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零下20度的严寒笼罩着黑龙江大地，空气冻得发脆。我抱着56式冲锋枪，蹚着没膝的积雪，走进营房后的桦树林，五年后我在中篇小说《一个女大学生的日记》中，是这样描写这片树林的：

　　“纤细、挺拔、笔直的桦树，像一根根银白色的支柱，高高地指向冬日特有的明丽的晴空，我仿佛走进了一座奇伟的宫殿。玉柱蓝穹，洁净的白雪是它华贵的白色地板。这是个上下晶莹里外澄澈的圣殿，任何人从中穿行都不能不受到洗礼。当我穿出白色的桦树林，登上积雪的山顶时，心情竟豁然开朗了。目力所及，起伏的雪原，像豪迈的涌浪，以一种壮阔的旋律，朝辽远的天际奔去……”

　　事实上，那一天，这片桦树林光线昏暗，积雪灰黑，天空阴沉，视野模糊，这是我23年多生命中最无望的一天，我走进桦树林深处，失声痛哭。我无法挣脱这个残酷的结局：幻想彻底破碎，余生只剩一片灰烬……

　　9年前，我是上海松江二中的初二学生，1966年上半年，上海团市委的机关报《青年报》来学校组稿，批判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因为四百年前海瑞在松江当过知府。我和一个同学合写了《不许吴晗污蔑我们贫下中农》的文章，批判吴晗把贫下中农丑化成在地主欺压下只会哭泣毫不反抗的窝囊废。文章登出来后，收到5块钱稿费，在老师的提议下，我们捐出稿费，买了毛主席著作单行本送给全班同学。我没想到，日后几十年付印的几百万铅字作品，是从这块豆腐干大的文章开始的；更没想到，几十天后震惊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我的中学教育永远结束了。

　　在一个15岁孩子的眼里，文革一开始，犹如一个狂放节日，一个悠长假期，正值青春反叛期的少年，瞬间停课，再无管束，获得了无边的行动自由。红旗漫天，传单飞扬，集会上的慷慨演说，游行时的震天口号，传说中的十月革命、五四运动，一夜之间降临身边。1966年10月1日，我在天安门广场见到了挥臂检阅百万红卫兵的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挤出广场后，我在长安街电报大楼给上海家人发电报：我们见到了毛主席。

　　一个月后，我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再去北京：我们14个同学，最小的14岁，仿效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从上海出发，徒步三千里，走到北京。进入山东境内时，见到一张上海造反派发出的通缉令，被通缉者此刻就在我们这支“长征队”中；拿着从墙上揭下通缉令，仿佛穿行在历史的云烟之中，也认为自己如同父辈在创造新的历史。

　　大革命很快就变得面目狰狞了：

　　在北京逗留的日子里，我在清华大学看到挂着乒乓球串成的项链被批斗的王光美，我妹妹在团中央看到胡耀邦被造反的学生勒令从窗户里爬着出来示众。大规模的批斗浪潮，席卷全国--

　　回到上海，天地已然变色。少年眼中，整个世界剧烈摇晃，分崩成如真似幻光怪陆离的碎片。昨天还是令人尊敬的革命长辈，今天已是死有余辜的罪人，我们这群人也从革命后代，一夜变成令人侧目的黑帮子弟。我们无法接受这种天崩地裂的转变，却不曾怀疑这场运动的正义性和真理性。最高统帅的指示讲得清楚：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是为了党和国家掌握在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而进行大清洗。我们只是被弄错了的一群，我们对国家的忠诚不被理解，才遭此祸患。我们相信，一旦国家真正有难，我们的忠诚就有机会显露无遗。一首描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长诗以手抄本的方式流传：“摘下发白的军帽，献上素洁的花圈，轻轻地来到你的墓前，北美的百合花盛开了又凋谢，你在这里躺了一年又一年，明天早霞升起的时候，我们将返回久别的祖国，而你却长眠在异国的陵园……”长诗幻想了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解放全人类，“世界一片红啊，只剩下白宫一点”，在攻占资本主义大本营的最后战斗中，身边的战友牺牲了。

　　这些传言和诗歌既是一种自我鼓励，也是一个行动方向的昭示：1967年，我和两个15岁的小伙伴奔赴南京军区，想找关系参军，踏上金戈铁马解放全世界的光辉征程。奔波两个星期，没有人肯接收我们。

　　1968年底上山下乡运动开始，那时候，越南战争把南天映得通红，大批中国军队从广西出境入越，协助越南人抗击美军。这又是一个参军入伍驰骋沙场的机会：我和两个十六七岁的小伙伴打开地图，看到广西境内一个浪漫的地名“十万大山”，靠近越南，决定去那里插队落户，伺机越境参军参战。我们敲掉了公寓大楼钢窗的铜搭扣，卖废品筹出路费。火车进入广西境内，真的遇见了从越南回国的援越部队：相邻铁轨上，是装载火炮汽车的平板车和身着苹果绿特制军服没有领章帽徽的军人。隔着车窗，军人告诉我们，别过去了，那边没有中国军队了。军列北上我们南下，于是，在十万大山壮族村寨落户，17岁那年当上了农民。

　　一方面，我们跟几千万知青一样，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毛泽东语）的口号下，辛苦劳作，为了证明自己红色信念的纯正性，肯吃苦不怕死，扑救山火时烧焦了衣服和头发，差点把命搭上。当年评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知青先进集体户，作为知识青年的南疆红旗，在自治区各地巡回演讲，说我们怎么从繁华的大上海来到边境山区战天斗地；另一方面，我们坚持相信自己负有“改造中国与世界”（毛泽东语）的历史使命，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还办了一份油印小报《再教育》，写农村调查的文章，邮寄给天南海北与我们一样命运的知识青年，交流对国家现状的判断，预测中国的未来向何处去。

　　农村的极度贫困与我从小接受的新农村美好印象大相径庭，而广西惨烈的武斗和杀戮更让我对这场运动的正当性产生了难以克制的怀疑。但是，恰恰是我的“怀疑”让我深深焦虑--这是革命信仰发生动摇的表现。插队的山村在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农田劳动强度很高，一天下来精疲力竭。每天劳作归来，我在蚊帐里点燃墨水瓶制作的小油灯，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写下十几万字的笔记，寻找和证明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扭转自己思想上的偏移和动摇，比如，用“消除三大差别”来推导上山下乡的合理性等等；其实是在现实生活里找不到文革的依据，只能求助理论逻辑的推理来说服自己，只是自己还不知道。

　　收工之余，坐在门前的小院子里，看着耸立在群山之巅的巍峨的晚霞，心中不灭的，依然是当兵打仗沙场建功的希望，直到血腥的中苏之战在冰封的乌苏里江上突然爆发。

　　打那一仗的，正是我父母的老部队，他们看着我出生，不会对我的出身持异议的，我推测着。于是，打点行装，北上万里，投奔这支军队去，至于参加中美之战还是中苏之战，打美帝还是打苏修，那都不是问题。

　　站在呵气成冰的黑土地上，身后是钢铁的火炮集群，在寒冷的阳光下无言耸立；夜晚，来历不明的信号弹在阵地边上升入天空，昭示着这里是前线。在离重兵压境剑拔弩张的苏联红军不远的地方，我成了一名野战军炮兵战士──梦想终于成真。

　　始料不及的是，梦想成真到梦醒时分，仅仅十个月。1971年9月中旬，我们炮连南行千里，从黑龙江拉到辽宁旅顺海边实弹打靶，刚下火车就接到命令，以最快速度返回黑龙江防区。除了苏军入侵战争爆发，不可能再有这样紧急的军事调动了。返回途中，大家写决心书请战书，要在这场卫国战争中献出一切--梦寐以求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回到黑龙江，一切如常，没有入侵，更无战事，唯一的变化是，小兴安岭在换季中变得五彩斑斓色泽喧嚣。10月1日国庆节，连队集会，一如既往地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直到10月中旬，初雪覆盖了起伏的山峦，从哈尔滨出差回来的卫生员把我拉到营房后的野地里，压低声音告诉我：一个月前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一起身亡的，还有这位写进党章的接班人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中央当即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这就是一个月前我们从辽宁星夜兼程赶回黑龙江的真实原因。

　　那一夜，我失眠了，黑暗中大睁着眼睛，直到天亮。林彪座机爆炸的冲击波，震塌了我的精神世界，在燃烧的血色火光里，我的心中一片废墟。这么多年来的自我校正以符合主流的苦行历程，原来是一厢情愿的自我麻痹；为改造世界观而扭曲自己的种种努力，可笑而悲伤。那一夜，我终于确认，是世道错了，世界错了。从今往后，做一件简单的事情：相信自己的眼睛和情感，离开教条的蛊惑和口号的煽动，回归生活的判断和常识的裁决。那一年，我20岁，仿佛完成了一场迟到的成人礼。

　　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我投入到边疆的军旅生涯中：当火炮瞄准手，打出了全团最精准的反坦克弹着点；组织战士演出队，自编自导整台节目，获得军调演优秀奖；理论宣讲，代表部队给黑龙江大学军训学生上课；打乒乓球打进了军代表队……这些军营劳作大多与军事无关，但是，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月，它们能叠加出一个合格的好兵，成为好兵是提拔军官的第一步，成为军官则是我迈向新目标的第一步--

　　其时，中国加入了联合国，尼克松完成了访华，柯西金也在北京机场跟周恩来达成了谅解，世界大战是打不起来了，世界革命更像是镜花水月，中国人要操心的是自己的国家。国家的形势并没有随着“林彪爆炸”而有所改善，运动接着运动，国计民生百业凋零，运动却依然漫长得看不到头，谁也不知道它何时结束，怎么结束，以后的国家会是什么样子。文革派把持的舆论工具上杀气腾腾的宣传，让人感到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较量不可避免，甚至可能会发生内战，一旦真有那一天，作为军人，就可以直接为拯救祖国而效命，就可以在历史洪流中加入自己的一份力量。

　　就在部队上上下下都认可我的好兵形象，认为我将是一个出色的职业军人、在军中有远大前程的时候，“批林批孔”运动爆发了。这场在1974年掀起的政治运动，是文革派对周恩来派发起的新一轮攻击，附着其中的，还有一个清除“后门兵”的分支运动，原来，不少“黑帮子弟”跟我一样，通过旧有的社会关系，混进部队，逃避造反派监管，他们反对文革的政治态度和已有的军人身份总有一天会酿成威胁，而他们利用特殊关系逃避上山下乡的“背叛马列主义”行径，又正是整肃的现成理由。于是，全国各部队展开了清查。我所在连队来了一位沈阳军区的副司令员，对我这个“后门兵”作专案分析式的调研，在全连开座谈会、个别谈话，全面搜集我几年来的综合表现。为了避嫌，我称病去哈尔滨住院。住院期间，北京传来了毛主席对这个运动的最新指示“走后门的也有好人，走前门的也有坏人”。一个月后，军区调研有了结论，鉴于全连官兵对我交口赞誉，我被判定为“走后门的好人”。

　　回到连队，指导员同情地告诉我，我的军中前程到此为止了。

　　“那一天，这片桦树林光线昏暗，积雪灰黑，天空阴沉，视野模糊，这是我23年多生命中最无望的一天。”因为，我看清楚了自己：我只是一颗渺小的泡沫，历史大潮轻轻一涌，便被吞没，那些历练和准备只是泡沫表面的幻影，瞬间荡然无存；我的目标何等虚妄，志向如此幼稚。从今往后，我赤手空拳一无所有，人生归零形同尘埃，无所依凭无处寄放……

　　上海徐汇区康平路，一条新搭建的大字报栏，犹如白色长龙，蜿蜒几百米，让本不宽阔的街道更显得狭窄，大字报栏上，贴满了声讨批判四人帮的大字报。正对着市委大门的那一段上，贴着一份十多米长的连篇大字报，那是一首二百多行的长诗《痛悼最敬爱的周总理》：

　　长诗下人头攒动，里三层外三层密不透风，从清晨到深夜，人们观看，诵读，抄写；大字报上，密密麻麻写满了读者的赞誉，甚至留下了联系方式要与作者交流，作者的署名一看就是假的：怀周，念来--怀念周恩来。长诗像扔进水中的石块，涟漪四播，交大复旦好几所高校翻印了这首长诗，装订成小册子，伴随着揭批四人帮的传单一起，在获得“第二次解放”的上海不胫而走。

　　我每天都要来到这首长诗下，站在人群边，听着人们互相打听作者是谁，观察一首诗歌如何搅动无数陌生人的情感和心灵。1976年10月的秋风拂面，心中流漾着幸福的温暖。

　　--我就是那位匿名作者，上海激光技术研究所一名科研人员。

　　从桦树林里出来的那天，我检查自身还剩下什么，清点下来，就是我曾经的文学发蒙，这点文学积累，来自于我母亲的人生磨难：50年代末，在市委扩大会议上，她和两位新四军战友响应号召提意见，被打成右倾分子，两年批判及劳动改造后，背负党内处分下放到一所中专当副校长。这所学校有一座规模很大的图书馆，母亲把我交给图书管理员说，凡是能出借的书都可以让我看。小学三年级开始，这个图书馆成了我半个家，我搬着梯子爬遍馆里所有的书架，抱着成摞的图书回家，小学毕业时我已经读光了当时出版的文学名著。从书里知道，用笔描写人生哪怕是失败的人生也是一种人生。我做了一个卑微的决定：当一个忠实的书记员，用残剩的余生去记录被抛弃的一代和抛弃他们的时代。

　　军营成了文学速成班。读书，借病假时间读完四卷本《战争与和平》，野营拉练途中读第二遍《红楼梦》；写作，每天写几千字笔记，对周遭事物尽量生动准确地状物抒情；汲取信息，用寝室挂毛巾的铁丝当天线，夜间熄灯后连上短波收音机，捕捉太空中划过的世界音信……

　　只是，没想到四人帮那么不堪一击，胜利的一天那么快到来。

　　每个中国人都记得听到四人帮被抓时自己的状态--1976年10月8日晚，一起插队的朋友敲开我家门，激动地说，北京来电话，四人帮抓起来了！我立即骑上自行车外出，再去转告其他人。第二天天蒙蒙亮，又有人敲门，打开门，我的忘年交吴强（文革中被打倒的《红日》作者）站在门外，也是来传递这个天大的喜讯。

　　上海街道被游行欢庆的市民占领了，康平路市委大院大门敞开，成千上万的市民涌进去，在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家进进出出，游园般地到处观看。从市委大院出来，我站在大门外一夜搭出的大字报栏前，看着揭露批判四人帮的大字报，想着我该写些什么，1月份我在黑龙江冰天雪地中写下悼念周恩来的长诗，现在是它公之于世的时候了。我赶回激光所实验室，用大字报抄写全诗，到康平路贴了出来。

　　--我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就这么问世了，它引发的强烈反响，让我看到了文学创作的迷人之处：原来我并不孤独，我的跋涉其实是有千万人同行，我若能准确描述时代、真切抒写情感，我就能走进千万人的内心，一起悲喜，一同升华，汇入恢宏而壮丽的时代谐振之中。

　　1977年10月，终于有了最终确认的消息：凡是文革十年中毕业的中学生，不论实际就读几年都可参加年底的全国高考。这对千千万万在文革中被抛弃的年轻人都是一个解放的信号，一个命运转折点。激光所领导很高兴：1976年初我从军队退伍，分配到激光研究所，参加钇铝石榴石固体激光器课题组，为了培养我的科研能力，所里指派两位老知识分子分别教我数学和物理，从初中二年级一直补习到大学一年级水平。所领导理所当然的决定是，让我报考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回来继续课题研究；与课题组合作的复旦教授也热情邀请我报考他们系。我交上去的报名表格让他们大失所望，我填写的志愿是文科。历经政治磨难的母亲更是忧心忡忡，坚决反对：历次运动文人首当其冲。最终我说服了他们：我26岁了，人家薛定谔在这个年纪已经提出“薛定谔方程”，薛海翔才考大学；唯有读文科，才能让仅存的人生经历不致虚掷，让埋入荒漠的岁月变为可供发掘的矿藏。

　　那年的上海文科录取率是2%，走进徐家汇的第四中学的考场，形势严酷一目了然--一房间50名考生，只有一个人能走进大学校门，我吞下了一颗安定，让自己平静下来……

　　1978年2月，我走进了上海师大中文系，思想解放运动如春风吹拂山河大地，改革开放让历尽劫难的祖国重新扬帆起航，身边又尽是经历相似趣味相近的年轻人，我仿佛鱼儿游进了浩瀚的大海，纵情徜徉。

　　入学后的第一堂写作课，是摸底测试，写作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前途”两个字，然后走到一边，一言不发，任由学生自由发挥。两节课时间里，我埋头疾书，写下了三千字的短篇小说，讲的是文革末期与四人帮作斗争的故事。一周后公布成绩，我的短篇小说《前途》被老师打印出来，发放全系，引来老师和同学的热烈讨论。这堂摸底测试，决定了我的大学专业走向：写小说。

　　我在图书馆里阅读了现代文学作家的大量作品，尤其是茅盾的小说，每一篇都做分析笔记，探研他作品的政治深度和艺术得失。与此同时，我每周写一个短篇小说，磨练写作能力。

　　我和曹旭、汪天云等几位同学创建了一个文学社团，起名“晨钟社”，办了一份油印的文学刊物《晨钟》，刊发我们课余写作的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校方又划拨一排阅报橱窗，供我们张贴作品，让全校同学阅读。这在当时是新鲜事物，《文汇报》还专为此事刊登了消息。

　　就在这个橱窗里，我贴出短篇小说《不为自己》，讲述的是一个文革的悲情故事，橱窗前读者云集，女同学边看边哭。小说手稿被时任编辑的俞胶东拿走，1979年，这篇小说发表在创刊不久的《钟山》上，当年秋，与高晓声陆文夫的作品一起，入选《江苏省建国30年优秀短篇小说选》。

　　1980年，平反后重回作协工作的吴强和钟望阳，介绍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同一批入会的有陈村、赵长天和曹冠龙。《上海文学》召集我和陈村、王安忆、宗福先、卢新华、赵丽宏、王小鹰、程乃珊、赵长天、曹冠龙、孙颙、许子东、沈善增、彭瑞高等十几个青年作者，每月一次，在 西厅聚会，交流各自的创作，茹志鹃、赵自、彭新琪等老作家老编辑轮流坐镇，点评指导。这个小组也是外地作家编辑来上海必到的落脚之处，王蒙、北岛、阿城都曾来聚会，交换信息，扩大视野，开阔思路。

　　这期间，我的小说不断在杂志报刊上发表，不断接到各地作协和文学杂志邀请，出席各类笔会，去大学校园演讲，与文学爱好者座谈，给青年创作班上课，跟各地作家交流，在这些天南海北的笔会上，相遇了一批同样是从文革中一走出来就开始笔耕的写作者，同龄如张抗抗、梁晓声、方方、陆天明、周梅森、黄蓓佳……年长有蒋子龙、戴厚英、张弦、高晓声、陆文夫、汪哲成、温小钰、尤凤伟、谌容、鲁彦周、古华，莫应丰……虽然艺术情趣各异，志向却大都相近：要用手中的笔和笔下的作品去反思过去，推进现在，展望未来。

　　在被称作“文艺的春天”的时光里，坚冰融化，春潮涌动，一个后来命名为“新时期文学”的浪潮奔腾而至，刷新着中国文学的堤岸。《伤痕》、《于无声处》、《大墙下的红玉兰》、《乔厂长上任记》……一纸既出，全国风行，读者在作品中寻找共鸣寄托感情启动思考，政府把作品当作改革开放的舆论动员，文学罕见地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激越的高音部，汇入到以思想解放为序曲的民族复苏国家振兴的时代交响之中。

　　这一年，我写出了中篇小说《生活的浪花--一个女大学生的日记》，次年在《钟山》杂志上发表，引发很大反响，收到全国各地数不清的读者来信；文献性刊物《新华文摘》以封面作品全文登载，并收入1981年《中国小说年编》，英文版与法文版的《中国文学》杂志以及法文版的《中国当代小说选》全文刊登发行国外，与王安忆的《流逝》程乃珊的《蓝屋》一起获得首届“钟山文学奖”。这篇我大二时写的小说，在大四时列入高校当代文学教学参考书目。《中国小说年编》对这篇小说的入选理由是：“小说所提出的问题，如当代青年如何对待人生与理想、友谊与爱情、道德与情操，如何对待昨天、今天和明天，如何对待新老两辈的“代沟”问题，这都是当代青年关切的、也是在它以后出现的同类作品中深入探索的问题。作者笔下的爱憎倾向和警策之语，透出了他对当代青年问题的严峻的思考。作品女主人公小莉是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她从小憧憬神圣的事业，但十年浩劫使她万念俱灰。然而，历史新时期的汹涌澎湃的生活，终于使这个大学生的理想复活了。她结束了苦闷与彷徨，从“生活扭转我”到她要“扭转生活”，这标志着一个曾是看破红尘的青年的觉醒。作品所以得到读者的肯定和称赞，关键是把握住历史的走向和时代的脉搏，写出了历经磨难而又勇于进取、励精图治的一代青年的时代精神。”

　　我的第一本书也以《一个女大学生的日记》命名，这是本3部中篇12个短篇的小说集，我在后记中写道：

　　“从我28岁到32岁所写的小说里，选出这20多万字，汇成此书。

　　写它们的时候，中国天地翻覆。

　　写它们的本意，是想记下这个时期，记下我的同时代人和我的折折曲曲，死死生生，艰难岁月，幸福时光。

　　后来发现，我写下的，不到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为此，我还应该写下去，写十本书，二十本书，五十本书，一百本书。

　　能写下去，是很好的。

　　可能写不下去，创作需要才能和机遇。

　　缺乏前者而辍笔，于人于己，幸甚幸甚；

　　缺乏后者而息声，亦不足惜：没有写出的书，永远比已经写出的书要多，要好。

　　还有，宇宙无尽，星云蒙蒙。

　　以此，致读此书的朋友。”

　　1987年小说集问世时，在历任机关干部、作协专事写作、深圳下海经商的东奔西突、南辕北辙的行程后，我已经在遥远的旧金山，开始另一段人生了。

　　2016年10月17日写于丹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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