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巴金先生110周年诞辰而作

　　1.九月底的一天，我又一次来到了淮海坊。阳光融融的午后，是拾捡往昔记忆的合适时间。那些天正在筹划"巴金的世界--巴金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展"，而淮海坊（旧称霞飞坊）59号无疑是巴金生命中极其重要的地方。《春》《秋》《寒夜》等几部重要作品都在这里完成。在黄裳等人的记忆里，这里还是贮满青春记忆的沙龙："女主人萧珊好客，59号简直成了一处沙龙。文艺界的朋友络绎不断……巴金工作忙，总躲在三楼卧室里译作，只在饭时才由萧珊叫他下来。"（黄裳《伤逝》）而诗人穆旦（查良铮）多少年后，还忘不了这里的点滴细节：

　　回想起在上海李家的生活，我在1948年有一季是座中常客，那时是多么热闹呵。靳以和蕴珍，经常是互相逗笑，那时屋中很不讲究，厨房是进口，又黑又烟熏，进到客室也是够旧的，可是由于有人们的青春，便觉得充满生命和欢乐。汪曾祺，黄裳，王道乾，都到那里去。每天下午好像成了一个沙龙。我还记得巷口卖馄饨，卖到夜晚12点；下午还有卖油炸臭豆腐，我就曾买上楼，大家一吃。（1973年10月15日致杨苡）这种记忆浸透了情感的蜜糖，有着永远也咂摸不尽的滋味。

　　在那个安静的午后，我特意绕到了59号的后门，站在楼下，想象着当年的喧闹，不禁要问：那些文人们聚在一起会谈什么、做什么呢？说说笑笑，吃吃喝喝，似乎也不过如此。然而，在高谈阔论、指点江山之外，他们的生命还呈现出另外的一面：他们不只会动动嘴皮子耍耍笔杆儿，而且更有把自己的理想、热情转化为实践的勇气、能力和韧性，从张元济，到鲁迅，至巴金，似乎无不如此。

　　于是，我想到了与巴金有关的那个小小的平明出版社。

　　2.巴金先生一生曾直接参与两个出版社的编辑工作，其中文化生活出版社现在已经越来越为人熟知，遗憾的是1949年下半年，因为朋友之间纠纷，不堪经受友情的"梦魇"重压的巴金被迫退出文生社。当年年底，他和一群朋友另起炉灶办起了平明出版社。相对于文生社，平明社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连一份完整的出书目录都没有整理出来。然而，这却是一家极具特色的出版社，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私营出版社最后一抹余晖。

　　好在，档案馆中的文献资料还在，这就为我们了解出版社的基本状况提供了依据。一组1950年平明出版社为了加入书业同业公会所填的入会申请书、会员登记调查表和所附的《平明出版社第一次综合工作报告》（1949年12月至1950年8月）特别珍贵，它将以往当事人讲述中的片言只语扩充为实证文献。在《平明出版社第一次综合工作报告》的第一项"组织"中，清楚地显示该社的创办情况：

　　本社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由十五位对出版事业有志趣同志出资，根据旧公司法组成平明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实收资本一五八八股，计人民币叁仟萬元正。大会选出李芾甘、王辛笛、尤淑芬、李采臣、陆清源等五人为董事，汝及人、徐成时等二人为监事，并推李芾甘为董事长，巴金为总编辑，李采臣为经理，海岑为编辑，另聘请了两位职员办理业务。自成立迄今，在组织、资本、人事等各方面都无变动。

　　需要解释的是，李芾甘就是巴金，尤淑芬是李健吾的夫人，李采臣是巴金的弟弟，王辛笛是人们熟知的诗人，汝及人就是后来以翻译契诃夫闻名的汝龙，徐成时是翻译家，后来就职于新华社。其中陆清源，笔名海岑，是一位值得研究的人物，他的父亲是沪上名医陆士谔，陆清源抗战前就开始行医，身在医心却在文，以行医所得办出版社印文艺书。抗战胜利后在汕头路82号挂起"陆士谔授男清源医寓"，平明出版社登记的地址就是他过去的诊室。这么看来，这个出版社好像人头很多，其实就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在登记表中，登记的重要职员只有三个人，兼任总编辑巴金，经理李采臣，编辑海岑，另外聘有两名普通职员，也就是说这是五个人的作坊（后来巴金的太太萧珊也曾帮忙组稿、看稿）。

　　今天谈起前人的工作，常因他们在文化史上的盛名，给人以现实中他们要风有风要雨得雨的印象，其实都是肉身凡胎，要得真经都得经历八十一难。从报告中"经济和营业情形"一项中可知，平明社最初一年的经营是很艰难的，出书四个月后，因为回款较慢和新书印刷投入大，他们已经开始向银行借贷，到1950年8月，已经向四家银行借贷1700万元（旧币）。作为民营小社，它也有很多困惑，报告中称：当时出版业信息沟通不畅，各出版社选题重复，尤其是关于苏联的新作品，"我们因为审慎负责，特约稿件亦经过对读审核的手续，出版时往往落后。"在发行上，因为加入新出版业联营书店统一发行，兼新华书店、三联、开明等大店代售，没有自设发行机构，"在目前的销数不很多。最多的不到三千本，通常都是在一千五百本左右。检讨之下，这是本社的职员少，办事经验缺乏，推销和各地新华书店的联系做得不够……"。做文化，经营很重要，但是以怎样的文化理念去经营更重要，真正能够成就文化大业的，非得有一点"殉道"精神不可，这总归做的是灵魂的买卖。

　　巴金和他的朋友们在艰难中起步，但是，最初便拟定出如此宏大的出书计划：契诃夫小说选集廿五册（汝龙译）、托尔斯泰戏剧集五册（李健吾、文颖译）、屠格涅夫戏剧集四册（李健吾译）、赫尔岑回忆录六册（巴金译）、屠格涅夫中篇短篇小说集若干册（巴金、成时、海岑译）、新俄小说选集若干册（成时、焦菊隐等译）等等，后来，他们更是把屠格涅夫中篇短篇小说集调整成屠格涅夫全集……就这么开张了，而且也做得有声有色，谁说秀才一事无成？

　　3.据说很多人还是从王小波《我的师承》一文才知道穆旦，好吧。他在文章中无比推崇这样的翻译家，认为："查（良铮）先生和王（道乾）先生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现代文学的其他知识，可以很容易地学到。但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那么，我再补充一句，倘若没有平明出版社，就没有王小波看到的穆旦。

　　我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从1953年12月到1955年11月两年间，穆旦在平明出版社出版的译作有十一本之多。穆旦为平明译书源自1953年1月，穆旦夫妇回国，途经上海，巴金夫妇在国际饭店请他们吃饭，席间穆旦提到准备译介俄罗斯文学作品，得到巴金夫妇热情鼓励，由此，穆旦的译诗时代开始了。据他夫人周与良回忆："那时是良铮译诗的黄金时代。当时他年富力强，精力过人，早起晚睡，白天上课，参加各种回忆，晚上和所有业余时间都用于埋头译诗。"她也特别提到："在1958年前，良铮的翻译作品能出版得这么多，是与萧珊同志给予的极大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

　　巴金故居保存了多本穆旦送给萧珊的签名本，有很多是专门为译者印制的特装本，很精美，穆旦的字很娟秀，这些都是一份不会消逝的友情的见证。其中有一本《欧根·奥涅金》的精装本，穆旦在扉页上郑重地写道："蕴珍：请接收这友谊留下来的什么。良铮 一九五四年尾。"（萧珊本名陈蕴珍）关于这部名著的翻译和出版，在穆旦1954年6月19日给萧珊的信中曾有这样的话："关于奥涅金，有你和巴先生在为力，我心中又感谢，又不安。还是让事情自己走它的吧，如果非人力所可挽救，我是不会有什么抱怨的。希望你也抱着这种态度：不必希望太高，免得失望太多。"当初读这段时，我有不少疑问，看来是这部书在出版社遇到了什么困难。后来在整理巴金故居资料时，于三楼的一个阴暗的小房间中我意外地发现一封穆旦的残简，才解开这个疑问。

　　这是穆旦1954年9月5日写给在北京出席第一次人大会的巴金的信：

　　巴先生：

　　来信今日收到。关于《奥涅金》我一定要好……虑和修改，以前所以拒绝平明编辑部的……见，因为（一）有些意见是要我把诗的翻译……和小说的同列上，一字不移地译出来，这……译诗的原则不合。（二）有些修辞上的问题，……就修辞方面看，是不妥的，但若改动呢，就……诗行的长短，语气的旋律和韵脚，而其……结果，可能更显得不妥起来。这自然是……能力限制的。这一方面的意见，因此也就……但关于这方面的缺陷，这一次当力求补正。

　　听说先生从苏联带回一些该书的插图，会使它印得更精美些，令人高兴，我先在这里谢谢。现在学校已经开学，但如有空，（多半在星期末），拟于译稿寄来时，带去和先生当面商量一些问题，还有陈蕴珍要用的留声机，也拟顺便带交。想先生在会议期间不会离京吧？

　　匆此问好 良铮 九月五日（省略号处均为原信残缺，因具体缺字不可计数，故以省略号替代）巴金在1954年9月10日给萧珊的信里提到了此事："我给查良铮去过一信，谈《阿涅金》事。他有一信来，说起要送唱机来。"原来平明出版社编辑提出意见，穆旦不太接受，出版一事因此受阻，是巴金写了一信，穆旦才决定重新考虑修改的问题。在巴金离开文生社时，丽尼就曾给巴金写过信，里面有这样的话：稿子只有你才能拍板，而且只有你修改稿子，作者才能接受（大意），可见一个灵魂人物对于出版社的重要性。巴金给穆旦信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两个人是否见面也未见记载。但书出版了，穆旦送给萧珊那本带着怒放的菊花缎面特装本留下来了，这就是这件事情的最好结果。

　　在背后为年轻人助力，为他们稿子的编辑和前途默默尽力，这样的事情巴金不知做了多少。在晚年，汝龙提到他当初翻译契诃夫出自巴金的主张："三十年前我原预备译《莫泊桑全集》，书已买好（英文本），看完，已动手译了，大约在48年或49年，跟你谈起，你说译契诃夫好。我就借来契的英文本，看了不少，发现他在思想艺术上都比莫强，就决意译它。三十年后又由于你的关心和帮助，这个集子真要出版了。你对我一生的工作起过好大的影响啊！"（汝龙1978年7月1日致巴金信）而这样的事情，巴金是绝口不提的，一个杰出的编辑家更愿意把作者推向前台，那一本本书就是他最好的名片。

　　4.一个出版社在读者中要产生影响，得有好书，好书又离不开好作者；而编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甚至可以决定一个出版社的成败。作者如果认同编者的理念，双方志趣相投，很多事情更是一拍即合，那些智慧的火花才得以绽放。焦菊隐曾给巴金写过这样的信："我听见曹靖华先生说，你已摆脱了文生，不知是否？得兄两次来信，均有'请与经理部交涉'等语，恐怕是可以证实的。望吾兄示我。因为弟的稿子虽然不好，但当初是选择又选择出版家的，最后决定将一切出版的东西，都陆续集中在文生，主要的或者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吾兄在文生主持。吾兄不但修养高出其他朋友，对作品的估价很苛，决不滥出商品式的著作，而且也永远具有作家的性情在办书店，因尔[而]对于作家永远是照顾周至的。这一点，是事实可以证明的，不是弟在恭维。假如，吾兄万一脱离文生，则今后文生所出的书，是否仍能维持以往的标准，同时能否逐月结送版税，将全成问题。弟对此二者，至为关心。原则上弟的书，不论是译的或写的，愿意永远跟着吾兄走，你到哪一个出版社，或你自己另办出版社，弟自动愿意将书移过去。此节吾兄意见如何？请示知。弟实系出于气味相投，彼此都能互相了解深度，才这样想，这样决定，这样说的。望吾兄亦多从这一点出发点上想一下示覆。"（1950年1月2日致巴金）用今天的话讲，焦先生就是巴金的"铁粉"啊。作者的这种信任，难道不是对于一个出版人最高的奖赏吗？

　　巴金编书的品位，做事的认真，特别是对作者的尊重，赢得了作者们的信任。对于出版社而言，傅雷可不是一位好打交道的作者，然而，从他的书信中，能够看出他与巴金合作之愉快和对巴金的赞赏："平明初办时，巴金约西禾合编一个丛书，叫做'文学译林'，条件很严。至今只收了杨绛姊妹各一本，余下的是我的巴尔扎克与《克利斯朵夫》。健吾老早想挤进去（他还是平明股东之一），也被婉拒了。"（傅雷1953年2月7日致宋奇[即宋淇]）小作坊不怕麻烦，平明在编校、图书设计上无不满足傅雷的要求，故他不无得意地说："除重译《克利斯朵夫》外，同时做校对工作，而校对时又须改文章，挑旧字（不光是坏字。故印刷所被我搞得头疼之极！），初二、三、四校，连梅馥也跟着做书记生……至此为止，每部稿子，从发排到装订，没有一件事不是我亲自经手的。印封面时（封面的设计当然归我负责）还得跑印刷所看颜色，一忽儿嫌太深，一忽儿嫌太浅，同工友们商量。"（出处同前）后来，当"国家大社"看好傅雷的译著，从平明移走译稿后，傅雷便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了，他不止一次抱怨出版社不尊重他，从字体、印装到设计都难以令他满意，同时字里行间却充满着对"小作坊"的认可。1956年12月10日傅雷致王任叔、楼适夷信上直言不讳："五四年十一月所印前五种巴尔扎克的精装本，成绩反不及平装本。""以国内现有技术水平，并非精装本不能做得更好；但在现行制度之下及装订人才极度分散的现状之下，的确是不容易做好的。一九五三年平明出《克利斯朵夫》精装本，我与出版社都集中精力，才有那么一点儿成绩，虽距世界水平尚远，但到了国内水平（以技术及材料而论）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如今在大机关里头，像那样细致的工作在短时期内恐怕没有希望办到。--装订也是一门高度的工艺美术，只能由一二人从头至尾抓紧了做才做得好。"接下来的话，是足以让那些官僚机构和慢待作者的出版社脸红的："将来倘重印《克利斯朵夫》而印精装本的话，希望注意一点：就是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我们国营的出版社成绩，决不能低于几年以前的私营出版社。""希望不要花了钱得不到效果，我们更不能忘了原来是私营出版社做过的工作，国营机构不能做得比他们差。倘无适当技术水平的装订，宁可不印精装本，以求节约。"

　　我见过那一套精装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虽距世界水平尚远，但到了国内水平（以技术及材料而论）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以傅雷的认真甚至苛刻，能够有此评价，其精美可想而知。一个出版社不在了，它的书留了下来，有关它的事情也成为传奇。够了。

　　5.在现存的史料中，有一张1955年12月6日平明出版社给巴金的公函："我社呈请公私合营，业经上级批准，自本年十二月一日起并入新文艺出版社。……""小作坊"在历史的巨浪中本来就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几个浪头翻过来就不见了。穆旦曾有一丝怅惘："你提到平明要归并到公营里去，也很出乎我的意外，因为我想也许可以经过公私合营的阶段，这自然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对你，对我。至少由于你的力量，我得到了不小的帮助和便利，一变为公营，这些就要全没有了，令人惋惜。对于巴先生和你来说，多少可以做为自己事业的依据是不是？"（穆旦1954年6月19日致萧珊信）然而，巴金也疲惫了，他1954年1月2日给妻子信上说："只有你知道我不过是想认真做点工作，为读者多印几本可读的书，为一些见面或未见面的朋友帮一点忙，解决一些问题，使他们生活得好一点。"这是一个做了多大的事情都淡然处之的人。我想倘若有一天谁书写共和国的出版史、文学史时，在为那些国家大社浓墨重彩之余，是不应忘记这个仅办了短短六年的小作坊的。

　　那天下午，阳光也懒洋洋的，阵阵桂花香却热情地扑面而来。在淮海坊徘徊，我想到了几年前陪穆旦先生的公子来寻访过这里，他一定要看看"巴先生"和"陈阿姨"的这个住处，这个他父亲当年常常出入的地方。一代文人远去了，我们后辈或许不应总是追思和怅惘，也应当做一点什么。偶然间，我发现，尽管已是秋天，这里的花仍然开得很盛，红的，黄的，蓝的，仿佛是颜色的竞赛。

　　2014年11月18日上午于吴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