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翎、卢新华、周励、叶周、薛海翔、施玮、王琰、戴小华、华纯……一批卓有创作成绩的海外华文作家集体莅沪参加“2016海外华文文学上海论坛”系列活动。他们与市民读者在“思南读书会”见面，而13日延绵一整日的与评论家对话则是此次活动的重头戏。受邀参加论坛的海外作家，几乎都与上海有着特殊的缘分：或原籍上海，或曾在上海求学和工作过，他们的很多作品乃至处女作、成名作都由上海的文学期刊、出版社发掘发表和出版。回到上海，尤其是论坛举办地上海作协，让很多作家感慨犹如“回娘家”。
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的张翎从加拿大归来，“介绍我的时候，很多情况下大家都会说，这位是《唐山大地震》电影原著小说作家，听到这样的介绍，我的心情很复杂。必须接受的现实是，小众文学要借由大众媒体推介到更多读者群里，但我常常内心窃以为《余震》并非我最好的作品，但它使我与大众读者之间有了一个桥梁。”张翎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时41岁，“在海外开始写作时我完全无名，通过自由投稿的方式向《收获》杂志投递了我的作品，居然真的发表了。上海是我看世界的第一步，也是我进入文学殿堂的第一扇门”。
“距离美学”是评论家陈瑞琳对于张翎作品的提炼，“张翎的小说不批判、不倾诉，她表现的是灰色地带的人物。她建构的美学叙述方式，是对人类疼痛悲悯的医治，她用春秋曲笔，把悲伤的故事推远，把人性剥离成碎片，淡笔写来”。“距离”也是张翎总结自己创作的一个关键词，“少年时离开温州到上海读书前，我从未一个人出过远门，‘家乡’这个词第一次进入我的脑海，是我在复旦读书的第一个假期回到温州，我与家乡有了间隔。后来，我与家乡越来越远，只有在创作中一次又一次激发家乡的影像。奇怪的是，只有在加拿大写故土时，故土是清晰的，距离让我有了审美的客观空间。我在讲英语的国度里用母语创作，我的出版商、评论者和读者全都在远方，我一直在想，这样的错位给我的创作什么影响？”
张翎不讳言，“距离”让她得到审美空间，也让她远离对当下中国的表现，但最近，她开始敢于探讨当下的题材。“我1986年离开，错过了整个30年改革开放发展最快的中国，尽管我现在每年都会回来好几次，但感觉上是过客，所以我缺乏胆气碰触当下的中国。在我最近的两部作品《死着》和即将发表的《心想事成》中，我真的触碰到了当下中国比较尖锐的问题。我突然想通了，虽然不能改变自己局外人的现场，但局外人也可以有观点，这是我迈出的勇敢的一步。”
张翎的经历在此次来沪的海外华语作家中颇有代表性，他们大多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青年时期经历了动荡的十年，又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第一批出国潮中离开故土。在上海长大的女作家华纯1986年赴日留学，小说处女作《沙漠风云》别出心裁地指向环境问题，“到日本以后我接触了环保机构，我所有的小说都写到上海，把上海放到国际舞台上和其他国家的人交往、交流。当时有很多留学生的作品，比如《上海在东京》《北京人在纽约》，但我觉得这些作品更像是失败者寻找出口的宣泄。留学生文学不能总是这样的面貌，它要向新的方向前进。我要写新的题材，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评论家王列耀认为，海外华人文学的创作题材大致有以他者身份和视角观察海外国家风土人情，和以流浪漂泊者情怀叙说故乡和家园两种，而华纯的创作跳出了这些窠臼，她以“地球人”身份写作，不写个人的悲哀和愁苦，而着力于地球生态和环境保护、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揭露欲望的膨胀对自然环境和人性的双重破坏，“是对伤痕文学和留学生文学的一种突破。”
在评论家陈思和看来，海外华文文学归根结底仍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与在异域写作相比，更重要的是语言和文化的同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讨论海外华文文学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和增加了什么，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他提出，海外文学或者说留学生文学早在“五四”时就有作品出现，而这一代海外华文文学的贡献首先在于改变了中国人的形象，“不再是哭哭啼啼了，我就是敢发财，敢超越，敢争取名利，这是一股精神，也是一种转折”；其次是充实、强化了当代文学对现实的批判，他们保持了对文学的童真，坚持文学是对现实的批判，写了很多国内当代文学未曾触碰的题材，也增加了大量新题材和新经验，“比如张翎的《金山》就是对华侨历史史诗性的阐述。”
上海作协党组书记王伟表示，异域生活的感受、跨文化的体验和世界性的视野，使海外华文作家拥有更加丰厚的文化土壤和独特的创作资源，基于这种土壤、资源的写作实践，为中国本土写作者提供了很多启迪和激励。上海作协主管主办的华语文学网设立了“海外及台港华文作家经典读本”专题，迄今为止已有46位海外华文作家的121部作品上线。未来，“海外华文文学上海论坛”将定期举办，为国内读者介绍更多海外华文作家的作品，搭建评论家与作者交流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