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下午两点，思南读书会第三十三期邀请到了复旦大学张新颖教授，解读"沈从文的后半生"的多种含义。以下是张新颖教授演讲的节选。
我的《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出版也有两个多月了。非常奇妙的是，我有时候翻翻写的稿子或者翻翻出的书，会产生一些新的想法。是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没有体会到的事情。也就是说，这本书其实是大于写这本书的人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如果你写了一本书，它和你一样大，或者是比你写这个书要少一点，恐怕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觉得如果把沈从文的世界，限制在张新颖的世界里面，那就是一件非常不妙的事情。回过头来我会有点感谢我自己这样的一个想法，尽量的呈现沈从文这个人他的后半生是怎么过来的，至少表面上不那么急着用我自己的观点来写他、判断他。
如果我们将沈从文后半生漫长的经历看成一个故事的话，假设这个故事也很多层的含义，那么这个人本身要很丰富，所以才会让读这个故事的人，过了一段时间再体会到另外一层含义。我想我的脑子比较慢，我在领会这个东西的时候，是需要过很长的时间才明白那么一点点。虽然我这个书对我来说是写完了，但是我对沈从文后半生明白的过程还没有完。
我今天就想跟大家交流一下，这样的一个故事，它有可能包含着哪些含义？我觉得是非常丰富的，立体的。像这本书一样，是一个开放的文本。
第一个我想说的是在绝境中创造事业的故事。因为这本书的一开头，这个人就精神崩溃、自杀，一般来说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一个故事不会一开始就这样高潮。但沈从文在49年就经历了这样的剧烈冲突，一个人走到绝境，走到走投无路的地方。这个绝境，我用不着多说，是时代本身压给他的，是时代的转折压给他的，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一个人要走到绝境，其实是有一个人很多主动的成分。因为时代的巨大转折和压力，不是你沈从文一个人所承受的，很多人都在承受，为什么只有你要走到去精神崩溃自杀的程度，其实在这里面，有一个人非常勇敢的东西在里面。也不是说没有这种办法，可以稍微妥协一点，那这样一来这个绝境就避开了。可是这个人就是不肯，不肯稍微妥协一点，不肯稍微的随波逐流一点，他就是要用头撞墙，他就是有这样的勇敢。
一个人敢于把自己的人生走到人生的最底部和不敢走到这里是有差别的。差别在于当我们本能的避开这些最绝望、最底部的时候，我们以后的人生永远会有可怕的东西，永远会有害怕的东西。可是他不是，他死过一次了，当他死过一次再活过来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可怕了。而他死过了一次再活过来一次，那真的是活了，而且你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让他能够再死一次，如果他想活的话。在后来的岁月里，比如说在文革当中，沈从文的遭遇比1949年要惨多了，但是他在那里再也没有像1949年那样思想混乱要死了。所以这样以死过去再开始活过来为起点，是了不起的起点，我们一般人不会有这样一个最低最低的起点，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起点，才奠定了你以后的路会往上走。
绝境当中活过来，还有一个怎么活法的问题。沈从文这个人有一个特殊的本事，他会在绝境中创造另外一种事业，文学不行了，可以做别的。我们都知道他做了文物研究。其实可以把他漫长的整个后半生，就看成整个漫长的绝境。整个漫长的后半生就在对抗这样的一个绝境，在创造事业。
第二点我要讲的是，这个故事还是一个自我的故事或者说是一个个人和时代关系的故事。我写这本书，我想写的不是沈从文他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普遍的遭遇，我写的不是一代或者是几代人，我写的就是这一个人。这一个人和他同代的很多人不一样，和他后代的很多人不一样，我就是要写出这样的不一样。不一样是因为他有一个自我，这个自我会和时代的巨大潮流和压力之间形成一个关系。他是一个偏离时代的潮流，自己找一个角落里做自己事情的人。我反复的讲过我这本书的封面设计，这幅速写是沈从文画的，就可以看出他在时代潮流之外，找到很小很小的，特别不起眼的，你会忽略的这样的一个角落来做自己的事情。一般来说知识分子是不愿意待在角落，我们如果不能做引领者，至少要跟上时代的潮流，不能落伍不能落后。可是你回过头看，偏偏是这样一个偏离时代潮流，在角落里的人才做出了事业。
自我和个人时代之间还有一个问题，毫无疑问沈从文以及后面的一代人，他们受到了很大的摧残、屈辱。可是受害者这样的一个身份，是时代强加给你的，是一个被动的身份。所以有个奇怪的情况，当那个时代过去以后，很多人会愿意来强调自己受害者的身份，突出自己受害者的身份。这样等于，不管你在意识里面还是在无意识里面，你承认了时代强加给你的被动的身份，也等于变相的承认了时代的力量。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变化非常大的21世纪，一个人有没有可能，除了他是一个受害者，还有没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超越受害者这样一个被动的身份，自己来完成另外一个身份，这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沈从文在8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境况已经改变了，他可以出国了。他在美国做演讲，做了20几场。但演讲的题目很怪，一是讲文学，很怪的是，讲文学讲他20年前刚刚到北京时候的事情，不讲他成名时候的事。然后讲文物，讲文物的内容就很多了，随机的讲，今天在这个学校里讲扇子，明天讲丝绸，一讲起来就很兴奋。可是他也知道，底下的观众他们更希望听到的是他在1949年以后的遭遇，他们更希望从这个人的口中亲自来证明这样的一个时代强加给知识分子的各种各样的残害力量。可是沈从文就不讲。我觉得很多人会出于小心眼来猜测他，是不是很胆小啊？他讲的那段话我非常喜欢，特别朴素特别诚恳。他说在过去中国30年来的巨大社会变动里面，他的老朋友老同事在巨大的变动里很多都死了，都遭受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么多有创造力的人在那个时代里没有办法做事情，所以更需要有人来做事情，所以他就是在这样巨大的变动里做事情，他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一个健康的选择。这不是沈从文的高调，他就是这样的。
沈从文后半生的故事是一个人自我拯救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一个人对一个时代救赎的故事，这样说会不会有点夸大？一个人可以拯救一个时代的混乱荒芜吗？从数量上是不可能的。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一个时代连一个人做事情都没有，和有这么许多的一个人来做事情是不一样的。证明这个时代还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摧垮，也证明人这个物种是不可能被全部摧跨的。所以就超越受害者的位置，超越时代强加给你的身份，自己创造另外一种身份，我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这是个人和时代关系之间的的，我们今天也是这样。
第三个我想讲的，这还是一个关于创造力的故事。沈从文这个人，表面上看出来是非常懦弱的，非常普通的那么一个人，可是他是一个天才。我把它更具体一点，他其实是一个充满着创造能量的人。所以他会做文学做文物，会做旧体诗。这个创造力的表现，很重要的一条是他做的事情是没人做的事情。他后来做文物研究，研究扇子，研究绸子，研究马鞍、漆器等等这样的东西，他研究的不是循规蹈矩的东西，要有他自己的创造性在里面。
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可以多重的解释，但是我最后把它归结为创造力。比如说1953年的时候，历史博物馆开了一个反对浪费的展览，反对浪费展览的展品就是沈从文给历史博物馆买的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个故事，我想至少可以读出三重意思来。第一重都可以读出来的是沈从文的现实处境、政治处境很糟糕。第二重在现实的政治压力之外，还有学术同行的压力。这个压力很要命的，因为这个压力就是在你身边的，因为他们觉得你是外行不懂，你买的这个是什么东西？第三重，反转过来，我们从正面看，证明沈从文的眼光和别人不一样，他眼里的宝贝是别人眼里的破烂。他的后半生的事业，是在这样的一个独特的，他自己对于历史的理解的基础上来进行的。他自己会说，你看这个绸缎的研究，工艺美术图案的研究，那么多年来都没有人研究，只有我，我是一个打前战的人物。打前战是什么意思？就是先锋。我到这里开辟荒土，这里面是一个创造力的故事，想象力的故事。
第四层意思，这是一个爱的故事。我很喜欢讲这是一个爱的故事。沈从文的后半生他做的那些事情，你研究那段文物灰扑扑的，有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我们把它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对于文物的兴趣，但是这个兴趣再追究下去，是对创造这个文物的人的体贴和兴趣。他很早的时候会说到，看到一个小银匠在打手镯的时候一边流眼泪一边打，他会把他怎样的伤心的事情，不知不觉的带到他手里在做的这个活里面。我们看到一个碗，这个碗做的那么漂亮，那么秀雅，我们想到做碗的工人，在做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在生活当中会有怎么样的挣扎，有怎样的喜怒哀乐。
所以沈从文关心的文物有一个特点，关心的不是我们大家今天一说到文物就会想到的庙堂里面的青铜器，也不是文人喜欢的书画。他关心的文物，是在普通的日常生活当中都在用的，那样的东西我们用今天的名词可以叫做工艺美术品。是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有普通人在漫长的历史里面，用劳动、智慧创造出来的东西。这个东西长期以来被正统的文物界排斥在外，可是他对这个东西有感情。这个感情其实联系了他前半生的文学创作和后半生的文物研究。他前半生的文学创作关心的是谁？关心的就是士兵、农民甚至妓女，这样的一个最普通的人，他对他们有感情，他爱他们，他从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人类生活的庄严和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其实是由这些人一代一代延续下去的。到了他的后半生，他真的是在做历史研究了，这一个东西，才会把历史的重点放在这里。
我们中国人是一个历史意识特别强的民族，可是这个历史意识特别强的民族，我们关心的历史是什么？1900年左右的时候，梁启超写过一篇文章，说中国没有历史。为什么说中国没有历史呢？因为你去看24史，写的是什么？就是写一个朝廷代替另外一个朝廷，写一点日常生活，也是宫廷里的日常生活，这其实不是日常生活。所以我们的24史就是杀来杀去的。这个当然有他偏激的地方。沈从文从他的文学感受出发，也差不多发出了与梁启超同样的意思。真的历史是由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构成的，一代一代延续下去，这样的一个东西才是真的历史。他用真的历史这样的东西，来指出他家乡的那条长河，他很爱那条河。
沈从文的一生当中有两条河，一条就是汪曾祺所说的，他所有的作品里面都留过他家乡的那条河，是一条自然的，同时又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融入进去的河。还有一条河，这条河比他家乡的那条河还要长，还要宽，就是他的后半生从他成千上万文物研究集聚起来的，就千百年来民族历史的长河。
这样讲下去可以讲很多的故事。最后我还是想讲一点，这个故事还是一个时间的故事。在沈从文漫长的后半生里面，时间是非常的难熬，日常生活，各种各样的烦恼、屈辱、挫折，你要一分钟一点点的去捱，那个时间过得非常的慢，非常的煎熬。我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都会觉得是非常不透气的，令人窒息。可是我要说沈从文是研究历史的人，研究历史的人心里有另外一个时间，这个时间的跨度和计量的单位非常大，用沈从文自己喜欢的单位来说是代，不是一天天一分钟一分钟计算时间，是一代代的。在1949年的时候，他跟丁玲写信说，我也不要写作了，反正写作的有很多的年轻人，我要做的是工艺美术史的研究，为下一代留一个礼物吧。你想想这个时间单位，他做的事情有这样强烈的自信，要给下一代留礼物。
其实他后半生的时候，不仅仅对他做的文物研究有这样的强烈自信，包括对他已经遭受了否定的文学也有这样强烈的自信。1948年的时候，他的儿子在读《湘行散记》，他对他儿子说，你看看这个文章很年轻，其实这个文章已经是14年前写的，等到你长大的时候，这个文章还很年轻。他的计算单位是一个人长大了，这个文章还很年轻，还有生命力。这个当然验证了，不但他的儿子长大了，后来好几代人长大了，我们在21世纪还在读《湘行散记》，这是一个时间的故事。我们站在今天的位置就会发现，一代一代的计量时间的这个故事，是一个时间胜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