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6月05日14:49 来源：思南读书会 作者：思南读书会 点击: 次
从左至右为胡艳秋、郜元宝、黄德海
11月30日下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携评论集《小说说小》做客第330期思南读书会，与青年评论家黄德海一起，从小说的“细节”出发，探讨小说中的人物性格,解说中国文学的发展。本书责编胡艳秋担任主持。
从细节中读懂人物
《小说说小》由衣食住行、人物场面、语言逻辑、视角结构、身体身份等细节切入，透视小说的文化背景、历史脉络、意匠经营与人情世故。从细节出发，力避架空议论，这也是郜元宝在长达三十多年评论生涯后的一次反思、尝试与探索。
“我们经常用一种专业的学术语言讨论文学，时间一长，当初生机勃勃的理论语言变得僵化。所以我想抛开学术论文，去写一些针对作家和广大读者的有趣的东西。”人们读完一篇小说后，大概知道故事情节，但往往会忘记那些细节，所以郜元宝称自己为中国文学界某些精彩细节的 “奔走相告”者。
郜元宝
同样作为评论家，黄德海谈到自己在写评论时也会想到书中提到的很多细节，但是这些问题极具争议，为了避免陷入争论的泥潭，自己某些隐形的心理负担，自己的骄傲与谦虚，所以避而不谈。
郜元宝表示自己不可能四两拨千斤，用一个细节去说明小说所有的问题，“我只是想用这个细节来帮助大家形成更加完善的总体判断。”比如在《白鹿原》中，白孝文“浪子回头”，回乡祭祖上坟那天中午吃的臊子面是他性格转变的关键。家人做的臊子面让他回忆起在家乡度过的岁月，但是白孝文突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根本不想回到过去。如书中所说，“恰如一只红冠如血尾翎如帜的公鸡发现了曾经哺育自己的那只蛋壳，却再也无法重新蜷卧其中体验那蛋壳里头的全部美妙了。”
在世界的险恶中摸爬滚打之后，白孝文认为，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立足就必须舍弃柔软，变成一个杀伐决断、冷面无情的人。他对妻子说：“谁走不出这原谁一辈子都没出息。”什么叫走出白鹿原？就是摒弃父亲白嘉轩坚守一生的做一个好人的价值标准。什么叫出息？就是在这个弱肉强食的险恶社会里立于不败之地。”郜元宝认为公鸡和鸡蛋壳的细节是一个点睛之笔，有力地勾勒了白孝文人性的变化。
黄德海
黄德海谈到，《小说说小》中讨论了白嘉轩性格的诸多可疑和可议之处，呈现出小说文本中各种不同性格的变形。除此以外，书中还对于《围城》中次要人物的细节进行讨论，这些探讨可以使读者联想到更多的问题，引发更丰富的思考与讨论。
现代文学书面语的建立
细节乃小说的立身之本，能够以小见大、见微知著。黄德海谈到，谈论小说细节容易引起争议，难以说服对方，但是在讨论中双方的思路都会有所校正。《小说说小》从细节出发，同时每篇文章都贯穿着一部中国文学简史，也贯穿着中西方小说的相互对照。
郜元宝在书中讨论了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家鲁迅。郜元宝说：“鲁迅那一代作家肩负着一个使命，就是要建设现代的公共书面语。”与胡适用方言写作来进行文学革命的主张不同，鲁迅努力地将绍兴的方言尽量翻译成通用语言。《阿Q正传》中，阿Q调戏了吴妈以后，赵秀才追打他，还骂阿Q是“王八蛋”，作者特地说明，这“王八蛋”是“未庄的乡下人从来不用，专是见过官府的阔人用的”。
胡艳秋
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我”在亭子间里昼伏夜出，女工陈二妹问他：“你天天在这里看得是什么书？”，陈二妹说的是“柔和的苏州音”，小说叙述中译成了普通的白话。钱钟书的《围城》作为一部“现代流浪汉体小说”几乎覆盖了中国南方所有的方言，但作者把小说主体性的语言锻造成了文学性的国语。
郜元宝说：“从这些细节来看，中国现代南方作家对于现代文学书面语的贡献非常大，因为他们没有北方作家可以依仗自身方言的便利，他们不得不压抑住自己的方言，然后寻求一种共同语的表达，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
小说中的衣食住行往往是和小说之外更大的文本进行一种对话
黄德海谈到，《小说说小》不只关注了小说中衣食住行本身，更重要描述了文本产生的语境，就如同张爱玲的《更衣记》从服饰的变迁中读出了时代的变化。小说中的衣食住行往往是和小说之外更大的文本进行一种对话。
现场读者
汪曾祺小说《八千岁》中描写了两种不同的美食观念。勤俭起家的米行老板八千岁喜欢吃最便宜的草炉饼，平时甚至舍不得喝酒，“客人照例要举杯让一让，八千岁总是举起碗来说：‘我饭陪，饭陪！’”而军阀“八舅太爷”从早吃晚都要满汉全席。八千岁忍不住跑去看，“一面看，一面又掉了几滴泪，他想：这是吃我哪！”郜元宝谈到，两类不同的美食观念背后体现了小说的“小文本”和背后“大文本”之间的张力和对话。汪曾祺歌颂的劳动人民在粗茶淡饭中品味到的食物之美，是和日常生活以及温馨的家庭糅合在一起的。
读者提问
又比如，在张爱玲看来，“人是住在衣服里的”，可是代表作《倾城之恋》中自始至终也没有出现主人公白流苏和范柳原的穿着描写。郜元宝猜测这可能和两位主人公尴尬的身份有关。离婚多年的白流苏与私生子范柳原两人同病相怜又同病相克，彼此中意又不敢表露，于是彼此之间精致、巧妙又危险地相互试探。两人的对话像 “两个聪明脑袋在打架”，根本没心思关心对方的衣着。当香港受到轰炸，世界崩塌，两人最终确定双方的爱意，整个过程中穿着也就不重要了。
所以，“作家不是顺着社会的文化风气去写作。如果因为当下的流行而去写美食、写时装，就会成为社会习俗的翻版，而不会成为文学创作。”郜元宝说。
嘉宾为读者签名
现场：李伟长
撰稿：法雨奇
改稿：陈 思
摄影：迟 惠
编辑：江心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