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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4月30日10:47 来源：微信 作者：陈令狐 点击: 次
关于路内的小说有一句名言：“微笑着读他的文字，却忍不住悲伤。”这应该是最贴切的评论，因为至今我还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说法来描述那种阅读的感觉。当你被他的带有古典式街头痞气的话语逗笑时，却又会在刹那间体悟到生命的苍凉，有种想哭的冲动；而当你沉浸在他的叙事的正经氛围中，回望我们未曾经历的苦难时，却又会偶然间被一个灵气四射的段子所触动，禁不住拍案叫好。路内小说中的诗意情怀建构了他作为严肃文学作者的质感，超越了大众文化的世俗性和流行性，同时他的故事植根于小城青年和工人阶级的真实生活，在工笔细描中提供了接地气的热情，又更能让人接受。也就是在打通文学内核与文化外层的任督二脉中，他独辟出了一条现实写作或者说是时代叙事的蹊径，成为当下作家中“东邪”式的人物。
关于路内的生活经历，网上资料或书籍的作者介绍中都提到他曾做过很多个职业，似乎是从底层走出来的文学天才，也有人把他和卡佛进行对比，但是他自己不太愿意谈起这些过往。再说，“忆苦思甜”本就是一个极为低廉的词语，含有暴发户的臭味。而作为学生的我，也不好意思在这里过多评价他本人。相对他自我形象中浪子与硬汉兼具的风范，他的小说反倒有更多的柔情。在他扬名江湖的“追随三部曲（《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天使坠落在哪里》）”中，赋予了青春一种水洗砂砾的质感，忧伤而坚硬。这三部小说回望了那个从僵化的固体变为流动的液体的九十年代，一个名叫路小路的技校毕业生，游走在工厂与大街、女人与女孩、故乡与远方之间，想要追求什么却又抓不住目标，想要逃离生活却又迈不开脚步。正是这种时代和人生交织的困境，在我们每个人面前树立起一面镜子。可以说，路小路是路内自己的化身，也是我们的化身。
作家总是要不断寻求突破，避免别人永远把他定格在某个标签之上。在《追随她的旅程》出版后，路内写了校园谋杀题材的《云中人》，以侦探小说的形式对校园生活这个写滥了的题材给予了新的定义，正如他曾说：“农村小说如今是过时的，但是如果你讲述一个发生在农村的连环杀人案的故事，那又是新颖的。”接下来的《花街往事》跨越了从文革到新时期再到当代的漫长时空，以一条街道上的人事变化来反应历史进程，但对我来说前面关于文革武斗的描写并没有什么新意，只有到后面进入他熟悉的九十年代框架时，才得心应手，故事也最吸引人。之后，他才在去年完成了“追随三部曲”的尾部《天使坠落在哪里》，给路小路这个人物形象涂上了最后一道色彩。
现在我正读的这部发表在《收获》上的长篇小说《慈悲》，从整体上看算是把路小路经历的工厂故事，摁在《花街往事》的时空架构中，继续为中国工厂的生态和工人的命运塑像立言。而实质上，这部小说的原型是路内的父亲，在一篇《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中，路内谈到他的父亲曾是化工厂的工程师，在有毒气体车间干过。这个车间有营养补贴，工资也比一般人高，干满年数可以提前5年退休，但许多人退休以后得了肝癌。父亲因此常年抽烟，对他来说那不过是“小毒”。 后来，父亲找机会调进了科室，成功“戒毒”。但在小说中，原型中的父亲形象被分割成师傅和徒弟水生两个人物。师傅在化工厂的苯酚车间上班，将自己的技能传授给水生，最后还把女儿嫁给他。当师傅因为癌病去世后，水生随着时代的变化逐渐迎来好运，因为有专科文凭而调进科室，并开始为其他工人争取补贴，拥有很高威信。但是在后来的国企改制过程中，他也面临下岗的危机，最后在市场经济中利用自己的技术特长为私营企业服务，并富起来。整部小说就是围绕化工厂苯酚车间这个环境，通过好几个工人命运的变化浮沉，勾勒出时代命运对个人命运的挟裹以及人性在面临生存时的状态。
路内小说有一种黑色幽默的特质，也就是“调动一切可调动的艺术手法，将周围世界和自我的滑稽、丑恶、畸形、阴暗等放大、扭曲，使其更加荒诞不经。”这在《慈悲》中体现得很明显，人物时刻面临着诸多的死亡困境，活着的意义变得虚无以至于荒诞。比如苯酚车间的老工人，退休两三年就会生肝癌，很快就死了。老工人为什么在厂里的时候不生癌，偏偏要等到退休生癌？因为苯有毒，但如果天天和苯在一起，身体适应了就没事，一旦退休，没有苯了，就会生癌。那么干脆不退休，一直呆在车间呢？那样最终会被累死。所以，不管如何选择，这些工人都难以摆脱早死的命运，仿佛是《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飞行员，始终无法完成飞行任务而退伍。再比如，水生在师傅去世后被调到车间滚原料桶，他在一次比赛中获得冠军，得了两个暖水瓶。滚桶是非常低级的累活，妻子玉生很讨厌他干这个，但是她又很喜欢这两个暖水瓶，盼望着每个月要是都有滚桶比赛就好了。这种情节读起来无疑是让人心酸的，这就是那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即使是作为执政基石的工人阶级，也不得不在荒诞的现实里草草走完一生。
《慈悲》里描写了很多种人物的死法，有的悲惨有的怪异有的无奈，死亡的幽灵始终徘徊在工厂的上空和祖国的大地，类似于余华小说《兄弟》对死亡的展现。水生的父亲饿死在逃荒的路上，母亲在寻找父亲途中淹死在水里，叔叔因饮酒得脑溢血闷死在沟边，师傅死于骨癌，不孕不育的妻子死于肝硬化。此外，师兄根生刑满归来后又经商被骗，最后上吊而死；女工汪兴妹在逃罪时掉进污水池淹死；段兴旺生了鼻咽癌，无钱治疗，在病床上用最后力气拔掉管子自杀而死；还有个工人睡梦中被工厂发的电热毯电死……在九万余字的小说篇幅中，涉及到了不下二十人的死亡情形，他们的共同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穷”。但是在描写死亡时，路内没有刻意渲染，而是用非常冷静的语言进行直白描述，有时候甚至是一笔带过，似乎死亡在那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事实也的确如此。但同时，路内又用了很多篇幅来描写水生对死去的灵魂的祭奠，如烧纸钱、给叔叔送灵、把玉生的骨灰和遗像放在家里祭拜等等，这种安排也意在表达：我们虽然没有亲历过那个时代，但必须得记住我们的先人经历过那个时代。
也正是死亡如影随形的环绕，故事里的主要人物名字都带一个“生”，如水生、根生、玉生、复生等，他们都是生活本质的表面象征。也正是死亡的时刻威胁，人们在生活中就没有尊严，常常要像路边的乞丐一样低下身子来讨要生活，只不过这群工人乞讨的对象不是路人，而是国家。贯穿小说的一个重要情节就是“申请补助”，因为工资没法支撑生活，必须靠额外的补贴来解决困难。但补助的名额又是限量的，所以负责这个事务的干部就拥有了一定的特权，而有特权的地方就有阴暗和矛盾。故事中，车间主任李铁牛因为把补助给了自己的情人汪兴妹，弄出腐败问题。师傅为了给根生争取补助，抢了宿小东的份额，得罪了他，被他告密，引出一连串祸端。后来，水生调入科室，靠自己的嘴皮子为车间的工友争取补助，就像周星驰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的晒穷比赛一样，谁能把自己说的越惨，谁就有机会获得补助。但其实，生活在这个空间中的每个人的家庭状况都一样穷，只不过是看谁更会表达罢了。这也是小说情节在展现人物生存状况时的荒诞性体现，是对体制弊病的一种讽喻。
从路内小说的黑色幽默特质延伸出来的，是他在人物塑造上所具有的黑色电影的味道，也就是说人物往往处于道德上的灰色地段，亦正亦邪，既不高大全也不富反坏，而是表现出最真实复杂的人性。根生在小说的开头是一个豪爽大气、嫉恶如仇的汉子，像极了我们在红色电影中常见的工人阶级形象，但是后来却爱上了车间著名的“破鞋”汪兴妹，沉浸在她的大胸的温柔乡中，最后被死对头抓住把柄，打成残废，并服刑多年。而作为主人公的水生，刚开始还是一个刚毕业的纯真的青年，随着生活的磨练，也逐渐成为厂里的老油条。妻子死后，他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赚了钱，在一次出差时也半推半就地臣服于陌生女人的服侍。宋百成是厂里唯一会写毛笔字的人，天天勤练手法，但同时他也有另一个爱好是喜欢看女人扭屁股。所有这些人物都不像传统小说中的典型形象，没有固定的道德意识，而是在生活的随波逐流中不断改变自己应对世界的方式。此外还有不少悲剧人物，如专门用小本子搜集别人黑材料的朱建华、老了在幼儿园欺负小女孩的“姘头”白孔雀等，他们身上暴露出的人性弱点更多的是一种时代病痛，是被逼出来的精神失常现象。
相对“追随三部曲”中语言冷热交加的幽默趣味，《慈悲》的语言显得有些严肃凌厉，或许是由于主题的太过严肃，而少了植入段子的合适机会。尽管如此，有些地方还是能表现出路内的黑色幽默特点，如“我迟早也会得肝癌的，为了阶级斗争，为了共产主义，我不怕得肝癌”、“厂长是厂长，他轧姘头，是他的革命工作需要”、“我想去卖血，人家一听我是苯酚厂的，直接把我赶出来了，说我的血不合格”、“一拳打在下巴，打出来半根舌头。现在舌头和王德发都在医务室”等等。这些或含讽刺或带风趣或有心酸的文字，自然是作者在长期的写作中自然生发出来的习惯，而很多革命句式与生活语言的融合，恰好体现了那个时代人们交流的一种特点。正如阎连科的小说《坚硬如水》，专门用革命语言和红色语言来作为叙事语言，动辄就是长篇大论的语录体排比，也是历史回放的一种方式。
小说的结尾，水生通过一个和尚头上不规则的七个疤痕认出了分离五十年的亲弟弟。这七个疤的来历是，有一年大饥荒，爸爸从村里食堂找到七粒黄豆，拿回家炒了吃，而生产队的人看到灶烟来搜查，爸爸情急之中把黄豆藏在弟弟的帽子底下，等到人走后，发现滚烫的黄豆把弟弟的头皮烫了七个水泡，好了之后就成了七个疤。这又是一个听起来很荒诞的故事，而弟弟也真的就接下佛缘，后来在逃荒中被一个和尚收留。这个插曲恰好呼应了小说的题目“慈悲”二字，这是一个佛教用语，但究竟是谁把众生从苦难与苦痛中救赎出来，赐予欢乐和幸福？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便是这篇小说的核心思想。而答案是每个读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