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9月04日10:13 来源：未知 作者：研究室 点击: 次
1978年春季的一天，陈思和走进复旦大学报到，望着毛体字题写的校名，若有所思。多年之后，他写下了“癫张狂素新毛体，名校龙蛇溯远长”（《七十自咏·复旦大学》）的诗句。当陈思和举步迈入“龙蛇远长”的复旦学术传统之际，崭新的事业画卷正渐次展开。那一年，他二十四岁。
一
校园的思想解放运动，给了陈思和脱胎换骨的影响。尤其是有幸遇到贾植芳先生，结下终生的师生缘。在贾先生指导下，他与同学李辉一起研读巴金著作，合作撰写的第一篇论文《怎样认识巴金早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刊发于《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成为“学术道路的开始”（陈思和：《三十年治学生活回顾》）。陈思和选择巴金作为研究对象和起点，其实还有非常个人化的缘由：父亲曾是巴金作品的忠实读者，当年夜深人静之际，一杯酒，一支烟，在昏黄灯光下向年幼的陈思和讲述《激流》的故事、《雾》《雨》《电》的故事、《寒夜》的故事，父亲伤感的语调在他心田中播下了最初的巴金形象。此后又在“文革”中阅读《憩园》，现实中泛滥成灾的暴力事件与小说里的温馨故事背道而驰，陈思和内心遭受巨大冲击，小说人物杨梦痴的形象挥之不去，“每天黄昏的时候，太阳斜斜地照过来，树的影子慢慢地长下去，我就呆呆地朝着树底下看，仿佛眼前就会转出这么个人来——我脑子里想，这个人是灰白的长头发，胡子很脏，穿一件绸的蓝布大褂，是个很瘦的老乞丐。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老是觉得看见过这么一个人，脑子里老是出现这样的形象。然后我就想，如果他出现了，我就会像书中的孩子一样给他什么东西。其实生活里从来没有过这么一个落日、黄昏、老人的衰败的形象，但是这个故事却让我激发了全部内在的同情心，激发了人性中的善良的道德力量，帮助我辨别当年的形势和以后的人生道路”（陈思和：《文本细读的意义和方法》）。陈思和日后经常以这段特殊时期的阅读经历来说明文学、人文精神的魅力以及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其巴金研究的重要成果《人格的发展——巴金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里，史料的铺排与考订之外，更有作者与传主间的精神对话；巴金之于陈思和，不仅是客观的研究对象，更是知识分子人格与实践精神的垂范。
陈思和从巴金、胡风等传记研究进入以鲁迅为核心、以现代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和实践道路为关怀的新文学传统的研究，其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治学路径大致是：巴金研究—中国新文学整体观—重写文学史的倡导—文学史理论创新—文学史写作实践。继巴金研究之后，以“整体观”为核心和方法论的第二个研究系列起步，成果结集为《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这是陈思和代表性的学术著作。“整体观”的旨趣与方法是将新鲜的创作现象与文学史的解释结合起来，构成互动与对话：中国新文学史是一个开放型的整体，唯其开放，所以跟随着日新月异的文学实践而不断发展和自新，现场中出现的任何新变现象需被置于文学史的框架中考镜源流、确认价值，以“史的眼光”来照出纹路肌理，揭示内在关联与演变规律；唯其是一个整体，所以任何一种新的文学因素的渗入都会引起整体格局的变化，导致对以往文学史现象的重释。“整体观”追求的并不只是客观的历史研究，而是希望通过与历史的对话来参与当代文学、文化环境乃至当代生活环境的改善；通过对二十世纪文学史的探索来叩访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和命运。该著作决定了陈思和此后学术研究的“基本经纬”：“一是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作为整体来研究，不断发现文学史上的新问题，并努力通过理论探索给以新的解释；二是关注当下文学的新现象，关注中国新文学传统与现实结合发展的最大可能性。”（陈思和：《三十年治学生活回顾》）
以“整体观”为方法论支撑，注重在整体联系的框架中推进对文学作品的自由解读和释放文学史研究的活力，顺理成章过渡到“重写文学史”的倡导。《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开辟“重写文学史”专栏，由陈思和与王晓明联袂主持。 “重评”对象有赵树理、丁玲、柳青、郭小川、何其芳、茅盾等，顿开一时之风气。根据专栏主持人的设想，“重写文学史”“原则上是以审美标准”来“重新研究、评估中国新文学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现象”，质疑“过去把政治作为唯一标准研究文学史的结果”，“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探讨文学史研究多元化的可能性，也在于通过激情的反思给行进中的当代文学发展以一种强有力的刺激”，“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激起人们重新思考昨天的兴趣和热情”（陈思和、王晓明：《“重写文学史”专栏主持人的对话》）。
专栏的设立及陆续刊发的文章在学术界引起普遍关注与热烈争论。“重写文学史”是一次意义深远的事件：首先，建构了崭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从对于革命史传统教育的从属状态中摆脱出来，追求独立、审美的文学史学科。它与1980年代中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研究思潮紧密呼应，是学术研究发展到当时必然会产生递进的一个环节。其次，通过将先前面貌统一、僵化的文学史改变为多元、个性的文学史，表达了一代人文知识分子在特殊时期高扬主体性的共同诉求，也彰显了文学史阐释中“当代性”与“历史性”的辩证。再次，“重写文学史”是一场知识分子参与历史的实践行为，它与1980年代诸多拥有共同价值指向的社会文化思潮一起，介入到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建构中。对于陈思和个人来说，“重写文学史”过程中的观念与实践，既是长期思考的赋形，也显示了其此后文学史研究中的若干路向。
在雷蒙·威廉斯的时代，英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大多停留在教条主义模式中，而雷蒙·威廉斯别具一格地提出了“情感结构”这样的概念，“作为把自己与被污染的马克思主义术语如‘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区分开的手段，他建立了自己的词汇表”（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陈思和也是携带着自身“词汇表”的文学史家，这些独特的“词汇”即“文学史理论”，指的是一种与文学史写作实践紧密交织在一起，具体解释文学史写作中的问题，并对一般文学史写作有实际指导意义的理论假设。陈思和每每从文学潮流的发展动态中发现问题、提炼理论，然后再将此理论概念运用到文学史领域，考察诸般复杂的文学现象，反复验证、持续推敲，直至理论假设上升到具有通则性的文学史理论，先后提出的“民间”“共名与无名”“潜在写作”“战争文化规范”“先锋与常态”等皆可作如是观。
文学史理论大体有如下特征：首先，这些理论瞄准的是文学史枢纽、结穴的关键点或动力机制。章太炎尝谓“清朝一代能够考史，而不能撰史”，“考史”满足于材料的征集与考掘，而“撰史”则需要史家“通古今之变”的识断，移诸文学史写作领域，需要的正是理论的有效整合能力。近年来的文学史写作，一方面史料的发现与整理固然成绩斐然，著作数量甚至泛滥，但另一方面注意力只在材料的拼凑和领地的占有，于是造成文学史的逻辑混乱、观念与框架充满不和谐，“人人从事于造零件，作螺丝钉，整个机器，乃不知其构造装置与运用”（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词》）。瓶颈正在于文学史理论缺乏突破与创新。而陈思和所提出的文学史理论都是在诊断“整个机器构造装置”的基础上提供整合能力。比如“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性”与“文学史上先锋与常态”的问题，试图从理论上来解决“五四”新文学的主流与其他各类文学（通俗文学、旧体文学等）之间的关系；“民间”“潜在写作”是为了解释当代文学史上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世界性因素”是为了应对中国文学与外来文化影响的关系。
其次，文学史理论不仅是学理背景上的研讨，而且是针对现实的发言；在客观研究与方法论背后，暗含着强烈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关怀。比如“民间”理论视角就含蕴着陈思和对现代知识分子历史传统和现实处境的思考：在新文化传统中醒悟人生的一代学者，自觉将“五四”视为自身学术传统与行动参照，但在亲身实践中又感受到该传统的局限，“希望在坚持五四传统的同时再进一步跳跃出去，融入到更大的学术传统中去安身立命”（陈思和：《<犬耕集>后记》）。发现“民间”的意义即包括寻觅、阐扬散落在民间世界里的人文信息，结合潜在的健康力量参与到对当代生活的改造中。陈思和携带着这些镌刻下其学术烙印的“词汇表”进入文学史写作实践，成果中集大成者当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与明年即将推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
二
在比较文学领域，陈思和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当推“世界性因素”。该理论视角的提出有一长期酝酿过程：1980年陈思和跟随贾植芳先生从事“外来文学思潮流派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的理论资料汇编，此后在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的过程中，深感于传统的影响研究及其背后作为方法论支撑的归纳法无法整合中外文学关系现象，陆续写过《二十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一点想法》（《中国比较文学》1993年第1期）等论文，对影响比较的传统思维方法提出质疑。《<马桥词典>：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之一例》（《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2期）运用世界性因素的分析方法，为韩少功长篇小说《马桥词典》被诬抄袭一事作辩护。正是在上述过程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概念逐渐清晰化，直至2000年发表《关于二十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中国比较文学》第4期）：既然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已被纳入了世界性格局，那么它与世界的关系就不可能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而已经成为世界体系中的一个单元，在其自身的运动中形成某些特有的审美意识，不管其与相关的外来文化是否存在直接影响关系，都是以独特面貌加入世界文化的行列，并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内容。近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组织评选“2023年度人文学科十大学术热点”，将“文明互鉴视域中的世界文学”列为热点，其中代表性议题即“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研究，可见陈思和孤明先发之功。
2008年11月，陈思和荣获“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授奖辞”中说：“陈思和以文学史家的身份介入当代文学前沿问题，热情而冷静，持久而深入，从容而坚定，推动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学院化进程。”挺立在文学的前沿现场又促成当代批评的学院化，这样的姿态用陈思和的理念来形容即“史的批评”：以置身现场的鲜活的批评感受和问题意识来导源、激活学术研究，再以“整体观”回视文学史作潜心、细致、历史性的检讨与反思，也就是说，必须将文学史视作批评对象的坐标系，或在文学史的宏观研究中阐释当下的文学现象和理论现象，或以对具体作品特殊价值的发现来重构文学史的脉络、走向。
以“史的批评”管窥陈思和迄今的学术历程与成果，其研究具备鲜明的整体性和融贯性，一呼百应，相与激发。仿佛是一具生命体，在成长过程中发展出各器官的机能，等到该生命体达到成熟状态时，赫然发现其内在的生命脉络前后递进、一体贯通，而各器官既分司其职又互相配合，在生活中见招拆招地应对各类问题。比如，在考辨中外文学关系的过程中，陈思和提出了“世界性因素”，从学科领域而言，这本是比较文学方向的成果，然而其孕育过程中有文学批评实践的参与（考察《马桥词典》中的世界性因素）。思考成熟之后，“世界性因素”上升为文学史理论，一方面作为方法论支撑，用于文学批评中对作家作品的考察，例如将阎连科、张炜小说与来自古希腊的恶魔性因素相沟通，在对莫言、余华小说的分析中揭举巴赫金首倡的、拉伯雷式的民间狂欢因素；另一方面，运用“世界性因素”的理论视角复盘文学史的整体结构，研究“五四”新文学的先锋性与西方先锋文学的对应关系。系列论文《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性》（《复旦学报》2005年第6期）、《先锋与常态——现代文学史的两种基本形态》（《文艺争鸣》2007年第3期）等指出：“五四”新文学运动作为一个带有先锋性的革命文学运动，和当时席卷欧洲的先锋运动构成了世界性对话，都以激进的政治批判态度、颠覆传统文化的决绝立场、求新求变的语言探索以及对唯美主义文艺观的批判为标志。进而，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中存在着“变”的两种形态，一种是依循了社会生活的发展而自然演变的文学主流，谓之“常态”；另一种是以超前的社会理想和激进的断裂实行激变的文学运动，谓之“先锋”。作为一场先锋运动的“五四”新文学猛烈地冲击了当时的文学主流，促进了文学史的激变，但是其本身先锋的性质也决定了它的短暂过程，决定了它和文化主流之间复杂的关系。陈思和由此来回应海外汉学界抬高晚清、贬低“五四”的倾向，进而解决“五四”新文学的主流与其他各类文学（通俗文学、旧体文学等）之间的关系。
“世界性因素”召唤出“先锋与常态”，后一理论视角引出了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重新评估的契机（这无疑将成为陈思和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中的叙述主线之一），既可用于对“五四”文学转折的考察，同样可以辐射到新时期到新世纪文学的发展。系列论文《从“少年情怀”到“中年危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视角》（《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5期）、《对新世纪十年文学的一点理解》）（《文艺争鸣》2010年第4期）指出：“五四”新文学、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1942年以后的工农兵文学、“文革”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下的文学，不管其性质有多大的距离，都表现出一种先锋姿态——“通过激烈否定前人的文化积累来完成自我确立”，“认为文学是可以引导社会变革风气的，是可以通过调整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指导人们怎样生活的”。到了“文革”以后，尤其是19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的先锋性消失，转变为常态的发展模式，虽然持续地边缘化，但还原了自身的审美功能和表达模式。新世纪以来，身处“中年常态”的作家，形成了自身“民间岗位型”（与“广场型”相对）的表达形式和批判形式，他们的社会良知与民众的情绪、与藏污纳垢的现实联系在一起，“像贾平凹的《秦腔》，如此逼真、厚重的艺术笔墨，描绘出农村文化经济的衰败以及作家面对衰败的复杂感情；像莫言的《生死疲劳》，如此机智的想象力，颠覆土改以来意识形态下的农村历史书写；像阎连科的《受活》，如此嬉笑怒骂的怪诞姿态，把国际共运史的失败与现代性的反思结合起来给以讽刺；像余华的《兄弟》，如此尖锐活泼地描绘三十年来时代的恐怖与狂欢，揭示出改革开放在中国城镇经济发展中的怪诞世相，等等。这些作品，不要说一九八○年代不可能产生，五六十年代更不可能产生，就连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作家也没有拿出如此记录中国社会历史的皇皇巨著。可以说，这些作品是无愧于我们今天激变中的大时代的。”
陈思和学术研究背后持续的推动力是与流动不居的当代生活对话，“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对当代生活没有激情，没有热望，没有痛苦，没有难言的隐衷，那么，他的知识，他的学问，他的才华，都会成为一些零星而没有生命力的碎片；文学研究虽然不同于文学创作，但在冷静的学术研究背后，仍然需要精神上的热情支持”（《方法·激情·材料——与友人谈<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书林》1988年第7期），在他眼中这也是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特征与生命力源泉，“生活的未来有多长，我们学科的生命就有多长，它的特点就是不断对应当下出现的文化现象和文学现象，解释当下文学和生活的关系”（《我们的学科还很年轻》，《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还以文学史理论“先锋与常态”为例。近年来，网络文学、科幻文学与各式各样的新媒介文学方兴未艾，国学热的氛围中旧体诗词也蔚为大观，它们复活了当年被“五四”文学所压抑的旧文学的诸种面相，因应着当代各阶层人民群体文化需求的多样性，重构出热力四射的文学版图。新的课题摆在了研究者面前——“现代中国文学”如何消化上述非“新文学传统”所能够容忍的因素，“要承认过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观念是从新文学史的观念演变而来，比较狭隘的新旧对立思维模式再加上战争文化心理构成的思维模式，建构起来的一套所谓主流、支流、逆流的文学史叙事模式不能适应今天学者们宽阔的学术视野和本学科所取得的学术发展”。“先锋与常态”就是以创新的理论视角来重新整合文学的各种现象，既重释文学史的演变模式，又为研判当下文学发展态势提供指导，达致新的文学“整体观”的圆融。
三
1993年，知识界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其触发点是市场化、商品化冲击下，人文精神出现的危机。陈思和个人意见的集中表述可参考《关于人文精神的独白》（收入《犬耕集》）、《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的一封信——致坂井洋史》（《天涯》1996年第1期）。在他看来，人文精神讨论是文学界自身引发的对于未来精神走向的激烈争论，看上去是一场理论探讨，但理论的落脚点则应该回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商品经济的大潮中，知识分子如何保持和发扬原有的精神传统，找到自己的民间岗位。论文《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刊于同年《上海文化》创刊号，将转型期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概括为三种意识：失落了的古典庙堂意识、虚拟的现代广场意识和正在形成中的知识分子岗位意识。该文是陈思和关于现代知识分子课题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反思“五四”知识分子广场意识的虚妄与偏狭，并不是要取消知识分子的精英传统，而是希望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对自身的处境立场、工作岗位有更加清醒和更加积极的体认。所谓“岗位”，一方面是指知识分子的具体职业，当然在谋生之外，还包括了学术责任与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孕含了一层更为深刻与内在的意义，即知识分子对文化传统精血的维系与发扬。这是一个辩证的概念，具体而微的工作中有“上出”的旨向，而超越性的精神则融化于普普通通的岗位中；这甚至不只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概括，而必须通过生命实践来践履。
所以，对于“人文精神”作观念史的梳理（很多人去考较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是无法贴近这场讨论的，我们不但要关注当时发言者的“言”，还要看起于行的“行”。陈思和对于人文精神讨论的主张与介入，恰恰见出其实践型知识分子的本色，“人文精神终究是在社会实践中的人文精神，并没有一种外在于知识分子实践的人文精神完美地等待着我们去发现”，“本来就没有什么现成答案，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自觉地在实践过程中去探索”。陈思和在人文精神讨论的同一年发表《现代出版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复旦学报》1993年第3期），为人文精神找到一个落脚点和具体岗位。1994年，在其努力下，“火凤凰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成立，在1990年代最艰苦的出版环境中，推出“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火凤凰文库”“火凤凰青少年文库”，后续还有“火凤凰学术遗产丛书”……这几套书系有不同面向——提携文学新人、承接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学术风骨、青少年人文教育，建立起完整的薪火相继、承前启后的格局，正是理论探讨之后的“起于行”，在新环境中借助出现的新力量，寻觅弘扬人文精神的契机。陈思和的学术实践活动，包括著书立说、编辑出版、教书育人，有意探索三者之间达致圆通的可能性，以此来把握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
与北大、清华的校园传统相比照，陈思和发现复旦大学尤具“草根精神”（因反对教会垄断教育而创立），且与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有着根本上的精神沟通：“草是最软弱最卑贱的东西，它看上去微不足道，决不鲜艳夺目，但草之根却是最坚韧最易于生长的，象征了顽强的生命力。这种精神在学术为显学的时代里并不受人们重视，但是一旦学术在政罗教网中失去了应有的尊严与地位时，这种草根精神就变得重要了，有时可以成为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们的精神支柱。”（陈思和：《复旦的精神》）
这样的表达，已不仅是对历史的命名，更有对未来的期望；已不仅是对身外传统的总结，更是将生命旅程中萃取来的理想镌刻进了校园。2024年2月，陈思和行将退休。但学术探索远未终结，作为“复旦大学人文社会学科传世之作”项目的《现代文学史研究与话语创新》正在井然有序地推进，这是陈思和学术历程的集大成与总结之作。“红日晚霞余万里，青丝云露更妖娆”（陈思和：《七十自咏·登高》），七十岁的陈思和，百尺竿头的矫健身姿，恍若回到当年初入复旦校园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