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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4月30日10:49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朱凌 点击: 次
翻开作家路内的履历，你会看到他曾经的职业：工人，5年；广告人，12年。这个笔下写着最接地气的城市生活的70后作家，和他的同龄人一道见证着中国城市中三十年来发生的剧变。虽然，他笔下的主人公并不是他自己，但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喜乐悲伤，会敲响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的记忆之门。
1 写小说
从工厂里的那些事写起
在作家里，工人出身似乎是在提到路内时一定不能漏掉的一个标签。初三毕业那年，路内原本想要考高中，父亲建议他考化工中专，毕业后可以进化工厂。路内想了想，能够到国营企业工作挺不错的，反正没本事考清华，将来考一个二本跟考大专差别并不是特别明显。他报考了父亲指定的化工中专，最后却阴差阳错进了第二志愿的化工技校。
技校毕业是包分配的，路内去了父亲老同学担任副厂长的糖精厂。糖精厂许多地方有爆炸的危险，“大家像军事专家一样计算着爆炸的能量”。工人骑在反应釜上面维修时，锅盖爆炸能带着人一下子飞出去两三百米。制冷车间全是液氨，一旦爆炸一栋房子就没了。
在工厂做工人的那些故事，后来写进了路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少年巴比伦》里。这部长篇最初的写作动力是“口述实录”，那时路内刚结婚，他给妻子口述了将近两年的工厂往事。妻子听了这些故事觉得很好玩，每次路内给她讲完之后，她会跟她的朋友讲这些故事。后来，朋友们见到路内的时候都会要求他讲讲工厂里的故事。
两个月，18万字，《少年巴比伦》就完成了。第二部长篇《追随她的旅程》是在妻子怀孕期间写完的，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写第三部长篇的时候卡了壳，写了两年半都没有写完，“我想这样下去不行，还是别上班了。当时，在广告公司工作，老板很客气，对我说，你别辞职，要写小说就先请假吧。”
写完第三部长篇，路内还是辞了职。“我后来发现，写小说不只是写完就好，还要出去跑宣传，做签售。”路内说，“关键是，勤奋一点，好好写书是可以活得下去的。”
如今的路内已经是上海作协的专业作家。有一份固定的工资，加上版税和稿费，偶尔接一两部电影剧本的酬劳，用他的话说，“只要不出门，除了咖啡和茶叶，基本上就不需要花什么钱，最重要的是，不用挤早高峰的地铁，日子过得比普通白领要舒服”。“在上海只要买好了房子压力就不会太大。我这个房子买得早，首付只要10万元，不像现在那么贵。”而那10万元首付，是在工厂里当工程师的父亲给他的。
2 编剧本
探索摩登都市里的各种可能
《少年巴比伦》早些年卖出了电影版权，拍摄工作是在去年夏天进行的。路内又一次去了工厂。虽然不是他当年工作的糖精厂，但也是一家化工厂，熟悉的环境扑面而来，恍若时光穿越。厂区内全面禁烟，并且打扫得非常干净，这些都是生产安全的必要保障，任凭岁月变迁，依然如故。不同的是，如今，工厂里没有了男浴池。男性职工也和女性职工一样用淋浴。而剧本中有一场戏要在男浴池中拍摄。于是，剧组在现场搭出了一个男浴池。
“当时，投资人过来聊天说，从没有见过一个剧组里居然没有一个抽烟的。我告诉他，这里不能抽烟，会有爆炸的危险。”路内说，“在拍摄时有一个小插曲，按照情节的要求，需要有烟雾，远处的工人们看到我们这里冒烟，立刻都围了过来，看看出了什么事情。”工人们的这份警觉，触动了路内那原本已经有些遥远的记忆。“那些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啊。”
饰演女主角的演员李梦找到路内，年轻的她困惑于自己要如何入戏。路内指着厂区对李梦说：“你现在就在工厂里，这里所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离开，他们会一直干到退休，然后回到家里。这是个无聊也很无趣的世界，但在中国很多地方，人们就是这样度过自己的人生。”
最近，另一部由路内担任编剧的电影已经开拍，这部华谊的新品由关锦鹏担任监制，青年导演罗冬执导。这一次，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故事的主角是五星级涉外酒店的领班。许是因为路内之前的作品中对于城市生活的描述让导演感受到与影片故事相契合的气质，导演罗冬主动找到了路内，希望他担任编剧。
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对于路内而言并不陌生。很巧的是，他身边的亲友中就有在五星级涉外酒店工作的人。“那个时候，上海有好几家涉外酒店，一些学历不高的人进入了涉外酒店工作，他们每天面对的都是有钱的外国人。这中间就会发生许多有意思的事情。”和前一次自己的小说改编成电影相比，这是一次的“触电”带给路内的是截然不同的体验。路内说，写小说自由度比较大，写电影剧本挑战比较大，“写小说自己觉得满意就可以，写电影剧本，自己觉得好，但导演觉得不好拍，或者演员觉得不好演，都会成为需要修改的理由。”
没有原著小说作为蓝本，剧本中的人物会有更多的可能性。“一个人物在一个场景中出现，他会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导演想让他怎么做……每一场戏都可以分出多种可能性，越往后就会变成几何倍数的增长。但最终的结局是设定好的。于是，写着写着就成了一个橄榄形。”路内这样描述作为电影编剧的感受。
3 过日子
想为女儿写一篇小说“生于2008”
从《少年巴比伦》里的戴城，到《花街往事》中的花街，路内的笔下描写的一直是城市中芸芸众生的生活，那也是他的生活。从小城苏州走出来，在上海安家落户的路内，如今的生活是白天睡觉，下午处理些事务，然后等女儿放学回来陪她玩一会儿。晚上，女儿睡觉之后，开始写作。
女儿的到来，甚至让这个70后的男人改变了对《三毛流浪记》的看法——《三毛流浪记》可是他童年时的最爱。“前阵子我重新看了一遍黑白电影《三毛流浪记》，小时候觉得三毛的故事非常有趣，现在忽然有种看不下去的感觉，觉得里面怎么尽是一些虐待儿童的情节。妻子对我说，那是因为我现在当了爸爸，感觉不一样了。”
陪伴女儿的日子，让路内慢慢理解了一个女孩的成长过程，看着那么个小人儿从牙牙学语到认字能看小说，从顺从大人的想法到开始有自己独立的主见，这一切都让路内觉得珍贵。
孩子的教育是城市中的人们永恒的话题。“私立学校课业负担太重了，我给女儿报的是公立学校。课外只是报名读一个英语班。我对女儿说，将来如果挣不到钱，我就多挣点钱，养活你。”
作为专业作家路内对于女儿的语文学习给出的“专业”要求是，别用小明、小红造句。用爸爸、妈妈，或者兔子、鸭子都可以，“一旦用小明、小红造句，叙事视角就偏离掉了——不是自己的视角了。那她可能永远都写不出真正感动自己的东西。”于是，女儿的作业本上就有了这样的造句：爸爸开完家长会得意洋洋地出来了。
路内说，自己一直想为2008年出生的女儿写篇小说，就叫《生于2008》，“这一年太多事了，过20年再去回望，我们可能会感觉到那一年的重要性。它似乎使整个中国的世道人心都发生了转折，至于更好还是更糟，可能要过10年20年才能看清楚。它很像是另一段历史的开始。”
采访手记
写在城市的喧嚣中
被媒体赞为“70后最好的作家之一”，而对于当今中国文坛而言，最令人关注的可能是路内的作品一直在反映当下的城市生活。城市化进程带来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文学作品中却没有太多的表现。对此，路内的反映很淡然，“小说不在乎是什么题材，而是看作家怎么写。在一部长篇作品中，农村与城市都可以容纳进去，是写农村还是写城市，并不构成写作的意义。”
话虽如此，路内也坦言，作家总是更容易去写自己熟悉的东西。从苏州到上海，从工人到广告人，再到作家，路内的人生曲线与沿海城市的发展轨迹紧密相连。
恋爱的岁月里，他无数次，从徐家汇乘坐50路公交车去华东理工大学看望女朋友。每一次都要经过华亭宾馆，在堵车和红绿灯的间隔中，看着华亭宾馆的电梯变换着彩色的灯光上去下来。
初到上海发展的那几年，他租住在天山路附近朝北的房子里，一整年都没有晒到太阳，蟑螂老鼠横行。多年以后，那一带拆迁，他还特地过去看了最后一眼。
在广告公司上班的日子里，他每天坐当时终点站还是锦江乐园站的地铁一号线上下班。“这个城市上班族的素质真的很好，那么拥挤的早高峰，在地铁里都互不相扰。”若干年后，当他终于摆脱坐地铁上下班的生活节奏后，长长出了一口气——不用挤早高峰了。
在家专业写作后，喝咖啡“上瘾”的他，偶尔会算一算账——100元买咖啡粉可以喝三个月，买茶叶只够喝一个月，所以喝咖啡比较省钱。
这就是路内，一个在城市喧嚣里活得有声有色的作家。
他说：“对于这个时代，我肯定不是局外人。我不是站在外面，不是站在街边，我像是一个站在路中央观望着这个时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