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7年我编辑《灵性文学丛书》，08年发表《开拓华语文学的灵性空间》开始，这些年我不仅是博士论文和学术上来研究和构建灵性文学，在世界各地讲学推动灵性文学艺术，更是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竭尽全力地追求灵性光辉的照耀与呈现，同时，我也将自己的创作从文字的拓展到视觉的，成为一个跨界跨境的，集诗人、作家、画家、学者等与一身的灵性文学艺术创作者。
（一）
在我起初的创作中，并没有一种自觉性的宗教情怀，而只是觉得，写作首先是一个灵魂需要发声，而不是身体需要发声，甚至不是思想需要发声。灵魂发出声音，对另外一个灵魂，或者甚至是对空茫的宇宙说话。至于讲什么话？其内容往往就关联到一个灵魂的状态及需求，而如何讲就是文体、语言的风格，这关联到灵魂的审美属性，而这一属性不仅仅是个体的，也是群体的，有着社会、文化、民族和时代在个体上的投影。
我一直把文学当作可以储藏或说是存放自己灵魂的地方，这块地方也许很小，只是个角落或是阁楼，但它必须存在，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又是供我翔游的世界。我可以去挣钱，可以很辛苦甚至是平庸地生活，但是我的灵魂和我的审美需要有这么一点奢侈。当然我的写作曾经被批评过，说是尘烟味太少。但我觉得吃喝拉撒本身未必就是生活的全部，甚至未必就是最本质性的生存，文学不应该仅仅只是生活表层行动的记录，而是要记录在吃喝拉撒中感受到的灵魂的束缚或是自由。我提倡灵性写作，因为我认为看似"平庸"的生活表层里，灵魂是活着的。我盼望呈现自己心灵的万千种感受，让我的读者也能获得一种能力，就是通过一切"烟尘"与琐碎的生活看到并倾慕活泼的灵性。
刘勰《文心雕龙》首篇〈原道〉开卷："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迭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中国古代文献中极少"灵性"二字，却多有对"性灵"的描述，谓万物中唯有人有性灵，能思想，所以可以和天地并称为"三才"，人如天地之心，能感应天地之华彩，能借着天地万物领悟其中"全善之律"、"真实之美"。这种特有的属性使人区别于动物、植物、山水……从人这特有的美妙属性中，老祖们似乎隐约的知道了"灵"，知道人仍是有灵的活人，而非石木。
人有灵，且能借着天地万物感应"美"、"善"，古文中称"灵"为"福"、"善"。于是，这句话就成了人有灵，且能借着天地万物感应"灵"。这一对"人"属性的认知是附合圣经中对人的定位的。《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里清楚地表明了神的永能和神性（就是大美大善，就是灵）是被启示出来，让人可以借所造之物--天地万物、人自身，感应到的。
然而，《后汉书》说："而性灵多蔽，罕能知天道也"；《列传》"岁月飘忽，性灵不居""灵"离开了的人。世上的人或感知了这离开，而思思慕慕，"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文学作品中对此的反映很多，典型的如屈原的《天问》。从"性灵多蔽"到"性灵不居"，正是人类在罪欲中迅疾堕落的过程。人越来越远离对神的敬畏，也就越来越远离冥想和自省，甚至无知无觉，生则不在乎"行尸走肉"，文则以肉体为"天地"，以情欲为"精神"，一如《魏书》中所说"性灵没于嗜欲，真伪混居，往来纷杂……"如此，文学走向无灵性的写作就成了必然与"诚实"。各种思想往来纷杂，我们不再敬畏天道，不再敬畏生命，于是我们不再保守我们的心，而是"开放"自己成为一个广场，甚至是公厕，让各种思想、理念随意来去，心灵中诚实的标尺淡漠甚至消逝，而当下的文学从某种角度来说正呈现出这个状态，猎奇、猎金、追逐潮流的泡沫，而不在乎良心渐渐喑哑甚至远离。
我希望用我的作品，也就是希望灵性文学，甚至文学能够把人心中那颗模糊的，被淹没的，甚至是被人有意识忽略的灵魂唤醒。当我们的灵魂被唤醒的时候，你所看的天空不再是此刻的天空，一枝一叶都会与你有真实的呼吸应和，人重新回到宇宙的生命体系中，获得真正的内在与外在的和谐，甚至就是吃喝拉撒的平庸生活也不再是烟尘而绽放出灵魂的光彩。
（二）
我到国外后做的第一件事也是到餐馆打工，我发现中国人和墨西哥人打工是不同的。我们可以讲英文，做的是相对轻松的招待、领位员或出纳等，并且我们大多是为了学业暂时的；而很多墨西哥人在厨房做工，也许这就是他们一生的工作，还有一些年轻的白人大学生也是为了学费在打工；但他们都很开心，他们觉得生命本身就是享受，这种享受的欢悦是随时随地的，是在各种环境中都可以不中断的。他们非常漂亮的礼帽，摆在冰箱上面，晚上11点干完活后，他们换上衣服就去跳舞，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大多数在打工的中国学人都是一副虎落平川的样子，憋着劲等待"证明"自己价值的日子。
我所见到的美国人一般不认为生存形式代表着他的生命价值，而中国人常常把生活和生命等同。于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的抱怨，虎落平川遭犬欺的愤恨，满塞了人的心，以至于心透不过气来，灵也就醒不过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中国人大多认为"知礼节、知荣辱"这些属于灵性、良知的事，是必须在饱食之后才要考虑的事，甚至认为这些是物质生活得以满足后自然产生的，于是才会把烟尘与灵性分开，中国文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先搁置了这些议题，但我认为灵性的感受与需求其实和吃喝一样是人生存的基本元素，也是人的基本属性。
西方文化中人的生命和灵魂是平等的理念，这些餐馆里打工的人，和沙滩上享受大自然的穷人，深深地震撼了我。同样的生活环境却有着不同的心态和结果，触动我重新思考艺术应当呈现的是什么。后来，我也接触了信仰，了解了这种价值观建立的基础，当我对灵魂有了更深的认识之后，感受到灵魂是超越良心，超越宗教的，它不是可以暂时不谈的奢侈品，而是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之核，因此也理当是文学艺术的核。
我对提倡的"灵性文学"有三条最基本的定义。第一，有"灵"活人的写作。第二，反映"灵"活着的人的生活或视角。第三，"灵性文学"彰显出来的是住在人里面的"灵"的属性与光辉。作品应该超越自己，在自己的生命中挖井，挖出自己生命里的泉水。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我们有可能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在混乱繁杂的情绪中，并不能清楚地感知它，但是，只有借着内心在感性与理性与灵性融合状态中的安静内省，感知这住在人里面的造物主的灵，并不断在艺术中追求它的光芒，追求用文学艺术音乐各种途径各种方式与技巧呈现这灵的属性，只有当灵的光辉彰显出来时，才是文学最大的意义。因为人和人是非常不同的，但是我们里面的灵是相同的，甚至也是与天地万有相通的。只有把住在人里面，也有天地万有中，并超越所有受造物的美善的灵彰显出来，才能得到读者、受众最大的共鸣。
我的灵性写作过程首先是为了我自己灵性的苏醒，文学写作是我对自己挖掘的一种方式，是载我渡向彼岸的船。我的作品就是我挖的通道，一段段或是一条条，继续或各自，向前向光延伸的进程不同。这些挖通或尚未挖通的通道被提供给读者，诚实的写作者与诚实的阅读者相遇，就是一种灵魂的对话与同行，甚至是同工，一同来继续挖掘这些通道。
（三）
灵在中国古文称"善"、"福"，而希腊哲学中说人都是追求"善"的只是"善"观念有偏有正，追求真正的善也就是追求灵，这个灵在宇宙之中，也在人里面。在灵性空间中，自省、感悟天地，聆听上帝之声。领悟自己、领悟他人、也领悟自然；解读创造的密码，解读人的密码，也解读彼此关系的密码，解读出天地间的大美至善。我在创作中有意识地追求向读者提供这个"灵性空间"。
灵性文学所追求的即不是晦涩幽暗的神秘，也不是佛家的"灵光独耀，迥脱根尘"。灵性文学正是要给予阅读者一双灵性的眼睛，让人看见繁琐平淡生活中的美善之光，让人从扭曲、污损的生命中看见人里面"神"的形象，看见人原初当有的尊严与荣美。它不是出"世"的文字，而是在"世"的文字；但它是不受"世"所缚的文字，是可以成为"世"之翅的文字。真正有灵性的作品是写人类的共性，而不是写偏重神圣、极致的特性；是诚实、朴素的写作，而不是虚玄、高深的呓语。
我在灵性文学的创作中表达着人论与我对人的认识，我认为人并不是向往"高贵"，而是向往"尊严"。但这个尊严被社会扭曲了，成了外在的，靠别人给予的。其实人喜欢权、喜欢钱，其动机并没有错，因为这个社会让他认为权和钱是他得到尊严的必需品，可惜得到以后，他会发现还是没有尊严。一个人渴望尊严本身证明了人的灵的存在，如果没有灵魂，你就不可能也不需要渴望尊严，人和动物还是有区别的，我不赞同在文学中完全以动物的本能来解读和塑造人物，因为人不是高级动物。
我在灵性文学的创作实践中，努力探索抵达的是：神性光照的思想特质、灵性空间的创作体验、信望爱的文学的语言。神性光照的思想特质具体表现就是我不再热衷于为文学而文学，一切语言的技巧与审美都不再是我创作的终极目标，我重新认识到"文需载道"。塞万提斯说，"笔是思想之舌。"奇斯特。菲尔德说，"文体是思想的外衣。"外衣故然要力求精美、时尚，舌之灵巧更可灿烂生花。然而，文学却应避免无思想的巧舌、衣架上的时装。没有终极关怀，就缺少宇宙观、神论、人论的参照对应，生存成为一种偶然，死亡只能是消无。当我们反复把玩、炫耀我们的文学衣橱时，文学生命正日趋衰老、被抽空。我力求自己能看见、面对、正视、远离这种"贫穷"。
对照西方一些优秀的经典的著作，就会发现今天中国文学的作品更趋平面，而这个平面不是我们没有想到，而是"起初不敢想，然后变成懒得想。"我们的精神层面、我们的文学思想越来越随波逐流，这就是一种"轻浮"。我希望停下华丽舞步的双脚，离开一种文学审美的轻浮惯性，诚实思考。重新学习走路，起初是难免笨拙，甚至跌爬的。然而，这可以让我们脱离过于注重表述形式，"到语言为止"等主流、喧闹的文学思潮，重新反思我们对"文以载道"的矫枉过正。
我认为文学创作的体验，有三个境界：一个是物质的境界，一个是精神的境界，一个是灵性的境界，我在创作中追求贯通这三个层面。在创作的语言上，我并不愿意有划地为牢的语言规范和类型，不特别崇尚某种风格。圣经的语言可以成为灵性文学的语言典范，简单的说，就是"丰富生动、言之有物"。圣经中的语言风格与类型是极丰富多采的，或华彩或朴素，或细腻平实或大开大阖，或逻辑严密层层递进，或空灵自由奥秘神奇。我在博士阶段中研究旧约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比较，就是希望越过西方的基督教文学语言和文体定式，进行一种让两个古老文学语言彼此进行化学反映的实验。
我对自己的文学语言的另一个期盼和希望是先知性的语言。先知性的语言基于灵性文学作者是有灵的活人，可以因着信仰，而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生活：进入生活的"里面"而非表象，站在生活的高处而非陷在波浪中。这样就不是仅仅写出读者同样感受到的，并能写出来读者原本没有感受到，但是一看以后才被唤醒的那份知觉，那份对生命的感悟。
总的来说，我追求的文学境界是有信、有望、有爱的。我的四部长篇最为明显地呈现了我在文学创作中对灵性光辉的追求轨迹。《世家美眷》（原名《柔若无骨》）追求表达的是人的生存危机感，注重于肉体的各种需要，以及在这种本能驱动下的，对社会变迁的反映，和在命运中的选择。《放逐伊甸》是精神境界各种思想与感情的变化，以及在终极关怀和原罪论的纵向光照中的其实。是一部在精神境界向灵性境界过渡的实践作品。《红墙白玉兰》追求个体性的灵性光辉，而《叛教者》则是追求群体性的、社会性的灵性光辉。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的文学艺术创作已经与我个人生命的实践、修炼融为一体，将是一场一生的追求，是一种痛并快乐着的幸福，也是一种自我认识的方式。
2016-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