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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4月30日10:47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张定浩 点击: 次
路内的小说中有一种悲不自胜之物，以至于他必须保持坚定和谦卑，必须更为严格地控制词语的节奏，以及叙事的流转。他明了自己是在写一些恒久动人的东西，它们和泪水有关，但他并不会直接去书写泪水，而是侧身去描摹那些被泪水烧灼过的青草和花朵。
诚实地讲述无法讲述的秘密
我厌恶那些动辄以“一代人的精神史”自居的小说，它们充其量只能被视为小说作者一个人悠久的自恋史；我同样反感那些耽溺于无聊与粗鄙的年轻一代小说家，他们企图通过表演某种虚弱与平庸，以掩盖其自身更为贫乏的虚弱与平庸。必须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审视作为同时代小说书写者的路内，才能珍视弥漫在他作品中的强悍与悲怆，温柔和诚实。在《追随她的旅程》的引子里，他怀着热望，谈到那些带着不可更改的缺陷成为圣徒的人；而作为“追随三部曲”的收束，《天使坠落在哪里》试图讲述那些有缺陷的圣徒如何以滑稽天使的面目，以呻吟一般的怪叫，重新回到我们周围，抑或，降临于我们自身。
任何艺术，首先是一种有关道德的技艺。这道德既非属于王室的僵硬雪白的假发，也不是反抗者手中的利刃，而是出自艺术家对于自己目光所及处的诚实，他们看到的愈多，就愈明白表达的艰难，他们随后缤纷各异的形式和文体，实则都源自对这种艰难的不同体认。迈克尔·伍德视当代小说最杰出的那部分作品为“沉默之子”，那些难以言说之物，生命之树的复杂、暧昧、模糊和不可化约，以及人与人之间在生命至深处的不可交流，种种这些都在逼迫诚实的人保持沉默；因为言辞是无力的，理念是苍白的，生命几乎是个无法表述的秘密。然而现代小说家的任务，恰恰就在于尝试讲述这个无法讲述的秘密。这几乎是一个悲剧英雄般的任务，而小说家所能凭恃的，也唯有诚实。
卑微之所的疼痛与欢欣
路内擅长讲述那些卑微者生活的所在，市井小民聚居的街道、差劲的中小学、打架堕胎成风的技校、濒临倒闭的国企工厂，等等。倘若这其中所涉及的充沛细节和饱含生命芜杂气息的对话，还可以多少归功于作者个人经历的丰富，那么，到了《天使坠落在哪里》，当他把目光投向某个收容弃婴、残疾孤儿和老人的福利院，我们会记起毛姆的一句话：“对好的作家来说，在茶馆里瞥见某人或是在轮船的吸烟室里和某人聊上一刻钟往往就足够了。他所需要的全部就是那薄薄的然而肥沃的土层，使他可以在其上用自己的生活经历、对人性的认识和天真的本能进行建造。”在这个意义上，将《天使坠落在哪里》中的福利院，和苏童的《黄雀记》里的精神病院做一个简单比较，会是有兴味的事。《黄雀记》里的精神病院，基本是作为一种隐喻和道具存在的，作家并不关心精神病院里的真相，他关心的是如何为他的人物和情节找到一个适合聚集的场所，关心这个场所的功能性，以及必将在读者心中引发的种种意义场域。但对路内而言，他首先感知到的，是真实具体的悲伤疼痛，是“一个两岁大的孩子从护栏缝里伸出手，捏住了他的手指。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孩子握得很紧，他挣脱不掉，也不敢挣脱，觉得疼痛”，是在这样的疼痛中依旧顽强存在的人世欢欣。然而，对于疼痛与欢欣，路内并没有明确的偏好，他不是为了突出一方而书写另一方，相反，他像众多优异的现代小说家那样，从属于那些严肃、诚挚的古典怀疑论者的阵营，他们相信，最高的善就是不对自己和他人作任何非此即彼式的判断，而仅仅是呈现，诚实地呈现充满各种矛盾的故事，呈现不事先背负意义和解释的细节，随着这种态度而来的便是灵魂的安宁。
深邃的反讽、怜悯和节制
如果说，在《少年巴比伦》和《追随她的旅程》中，还有某种个人青春叙事固有的、既迷人又过度的纯洁；如果说，在《云中人》中，某种和同时代小说家较劲的游戏心态和对于自己叙事才华的自信，让作品在维持其一贯的好看肆意的风格之外，多少有些放纵过火以至于轻薄的痕迹；那么，到了《花街往事》和《天使坠落在哪里》，路内往回深深地撤了一步，表面上，他似乎是重返自己最为熟悉的往昔经验世界，但因为怀着一种成年人更为深邃的反讽、怜悯以及节制，这种重返得以逃脱某种自我耽溺的命运，从而转化为一种新鲜有力的创造。
记得好几年前第一次见到路内的时候，是在复旦。他那时已经出版了两部小说，有了些薄名，应邀来做一个讲座，复旦的朋友在讲座前请他喝酒助兴，把我也拉了过去。喝完酒我们一起在夜色中步行至讲座地点，结果，偌大的可容纳上百人的阶梯教室里，只零星坐了十几个人，其中还有不少只是碰巧在这里自习，场面遂有些尴尬。但我印象很深的，是路内在这略显虚无和荒谬的空间里，所展现出的强悍气场，与郑重诚恳的姿态。我当时并没有读过他的小说。时至如今，我才有幸在偶然的时刻打开他的作品，并深感震动，且一再想起宫部美幸称赞伊坂幸太郎的那句话：“像他这样的作家将背负起日本文学今后的命运……他有独特的文风，是个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