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主页 > 专题 > 《繁花》盛开——金宇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2015年09月22日10:19 来源：《上海文学发展报告（2013）》 作者：项静 点击: 次
1926年6月，胡适为亚东版《海上花列传》作序，他十分郑重地说：“我们希望这部吴语文学的开山作品的重新出世能够引起一些说吴语的文人的注意，希望他们继续发展这个已经成熟的吴语文学的趋势。如果这一部方言文学的杰作还能引起别处文人创作各地方言文学的兴味，如果从今以后有各地的方言文学继续起来供给中国新文学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那么，韩子云与他的《海上花列传》真可以说是给中国文学开一个新局面了。”时至今日，80多年过去了，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新文学的确打开了新局面，不过不是靠方言文学开创的，而是国语的文学。不过胡适认为这并无矛盾之处，国语不过是最优胜的一种方言，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是方言的文学。正因为当时的人肯用方言作文学，敢用方言作文学，所以一千多年之中积下了不少的活文学，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分逐渐被公认为国语文学的基础。另外遗憾的是并没有如胡适所期冀的那样，各地的方言文学兴起。虽然方言作为一种文学策略一直都是各地作家经常使用的，在新时期的地方文学大观中颇有生气，例如文学上的山药蛋派、陕军东征、豫军突起等等，吸收了方言文学中对话和词汇的特色，用普通话模拟方言描摹具有地域特色的语言和人物。方言作为一种装饰、标记一直都存在，但如《繁花》自觉地实验重建一种文学的写作方式却也并不多见。
作家西飏所说，“《繁花》的路数，几乎是现今小说潮流的相反方向，它的叙述部分被压缩至最低限度，对话量则无限放大，并承担起许多原本叙述的功能……写上海和上海人开口没那么容易。”开口的上海人都是上海话，不再是改造的普通话，这是其一。更为重要的是，方言对话承担起叙述的功能，创造一种不同于同时代主流的语言方式和讲故事的方式，或许后者更为重要。
一 方言的引子
《繁花》的惊艳，首先来自一种借由方言的起事的活力。方言提供了一种对既成文学形式、文学现状反动的可能。胡适等人开创的新文学及其语言方式，已经逆转而成为主导文学方式，反而在非自觉情势下不断挤压方言文学的空间。于是《繁花》的出现就回到了胡适的问题：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如果为《繁花》做一个注解的话，我最欣赏小说结尾，主人公之一小毛去世后，他的朋友阿宝和沪生去见小毛生前的外国友人芮福安，他要以上海苏州河一代为背景拍电影，他说了一段话--“头脑里的电影，总是活的，最后死在剧本里，拍的阶段，它又活了，最后死在底片里，剪的阶段，又复活了，到正式放映的时候，它又死了。”沪生接着说：“活的斗不过死的。”死是难逃的结局，不过无论文学、电影还是生命，都在追求活的路上。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发难之语就是要建立活的文学、人的文学，摒弃僵硬的文学、濒死的文学。
当下小说写作存在许多问题，几乎成为一个共识，作家批评家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诊断，从思想能力到想象能力，到对现实的切近与逃离，而作为与新时期文学几乎同步的文学杂志编辑金宇澄的看法可能更加具有现场感，也更关注怎么写的问题。他在访谈中说：“几乎是一样的西文翻译味道，小说文字越来越趋同化，残守故事完整性，文学对语言造成影响功能丧失殆尽。”金宇澄在访谈中引用了普鲁斯特的话：“文学在语言中开拓了一种外语，它既非另一种语言，也非被重新发现的方言，而是语言的生成它者，是这一大民族语言的小民族化，是将它掠走的谵妄，是逃脱了主导体系的巫婆路线。”这种文学通过创造句法，分解或破坏母语，并且在语言中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所以如果作为整体的语言不被颠覆或推至极限，推至由不再属于语言的视象和声响构成的外部或反面，那么就不可能在语言中形成一种外语。由此得出结论，作为看者和听者的作家，文学的目的就是：它是生命在构成理念的语言中的旅程。
二 生命的旅程
金宇澄说不希望自己的小说作为方言小说来看，这是对小说中上海生活和“生命”的一种呵护。我们都知道建立在社会言语上的文学语言永远摆脱不掉一种限制了它的描述性质，因为（在社会实际状况中的）语言的普遍性是一种听觉现象，而绝不是说出的现象。对话就是一个最直接的呈现听觉的方式，每个人都是他自己语言的囚徒，语言或者说话标志着、充分确定着和表现着人及其全部历史的。《繁花》有一段写沪生和老师的对话：
三年级上学期，沪生到茂名南路上课，独立别墅大厅，洋式鹿角枝形大吊灯。宋老师是上海人，但刚从北方来。有次放学，宋老师托了沪生朝南昌路走，经瑞金路，到思南路转弯。宋老师说，班里叫沪生“腻先生”，啥意思。沪生不响。宋老师说，讲呀。沪生说，不晓得。宋老师说，上海人的事体，老师不懂。沪生说，斗败的蟋蟀，上海叫“腻先生”。宋老师不响。沪生说，第二次再斗，一般也输的。宋老师说，不想奋斗了。沪生说，是的。宋老师说，太难听了。沪生说，是黄老师取的。宋老师说，黄老师的爸爸，据说每年养这种小虫赌博，派出所已经挂号。沪生不响。宋老师说，随便跟同学取绰号，不应该。沪生说，不要紧。宋老师说，考试开红灯，逃学，一点不难过。沪生不响。宋老师说，不要怕失败，要勇敢。沪生不响。宋老师说，答应老师呀。沪生不响。宋老师说，讲呀。沪生说，蟋蟀再勇敢，斗到最后，还是输的，要死的，人也一样。宋老师说，小家伙，小小年纪，厉害的，要气煞老师对吧。宋老师托一把沪生说，认真做功课，听到吧。沪生说，嗯。此刻，两人不开口，走到思南路，绿茵笼罩，行人稀少，风也凉爽。
叙述语言和对话语言参差地平衡，基本全是小短句，停顿性强，配合对话者的语气和节奏，把沪生散淡的性格凸显出来，沪生在三年级的时候已经把人生看出了眉高眼低，有一股未老先衰的暮气。关于斗败的蟋蟀这个形象，我们可以看到沪生、阿宝、小毛等一干人的身上都有它的影子。小说的主体故事分成两个时代，60、70年代多半是悲剧，80、90年代以闹剧为多。
小说中的梅瑞跟沪生、阿宝都谈过恋爱她说，沪生结婚大半年，老婆跑到国外不回来，沪生肯定有生理毛病。阿宝，怀疑有心理问题，一直有联系，到关键阶段就装糊涂。梅瑞的评价多半是讲讲笑话，消遣两位。不过玩笑话里也可以看出两位的生活态度，整个小说大半篇幅都是些花花草草的故事，添枝加叶，故事有荤有素，多半来自他人的讲述，最热闹的部分。而他们自己的故事，却都是寥落的，沪生、阿宝的故事几乎都很平淡，或者当事人在重逢旧事时不响而过。阿宝跟蓓蒂、雪芝、梅瑞、李李，沪生跟姝华、小珍、兰兰、梅瑞，点缀在80、90年代的生活中。这就使得小说三个主角阿宝、沪生、小毛三人党中，有两个人对世界是冷冷的观望的，就像80、90年代两个人的生活轨迹，流连于各种各样的聚会宴席，应了小说以对话为主要呈现方式，人生就是旁听侧谈。小毛是一个异数，他先是对银凤动了心，在不明原因的分手后，跟银凤、沪生和阿宝由于误会，伤心大恸，决定拗断与二人的友情，离开原来的生活环境。小毛在母亲的安排下寻到春香结婚，从不情不愿到最后爱上这个女人。不过小毛总是福祸相依，春香死于难产，留下小毛单身一人。从形式上来说三个都是一样的单身，阿宝和沪生是主动的选择，小毛是被动的选择，所以小毛是悲剧感最强的一个人。
沪生的出场就是从旁听侧谈开始的，在沪生和阿宝与小毛拗断友情之后，替代小毛位置的就是陶陶，陶陶一入小说就是从他绘声绘色讲述菜市场的各种八卦绯闻故事、男女私情。吊诡的是，陶陶几乎成了小说中最具八卦性质的主角。陶陶和芳妹是正经夫妻，陶陶先是招惹了潘静，潘静三番五次骚扰芳妹，闹得家庭不安静，陶陶甩掉潘静。不久，陶陶发现了让他欲罢不能的小琴，最后要离开芳妹，和小琴厮守。恼羞成怒的芳妹与陶陶之间开始拉锯战、家庭大战，一幕幕的狗血剧上演，陶陶乐在其中不疾不徐，终于获得自由身，抱得美人归。不成想却乐极生悲，小琴跌落阳台殒命，陶陶看到小琴的日记，原来自己幻想的好女人与爱情都是镜中风景，陶陶折腾到最后，居然是一场空。梅瑞、梅瑞妈妈与香港小开关系不清不楚，先是热闹红火地做生意，随后生产线出了问题，变成上海瘪三。李李突然皈依佛门，邀请朋友们去见证落发为尼、撇掉红尘的过程，主持的方丈是个和尚，李李落发后离众人而去。汪小姐与徐总在罗生门式的一夜情后怀上孩子，而且要坚持生下孩子，孩子的父亲不知道是现任老公还是徐总，老公离婚，徐总回避，为了给孩子一个合法身份，汪小姐跟小毛假结婚，而这个在一团矛盾中来到的孩子还没出生就被检查出是一个怪胎。
一个连着一个的故事，几乎组成了故事的泥潭，浓得化不开。这些故事一方面使得由主要人物小毛、沪生、阿宝为起点，不断递接外延，在两个时间阶段的之间来回闪现，交叉出场，彼此毗连，圆和在一起。另一方面，也是铺开生活面的过程，从市中心到再工人新村，到江苏常熟、到新疆、黑龙江、香港等故事人物偶现的地点，到各自的生活圈子和生活足迹，像一张大网，慢慢笼络起这个城市的各种不同人生，看起来不想干的人物，阶级、生活方式、品味、经历大相径庭，却又不是泾渭分明，通过各种潜在的关系扭结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生活流。
每一个故事说到底都是以欲望为推动力的，政治的欲望、生理的欲望、金钱的欲望，爱的欲望，或者以其他的面目呈现出来的需要。不过在这个泥潭之上，我们还是能够发现小说中人物，对这种生活本身的超越、疏离。比如阿宝的邻居蓓蒂，她和阿婆的故事是《繁花》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故事之一，阿婆最喜欢讲的故事就是自己的外婆在南京做天王府宫女携带黄金逃跑的经历，绍兴家乡的老坟则是她唯一的牵挂。带黄金逃难的故事在新社会不能乱讲，家乡的祖坟也不见了。蓓蒂的父母参加社教运动那个，被人举报回不来了，一老一少相依为命，蓓蒂最爱的钢琴又在抄家运动中石沉大海。这一老一少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无可依侍，于是他们只能做些梦，生出很多幻觉，最后又以幻觉的形式消失在铭记他们的世界里。再无回声，却也消失不去，蓓蒂像一个符号，被作者写出了神话的味道，她是滚入世俗生活的姝华眼中的那一丝希望，是阿宝不肯结婚的一个心理疾病。蓓蒂的出现和消失都不在现实的轨道上。小毛的老婆春香像是耶稣送来的一个搭救他的女人，小毛的故事都是在春香这里打下了底，春香在小毛处境困难的时候突然就降临小毛的生活，并且琴瑟祥和，过了一段神仙眷侣的生活，在与沪生、阿宝拗断的时光里，春香一直安慰小毛。春香的死也是生活法则对美好的无情破坏，和蓓蒂、李李遁入佛门一样，留给这个年代和世界的只是背影，和带有宗教意味的一束光。
上海这个城市注定没有办法像一个普通空间一样被编织到一个寻常故事中，它太过眩目的历史与传奇色彩，对于以上海为描写对象的作家来说，却不是福音。在一个城市自带的光环与重新上釉之间，到底是谁吸纳了谁，难辨你我，这也许就是一个地域自身的画地为牢，它往往带来叙事的限制与难以规避的陷阱。另起炉灶是逃离限制的一个直接的巫婆路线。作者金宇澄说：“我感兴趣的是，当下小说形式语言，与旧文本间夹层，会是什么。以前西方专家评论中文作者，‘摆脱了说书人的叙事方式’，是一句好话，同时也提出中西都存在的问题---现代书面语的波长，缺少‘调性’，如能够到传统文字里寻找力量，瞬息之间，具有‘闪耀的韵致’。” 按照中国小说的发展历史来说，就是颠覆之颠覆，讲故事的方式回到说书人的视点上去，作家的叙述部分尽量退缩，对话成为故事的主角，游走在故事里的人物，如走马灯，最主要的对象不是某个人，而是说话本身。批评家程德培的文章题目十分传神地概括了小说的这一特征--你讲我讲他讲，闲聊对聊神聊。在满腹语言的世界里，重新讲述上海都市的生命故事.说书人这一弱化的叙事者，降低了俯瞰生活的视线，使得故事宕开了收紧的发条，沿着平面发散开去，朝着一路放松的笔致而行。主人公小毛病重后，阿宝和沪生恢复了跟小毛的联系，小毛断断续续说，我只想摆一桌饭，请大家吃吃谈谈。 吃吃谈谈就是上海城市生活中闪耀的韵致，是灰白的记忆中跳跃的精神。
《繁花》以港片《阿飞正传》的最后一个镜头为由头开始讲张，世人眼中繁华至极的都市生活，转到光影的背后，多半都是相似的面孔，就像作家重述的梁朝伟的那一串那分解到最小的动作。“否极泰来，这半分钟，是上海的味道。”一种味道或许就是这部小说的开幕词，60、70年代，80、90年代的上海，伴随着娓娓的语调，分立在眼前：奉命维谨的年代，和风里苏州河的潮气，咸菜大汤黄鱼味道，那些鲜活动人的少年时光；抖擞扩张的年代，觥筹交错欢乐场，又有莺声燕语和通风不良的镬气。在偌大的上海，一部小说不过是几个生活片段，几段时空，几个人物，这些散落的人生，有繁复的粗枝大叶也有繁复的浓墨重彩，随着时间落幕终止。而城市的味道永存，风流云在，打散了再集聚，集聚了再遗失，循环往复，增删添漏，无止无息。而抓住味道，的确也如西西弗斯神话一样，需要作家们反复轮回，燃起希望，收获失望。
201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