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主页 > 专题 > 《繁花》盛开——金宇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2015年09月22日12:37 来源:上海作家 作者:陈建华 点击: 次
上海速度、 上海节奏
《繁花》在形式上意味着突破,不限于文学形式。从使用方言、简化标点符号及以对话、白描构筑的叙事体这几点来看,它不属明火执仗反传统,却不再把自国语运动、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清规戒律看作想当然,似乎在神圣秩序的底座挖去了几片砖块,然而对于小说观念、阅读习惯及思维模式,启示了新的可能性。小说在形式上创造了新的速度和新的节奏— —上海速度、 上海节奏。 速度看得见、摸得着,上海自20世纪初电车开通后,加快了行走速度,心理压力也被加重,却是无形的,而在全球资金流通进 入 数码时代的今天 , 商品奇观赏心夺目,诱惑实在太多,读者更容易分神— — 一种心理压力自我蒸发的症候,然而处于多元而瞬息万变的世界,习惯于巨量讯息的冲击,又需要启示和奇迹。因此《繁花》像电视肥皂剧般讲男女情事,以对白代替描绘,话语代替说教,家常碎舌,天南地北,奇谈怪论等,通过小说元素的重新组合,给打造新的阅读兴味提供机会。 然而要把读者拉回到,或确切地说— —沾染点文学,如张爱玲说的 ,“要低级趣味 , 非 得从里面打出来”,读者“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此外再多给他们一点别的”(《论写作》)。 这“别的”什么,在《繁花》里是催眠、蛊惑的节奏,披着艺术的灵氛。
在这意义上两个叙事线如一曲速度与节奏的双簧,似在测试一种新的阅读习惯。表面上它们适合不同年龄层次的读者,六七十年代的故事勾起年长者的痛苦记忆或怀旧之情,90 年代的不啻是当下追梦一族的风月宝鉴。 单看这一条线的恩怨情仇就眼里出血。 以陶陶与芳妹、潘静、小琴之间的四角纠葛为主,徐总与汪小姐之间投怀送子,假戏真做,卷入与小毛的假结婚。 这两股孽缘之旅贯串始终,写法有虚有实,中间插进康总与梅瑞的有情无缘,阿宝与李李的一夜春色。 然而《繁花》又不像肥皂剧,作者一再操纵阅读期待,故意使读者分神,又提供新的兴奋点。 我们可看到在第十二章中陶陶在夜东京初遇小琴,第二十章中两人定情,第二十四章中两人私奔,一条爱情线顺时展开。 但这三章的大部分叙事围绕在夜东京的一帮常客身上,圈子包括陶陶和小琴。 饭桌上众人闲聊,讲自己的故事,讲别人的故事。如范总讲他在宾馆里如何被小姐骚扰,小琴讲回乡过年见神见鬼,葛老师讲他在日本的风流形迹,又涉及沪生与白萍的短命婚姻,菱红与日本老头柏拉图式的纯情,内容无非是人世百态,曾经沧海,域外风情,语出惊人。这些故事有完整不完整的,首先是有趣的、不经人道的。它们可以让读者随便读、挑着读,完整的读
过算数 ,不完整的留下悬念 ,带出新的头绪,有兴趣的再读。
饭桌上各人都有一肚皮酸甜苦辣,说不尽自己的前世今生。成双作对的,除了陶陶与小琴,还有范总与俞小姐,葛老师与亭子间小阿嫂,菱红带来的日本男朋友,暧昧关系讲不清,也成了话题,打情骂俏,明争暗斗,透视出食客们的风月肚肠。作者善于驾驭众人声口,这方面可谓多多益善,无不切合身份性格,文学由是弥漫于字里行间。对白不打引号 ,一律逗号句号 ,读 起 来 爽口,这样短平快速度加上不断的蒙太奇切换场景 ,所形成的节奏 ,是看动作片的习惯。 不光这条90年代叙事线不断切换至另一条徐总与汪小姐等一干人的情爱牵扯,同时又不断返回到六七十年代那一条线就我们阅读小说的习惯而言,这样的叙事是非常前卫的。
《繁花》与我们常见的“现实主义”叙事模式迥异,那是长期以来由卢卡奇所主张的以托尔斯泰式的“描写”为极致的、为茅盾等新文学家所遵奉的经典叙事传统,它富于实验性,也没走得那么远,如罗伯·格里耶那样完全以记忆碎片建构叙事的“新小说”之类。实际上这部小说综合融会了多种叙事传统,在历史背景、公共记忆、人物性格及事件因果关系等方面它仍是写实的,对于标点的处理方式令人回溯到民国章回小说,且从《海上花列传》不仅继承了以对话为主的叙事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发挥了韩邦庆所自诩的“穿插”法,即暗藏的情节头绪在后来的章节中又起波澜。《繁花》既采用两个时段交错的故事线,加上对话的极度运用,使得穿插几乎无时不在,打乱了习惯的时间秩序,而成为一种后现代叙事,整个小说是由人物的心理与记忆建构起来的。 作者像从前一夜为好几个副刊写连载长篇小说,哪壶锅哪壶提滴水不漏,并非像通常的小说前铺后叙让人一目了然,而是让几部小说的话匣子一起打开,千丝万缕颠来倒去,通过细心爬梳方能获得全貌。从这意义上说《繁花》读上去上口,容易懂,但又是一个值得细味研读的文本。
最后几章里沪生、 阿宝在十几年后与小毛重聚,时间到了90年代,两条叙事线聚拢来接近“尾声”。 第二十九章写的是小毛请客,在座的阿宝、沪生,加上小毛的邻居、朋友五六个。 这番聚谈你一句我一句,阿宝与沪生想起了大自鸣钟的理发店,招娣、 白妹等人谈的是与二楼爷叔把理发店改成发廊的事情,菊芬是小毛厂里同事,与小毛的不同关系涉及不同时段的记忆,与小说前面各章节的有关情事穿插, 又引出新的故事,错综的时间织成繁密的叙事文本。 像这一章里可从各人嘴里听到许多故事,白妹讲二楼爷叔如何偷窥发妹与客人的暧昧勾当,小毛讲他某夜把一个陌生女人带回家睡觉,第二天清晨离开了他,始终一声不响。这些故事有趣且自成单元,但这一章对于理解小毛“一声不响”的悲剧性格极其要紧,“小毛说,这辈子我最买账两个男人,一是老毛,一是耶稣,单是我娘,我老婆春香 ,一天要跟 着 两 个 男 人,讲多少事体,有多少口舌,全世界的人,多少心思,装进两个人肚皮,就是一声不响”。 这番话像“讲戏话”,却是满腹辛酸。 小毛与春香结婚后过了一段开心日子,想不到春香临产大出血,与胎儿俱归西天。白妹讲二楼爷叔的偷窥,触到小毛痛处,当初他与银凤偷情,全被二楼爷叔偷看了去,银凤受到威胁与小毛突然断了关系,在他心里造成难愈的创伤。“小毛叹息说,过去的事情,只能一声不响了。响有啥用。房子敲光了,过去,已是灰了。 ”接下去从菊芳口中得知,在知青回城潮中,小毛讲义气,代人拍 X 光片 ,“一个月吃了七八次的放射线,命还要吧”。由是交代了小毛的病因,暗示此时他已病入膏肓,万念俱灰,离死不远了。 小说的叙事时间是个哲学课题,这方面在国外有不少理论,我在这里也只能讲这些了。
《繁花》打沪语牌,整体上却是杂交的,像叙事文体一样具多元性。 与方言相形成趣的是书面语的使用,如“芳妹低鬟一笑。施施然,轻摇莲步”,“李李其秀在骨,有心噤丽质之概”,雪芝“娟好绝世”,小琴“低鬟凝思”之类,常见于民国初期徐枕亚一派的言情小说。尽管新文学作家看不顺眼,但这类套语在文字中国的储存实在太丰富,连茅盾也不得不在《虹》里用“拥鬓含睇”、“幽怨缠绵”的字眼来打扮梅女士。即使解放后一些旧文人只能为地方小剧团写点曲词,如“窈窕风流杜十娘”之类,一线命脉倒也赖之以生。 此外《繁花》里可看到大量的民间歌谣 、流行歌曲 、江淮戏 、弹词 开 篇 、沪剧、邓丽君、红旗歌谣、加简谱的小调引文,这有点像《金瓶梅词话》,却不限于拷贝时调新唱,引文还包括现代诗、古典诗词、外国歌等。 体现不同时代与风格的语言镶嵌拼贴在小说里,造成某种叙事文体杂色斑驳的效果。摩登上海一向是五方杂处,文化上兼容并蓄,把这一语言杂交特点放在现下“全球-本土”境遇中来看,另有一番开放性意涵。至于小说中有关电影的无量讯息,亦当作如是观。这方面已有人谈到,是另一个话题了。
刮辣松脆,有 Q 感嚼劲,语无定向,如禅师提点,是《繁花》的语言风格。 描写文字的空间本来就被大大压缩了的,然而写得不平淡。 如第十三章开头:
钢琴有心跳,不算家具,但有四只脚。房间里,镜子虚虚实实,钢琴是灵魂。 尤其立式高背琴,低调,偏安一隅,更见涵养,无论靠窗还是近门,黑,栗色,还是白颜色,同样吸引视线。 在男人面前,钢琴是女人,女人面前,又变男人。 老人弹琴,无论曲目多少欢快,已是回忆,钢琴变为悬崖,一块碑,分量重,冷漠,有时是一具棺材。对于蓓蒂,钢琴是一只四脚动物。
钢琴变成一匹马,比喻新奇,描写中却让人听到马的节奏。 急促、跳跃,驰骋在想象中,无厘头般越过剪辑的人生景观。这种语言的感觉与节奏大概与作者当过马夫有关,《洗牌年代》里《马语》一节就讲这一段体验。 接着马不停蹄,继续写“蓓蒂的钢琴,苍黑颜色,一匹懂事的高头黑马”,练琴过程像骑马,比喻只只赞,直到“阿婆与蓓蒂离开的一刻,钢琴移动僵硬的马蹄,像一匹马一样消失了。 地板上四条伤口,深深蹄印,已无法愈合”。 钢琴被红卫兵搬走,暗示给蓓蒂带来的沉痛,余音犹在,而不煽情。
写世俗需出自日常语言,尤其是对话,在《繁花》里是经过文学老君炉的熔冶的。那些人物,像引用叶芝诗句的姝华、提到陈白露的阿宝,或者把《亭子间嫂嫂》读过三遍的亭子间小阿嫂,对文学并不陌生,无怪乎文学或电影频频出现在他们的天方夜谈中。陶陶醺醺然向沪生讲他如何情迷小琴,把“外国童话”扯了进来,“夫妻两个人,看到河浜里的妖怪,捞到一只脚盆……妖怪送房子,房产证……”,这是《渔夫与金鱼的故事》切入当下现实的有趣改版。碰到沪生泼冷水:“如果上帝发火,算好的,陶陶最多回去,跟芳妹过太平生活,一般的外插花,等于发一次感冒。”这里有上海人的小机小变,冷面滑稽,沪生在世故中便带着调侃。
世故的诗学
所谓“上海的味道”,《繁花》一开头提到 《阿飞正传 》结尾的梁朝伟 ,那 “全 身 笔挺,骨子里疏慢,最后关灯”的作派,其实是一个手势。照电影学的术语,是“名牌风格”(Signature Style)的体现,这也见诸最近的《一代宗师》,无论是梁朝伟和王家卫,都可作如是观。 《繁花》是地道、老到,散发出浓郁沁人的世故气息,衣食住行,头头是道,隽言妙语,不一而足。从书法、古董到蟹经,那怕是拳头师傅、 樊师傅对于小毛和银凤姐弟恋的心理分析,如果作者不是个上海“老懂经”、“老克拉”,没有在地生活的丰富阅历、没有入木三分的人心洞悉,没有广博的文化涵养,难臻乎此。但“味道”属美学范畴,对金宇澄来说,乃基于“世俗”而达至一种诗学的升华。 李欧梵先生以“苍凉与世故”来勾画张爱玲的文学特质,张氏的“苍凉”美学已为大家熟知,“世故”却是李先生的独特诠释, 涵义十分丰富。 那是指张氏“俗不可耐”的自许以及她对于日常生活的迷恋,而“世故”的英语是 sophisticated, 也指她艺术上的成熟、精致与复杂。我这里谈《繁花》作者与风格,也是这个意思。这里鉴貌辨色,再追踪几个砰然心动的修辞迷宫,或可略见作者的绰约身影、招牌手势。
第十八章,阿宝在李李居处初度良宵,看见大堆“旧缺残破”的洋娃娃,由是引出她如何在澳门堕入风尘的往事。 这是小说中最精彩的章节之一。 “男男女女,大大小小,塑料,棉布洋囡囡……或者比基尼外国小美女,芭比,赤膊妓女,傀儡,夜叉,人鱼,牛仔,天使……断手断脚,独眼,头已经压扁,只余上身,种种残缺,恐怖歌剧主角,人头兽身,怪胎,摆得密密层层。 ”李李讲她为何收集这些洋娃娃, 起初到香港等地做陪酒女,后来到澳门被迫接客,从前的说法是落了火炕,脱不了身。 后来她回到大陆 ,通过 整 容 手 术 下 半 身 上 的 玫 瑰 连 同 FUCKME 字样的刺青已被消去,好像重新做人,但她把这些洋娃娃带了回来,留下记忆,见证她永久的伤痛。当说到她在沦落之际,发现一个大纸箱,“里面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洋囡囡,以前姊妹遗弃的宝贝,原本带到身边 ,枕边 ,宝宝肉肉 ,放进行 李 ,带 进 此地,也许是哭哭啼啼拿出来,天天看,天天摸,天天掐,弄得破破烂烂”。 我们方明白这些洋娃娃浸透着集体记忆,新一代风尘女的悲歌,而对于洋娃娃如数家珍的介绍似乎在展示作者对于物件的癖好,却令人恐怖、震撼。这样的风尘痛史或许会永远被尘封在当代文学里,而《繁花》中闪现的惊鸿一瞥,已是绝唱!
李李的长达数页的自述,文学质地繁密而细腻。 她带回洋娃娃,也请回“一尊开光佛菩萨”,含有自忏之意,也为她最后削发为尼作铺垫。与佛相关,一系列意象如清纯的荷花与耻辱的玫瑰,与当初那个叫“小芙蓉”的把她带入地狱的领班,作为象征性心理指符,表达理想与绝望之间的冲突与反讽,使她的心路历程的追述在痛楚中含有反思的深度。 另外与佛的“开光”意象连缀,如“房间沉于黑暗。 李李讲到此刻,四面像有微光 ”,与两人做爱前 后 “开 灯 ”、“关灯”的细节相呼应,涉及李李的微妙的心理层次,也给实际场景增加气氛。
《繁 花 》中 阿 婆 和 蓓 蒂 的 段 落 为 人 称道,伴随着她们,如黑白钢琴与马,鱼与野猫等意象在小说里有多种涵义及功能。 一老一少被赋予童话色彩,作为一种修辞装置绝非天真,在文革的风暴衬托下得显得愈加脆弱与无助。当钢琴已经搬走之后,蓓蒂与阿婆都已失踪。姝华对阿宝讲她的梦,枯水池里出现了一条金鱼和一条鲫鱼,阿婆和蓓蒂跟她告别。姝华也好像在讲童话,阿宝想到“小猫叼了蓓蒂,阿婆,乘了上海的黑夜,上海的夜风,一直朝南走,穿过多条马路,到了黄浦江边。 江风扑面,两条鱼跳进水里”。 这里暗示了她们的死亡,诗意中蕴含着暴力和残酷。从符号学来说,这些段落暗示某种灵感飞翔的创作状态,作者仿佛潜意识地为这些意象所左右,妙笔生花,不可自已。 黑白钢琴与马,鱼与野猫重复出现在最后阿宝、 沪生和小毛的话旧闲话中,往事如烟如梦,好像在翻看“照相簿,无声电影”,各人在阅读自己记忆的碎片。虽然野猫、鱼的联想更像梦境,更为自由飘逸,其实《繁花》基本上由对话所构成,受到心理、情绪、记忆的约制,显得无序、四面出锋,常会带出“不相干”的话题,这样的叙事也合乎世俗的自在形态的表现。
上海人世故,也是上海文化的表征。笔者从前研究明代江浙文学,发现江南文人把日常之美臻至艺术的极致,懂得创造,懂得享受,也懂得宝爱,因此在稳健守成中能推陈出新。这一点由《繁花》得到印证。小说写得闹猛,闹猛得有节制,正是世故老辣之处。 充塞于文本的无量“不响”的表述已为论者注意,如西飏指出,意思是“装糊涂,尴尬,不悦,耍胡赖,忍耐,逃避,高高挂起,道貌岸然,等等”,而“不响”有上千个之多,在叙事脉络中各有具体意涵。 作为一个修辞策略,“不响”可省却多少笔墨。 与此相应,作者善于闹中取静,一动一静,张弛有度,如阿宝看完《攻克柏林》,“走出电影院,四面恢复安静,蝉声一片”,接下来看见马路
上学生、 工人的抄家队伍,“锣鼓声此伏彼起,敲敲停停”,动乱的序幕由是拉开。 第八章写阿宝、汪小姐、李李等一干人去常熟徐府玩。 后来汪小姐喝醉,徐总陪她上楼休息,再无动静,大家在天井里喝茶,听评弹。曲调悠扬,吴语缠绵,到最后“天井宓静,西阳暖目,传过来粉墙外面,秋风秋叶之声,雀噪声,远方依稀的鸡啼,狗吠,全部是因为,此地,实在是静”。 这段静美的白描具小品韵味,以此收煞,却暗藏玄机。 我们知道后来汪小姐怀孕、假结婚等无限风波,正源自于这一章里与徐总在楼上成其好事,这细节轻轻带过一笔不着痕迹,然而弹词开篇唱的是《貂蝉拜月》,暗喻“美人计”,在诗一般寂静之中已是暗潮汹涌。
芳妹终于同意与陶陶离婚,陶陶心里一块石头落地,“蓦然看见,小琴换一件淡蓝亵衣,坐于帐中,一动不动……一团蓝颜色的野花。 陶陶得到安慰, 世界换成蓝颜色,彻底安静下来。 当夜两人相拥绸缪,三鼓而歇”。此时陶陶对于小琴已是热到不能再热,然而被敷上一层冷色调,意在象外。类似的是小毛, 坐在理发店里时刻感受到楼上“银凤的热气直逼下来,滚烫,贴近小毛,枕头一样的蓬松前胸,丝绵一样软弱呼吸……”“待等小毛再次抬头,躺平身体,风月影子,已烟雾一样退回,消失了,无一点声响,椅子仍旧几十年前的铸铁质地,太监一样驯服,白天污黄颜色,夜里为老灰色。 ”暗示在自我解决情欲之后所带来的空虚。在小说里小毛与陶陶都属悲剧人物,作者这么写他们的情欲,已是结局在胸,不免流露悲悯。 最能体现空寂之意的是似乎李李的出家的一段,那是通过阿宝,“看李李的背影,越来越远,越来越淡,像是微缩为一只鸟 ,张 开 灰 色 翅 膀 ,慢 慢 变 小 …… 但 现在,阿宝双拳空空。鸟鸣不断,昏暗走廊里,李李逐渐变淡,转向左面,消失”。其实也是淡淡的。
动静之间的辩证,从诗学上说即为禅意。 有意思的是,“认得潘静,陶陶寂静无语。 潘静谈 LD 的样子,像是乱中见静,印象深刻。以前电影开场,银幕里跳出一个静字,工楷或者手写,有时配一轮月亮,几根柳条……”这里在写陶陶心思,“想起潘静,四面就静”,隐喻两人的两极性格。 然而作者在“静”字上一时兴起而大做文章,似对于理解小说里“静场”描写不无帮助。
《繁花》的重头戏当然是男恋女爱,从中体现出作者对于世俗人性的视域与艺术的把握。 尤其是 90 年代叙事展示日常生活及私密空间,对于欲望的赤裸暴露可说是《金瓶梅》笔法,但对于性爱的要紧关头不取春宫路线,转换成文学的魅力。如冲床间里黄毛与 5 室阿姨做爱这一节,似一系列重叠闪现的电影镜头,阿宝仅看到“5 室阿姨三分之一后背,三分之一短发”,而“雷电之亮”形容他们的激烈动作与大胆程度。写阿宝与李李“两个人跌到床垫上。房间四面完全黑暗,顶上同样深不见底,而此刻,突然春色满园,顶棚出现一部春光短片,暗地里升发的明朗,涨绿深烟,绾尽垂杨。 黑暗里,一切靠皮肤,触觉,想象”。 对于性爱的婉约写法,我想作者不是不想增加小说销量。这个道理很简单,作者上心的是文学的家数、世俗的美感,像模特儿要的是展示款式和风姿,不是找白肤凸胸的嫩模或靓模。如果细察对于黄毛与 5 室阿姨的处理,夹杂冲床的节奏、闪电的隐喻,给人粗犷的印象。与阿宝与李李的场景相比,同样是含蓄与暗示,却掌握着文野之间的尺寸。
就写情色而言,如三个女子在炎热的阁楼里闷听王盘生 的 一 节 ,所 谓 “本 埠 女人,骨子里有这类音色气质,代表沪剧的灵魂,沪腔沪调,二分凄凉,嗲,软,苦,涩,一曲三折,遗传本地的历史心情与节律”,等于给沁入骨髓的欲望描写添加脚注,提炼到历史与精神的层面,却增强了在场的心理与气氛。如小毛在理发店狂想楼上“银风全身的热量,忍不住泄漏,从楼板缝里蒸发开来,辐射下来,覆盖下来”的一节,令人想起《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在浴室里“开着自来水龙头,水不甚热,可是楼底下的锅炉一定在烧着”,又看见“满地滚的乱头发”而心乱如麻的段落。 《繁花》也使用隐喻 的 白 描 把 感 觉 与 心 理 描 摹 得 活 色 生香,且常常是更为铺张而恣肆的。
表现欲望的压抑或舒展是变化多端的。情天孽海,牵丝攀藤,枝节横生,由是繁花朵朵,见人见性。欲望非铁板一块,受外界条件、个人情性的约制,因此有飞蛾扑火式的浪漫或伊甸园式的初尝禁果,然而人生多不完美,如5号阿姨和小珍爸爸、梅瑞和康总、阿宝和李李、陶陶和潘静、沪生和兰兰等,两性之间欲迎还拒,隔海观花,显出犹豫、计算和挣扎的种种形态。作者仿佛俯瞰着大千世界,斟酌世故,调度火候,揭示复杂的人性,甚至像第十六章里的陆总,在K房里对待侍应小姐的那种恶性恶状,浑然一个欲海中浸泡的行尸走肉,然而见到白裙子小妹,却像见到“冰清玉洁”的“天使”,所谓“做家族企业,我都看透了,我完全堕落,一直找这感觉,一直找不见,没想到,这回来南边,碰见了小妹,让我回到少年时代”。这是作者的处理欲望再现的节制之处,坏人坏得有分寸,虽然小妹已从后门溜之大吉。说到底小说的中庸之道在于源于世俗,归于世俗,并非如好莱坞片子津津乐演好人好报、英雄救美的陈词滥调。
《繁花》在实验一种新的小说叙事与阅读习惯,如何结尾是一大难题。世俗小说的读者大众,与人物命运共呼吸,对结尾尤为关心。不像现实主义小说常以一二人物为归结,也不像肥皂剧常以大团圆结束,《繁花》的叙事与人物的头绪更为繁多,这颇像从前的章回小说,如《海上繁华梦》写到百回之际,作者说“书中凡有未经收结的人,俱应一一作结”,切忌“画蛇添足”,节外生枝,而应当“游刃有余”,干净利索。但《繁花》远为复杂,为多条线索安排归宿,主次虚实,一一交待。小毛病死于养老院。李李看破红尘,出家做了尼姑。陶陶正要与小琴一起开始新生活,却乐极生悲,小琴不慎坠楼而亡。汪小姐在医院难产,诊断出来可能是个连体怪胎。这些悲剧发生在最后两章,如百川归海,显得紧凑、紧张。看得出它们并非草率了结,而是作者老谋深算,圆兜圆转,精心设计的结果。其实一开始看命相的钟大师就警告过陶陶,“如果有了外插花,要退一步”。李李入空门,不仅是自己创伤太深,也有家庭根源,其父信佛,弟弟当不成和尚而自杀。这方面作者也是交杂使用章回体和现实主义小说的写法,人物结局由内在性格张力所决定,然而是多元的、去中心的。
这些结局看似高潮,却是反高潮的。小说没有完,到最后沪生和法国人说说笑笑,阿宝接到旧情人雪芝的电话,藕断丝连,让读者顿生悬念。人们照样生活,照样讲自己别人的故事。尽管如此,这些结尾毕竟显得太重、太悲凉。所谓繁华一梦,向来是民间说话传统的老调,或许作者有感于当下现实而有所针砭。对于小毛、李李,作者似慈悲为怀,尤其对于陶陶、汪小姐,或有惩恶扬善之意。但也不尽然,否则为何那些小人物不得善终,而让那些老总,无论徐总、康总还是陆总,还好好活着?答案或许就像小说的最后沪生阿宝和小毛讲张时,阿宝说,“人等于动物,有人作牛马,天天吃苦,否则吃不到饭。有人做猫跟蝴蝶,一辈子好吃懒做,东张西望,照样享福”。虽然是指大妹妹和兰兰的不同遭遇,可何尝不是一种世故哲学的表述?
总之,《繁花》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学力作,其拓新意义可拭目以待。据说这部小说已增补了五万余字,新版即将面世,因此我这篇文章所谈的并非小说的完貌。值得一提的是,见到年初的一则报道,《亭子间嫂嫂》被搬上舞台,由京沪话剧界新秀参演,作为上海开埠一百七十周年的纪念。这部沪语小说的复活意味深长,不仅日常生活与世俗主体之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得到确认,也是在本土-全球境遇中方言写作的重新定位,那是超乎“时代与民族之外”,是“世界性”的,实际上也正是《繁花》的意义。走笔至此,姑口占两句作结:箪食壶浆迎世俗,红尘滚滚读《繁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