄丽群坦言，在十年前甚至五年前她都不会觉得这个问题这么迫切，但如今已发现很多比小说效果好上十倍百倍的产物可以满足人类说故事、听故事的需求。
她更说到，即便在文学媒介里，小说似乎也不如抒情诗和时事评论更占有一番天地。“抒情诗并没有消失，还提供更有效率的审美体验，短诗句在台湾的传播力及影响力可谓卷土重来。而时事评论也应付时间感和超大讯息量所产生的。这个时代是被抒情诗以及实事评论建筑起来的时代。”
“马克·吐温在一百年前就说过 ‘有时候真实比小说更荒诞’，这些问题不是现在才有，不是有了网络有了那么快的生活节奏才有，不是我们这一代作家独有的问题。”上海小说家任晓雯说，她试图从经典的文学作品中寻找“我应该怎么写小说”的答案。
《日瓦戈医生》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给了任晓雯很大的启发。“我们背负了太多的历史，有时候你会觉得要写战争写饥荒，被历史压垮了。而帕斯捷尔纳克的表述是从一个人及他的死亡来写故事。他是单个人构成生活，很多人的生活构成时代，很多时代才构成历史，是反着来的。”
“大陆有一种思维模式是要写一部很厚重的关于历史的小说，这种表述是有陷阱的。你在时代的俘虏中，身为永恒的人质。”任晓雯说，“很多人喜欢说 ‘写底层的人’，这其实是很危险的。还有’民族的良心’，民族是一个群体，但良心是个人的。我没有为底层写作的资格，我先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独立的人。”
她还意识到，小说写作是由观念推动的，不是由现实推动的。以《包法利夫人》和 《安娜·卡列尼娜》为例，它们讲的是相似的现实，但是两部截然不同的小说。“现实对我的压迫是 ‘我要写什么’。我反过来意识到小说写作不是由现实推动的。由观念推动的写作是无穷尽的。当你因观念推动写作的时候，一切的历史、一切的现实会为你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