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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6月23日09:14 来源：上海作家 作者：云文学网 点击: 次
6月19日下午一点半，第四届上海青创会第五场专场研讨会，也是最后一场专场研讨会“小说：名物与世情”在上海作协大厅举行。路内、姚鄂梅、周嘉宁、张怡微、钱佳楠等青年作家，汤惟杰、张屏瑾、来颖燕、崔欣、王辉城等青年评论家，与著名评论家吴亮共同探讨“名物与世情”，青年评论家金理主持这场研讨会。
主持人金理首先提到本场的主题“名物与世情”与上海这座城市有一定的关系，上海曾经诞生过特别宏大的想象，但同时也有许多细碎的叙事，这些话题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
滕肖澜因病不能到场，她提交的发言稿由主持人金理代为宣读。她觉得能够在上海写作是一件幸事，可以挖掘的地方太多，她同时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写作上海普通百姓生活，往往被说成写作“上海小市民”，这个“小”字从何而来？这里面除了非上海人对上海人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见或是误会，她觉得作为青年作者更应该考虑的是，“当我们书写上海生活、刻划上海百姓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跳出那个别人或是自己为自己所设的框，去寻找更宽泛、更真实、更有意味的上海元素”。上海的普通百姓生活绝不是“小”所能概括容纳的。
张怡微认为世情小说无疑面对的就是格调，小说作为一个大众传播，一旦进入到市场化的运作当中，就不可避免会面临受众的接纳问题，许多原来文学上的一些东西就自然而然被降格了。虽然降格，但它与通俗话语其实还是有区隔的，她认为作者所能做的可能就是，在市民生活当中寻找到一些普世价值，或者有传承的人的情感，然后对此做一个叙事。
周嘉宁说自己羡慕张怡微、钱佳楠的小说中有非常重的上海印记，上海对她们有比较明显的映射和回馈。而她是没有办法在日常生活中获得营养的人，上海这个大城市的种种在她身上有一个缺失的感觉。她小说中所讨论的精神困境跟上海这个城市的发展，或者跟整个中国的发展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些复杂因素没有办法从日常生活当中获得解答。
路内认为上海的作家在写作名物的方面会有一定的优势，因为物质相对丰富，不仅仅指种类的丰富，而且名物之间的关系很丰富、复杂。他在写《花街往事》的时候，写作这样的细节名物，也一下子会茫然：到底是写世间的感情，还是奔着名物去的。他说自己以后可能真的会用所有的名物来作为章节，来写一个长篇小说，希望能看看会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些东西。
姚鄂梅坦言自己有很大的压力，她觉得自己对上海很陌生，以前还觉得有一定了解，但是来了三年后发现一点不了解，只有每天送小孩的路是熟悉的，在这种情况下突然感觉自己没有可写的东西。不是说能写的故事少了或者感触少了，而是任何的写作背后都有一个内在的立场，作者会用自己内在的立场选择感兴趣的地方，所以越往后走觉得自己能写的范围越来越窄。
钱佳楠表示一开始写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变成一个写世情的人。她也曾经写过宏观叙事，写一些虚构的空间，后来她发现宏观化具有欺骗性，在写虚构空间的过程中呈现的方式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有时候脱离生活实际，甚至放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是无法推断的。反而碎片是真实的，碎片中的小市民生活中每个人思考方式都有各自带有的成长特点。如果碎片用的好，就会有真实生活的意图气息在里面，反而更加可以看到这个时代，进入人的内心。
王辉城说自己对世情的主要认知是“吃”，在吃上面生长出一些感情，人际之间的感情。吃饭是最日常的，同时也是最具有传奇性的。一张小小的桌子，浓缩一个微型的社会，谁坐在主席上，谁负责插科打诨，都是需要权力来维持的。张怡微就很敏锐发现了吃的关系，她的小说《细民盛宴》就是以宴会为切入点，讲述了一个家族的悲欢离合，日常生活中惊心动魄的传奇。
张怡微回应了为什么写这些“吃”，她觉得婚礼跟葬礼是我们现在保留下来不多的仪式化的东西，婚礼跟葬礼也是家族人最容易到齐的，不管这些人感情好不好都是要到齐的，在饭桌上互相了解。此外礼物的赠送也是最能反映人情的，感情跟钱的折抵方式就是市民的逻辑，市民的直觉。
崔欣认为在座的80后女作家中，周嘉宁比较冷，钱佳楠比较暖，而张怡微介于冷暖之间。也许80后作家有一个共性，对上一代人不是很有同情心。但是好的作家应该是对各种人都应该怀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包括当天主题里讲到世情，世情就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
周嘉宁以为崔欣讲到了自己的“死穴”， 她觉得这一代作者开始写作年纪都比较早，阅读也很多，对于写作都有自己的理解，对于技术方面也都有自己的进步，但现在的问题变成了一个不是写作本身可以解决的问题。实在是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去思考，如果只是写不去思考的话，并没有帮助。
来颖燕说读完一本作品，她觉得会特别打动人的反而是细节而不是更宏大的主题或者情节等，其实很多时候作者越是对具体生活的体验跟把握，越能够更深的接触到或者说贴近生活。钱佳楠的小说中描写到很多生活的细节，她将故事化解在了景物之中，而不是把它作为一种标签。张怡微小说的着力点在于她小说中的面貌，或者内心的情感感受有一种非常逼真的比拟，能够看透世事，洞察人情。周嘉宁的小说以写人物的内心世界为主，好像要敞开自己，或者是呈现自己，但是同时又给人一种拒人以千里之外的感觉，在这种既近浅远的悖论中，她的小说会给人一种层次丰富的感受。
汤惟杰认为上海的“物”在丰富的同时又是非常抽象，因为这些“物”全都显得来历不明，不像在农村，西瓜、水稻是自己一点一点种起来的，在上海这些东西突然之间到了人的面前，在这个意义上“物”就非常抽象。而城市恰恰是建立在抽象之上，面对这样一种抽象关系的写作，或者面对抽象关系的写作直接返还到自己的内心，就会有另外一种写作。比如周嘉宁的写作，在她的写作里面看不到任何写作的标记。这样一种写作，也恰恰是一种非常有城市特点的写作，这种空无，这种抽象只可能在大城市里面有，或者说更能产生出这样一种写作，尽管在量上不一定是多的。
张屏瑾提到“物”的问题，认为有很多作家首先是在城市里面感受到的是物化的、符号化的意像带给他们的刺激，所以他们会纠结于、纠缠于这些所谓物化的想象、符号，或者说意像。这些其实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有了，就是要批评、反对、反抗这些新的物质文明的刺激，所以出现了一大批的左翼文学。但是这种结构有一个问题，就是缺乏日常生活，缺乏真正的个人的精神生活。此次阅读到青年作家们的这些小说，给她很大的惊喜，这些小说在某种意义上突破原来那个在城市写作中，非此即彼的结构性的问题，而把比较真实的日常生活，或者是精神生活的追求呈现出来了。
吴亮认为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价值，作家观察景观的不同位置，创作中的不同距离决定了不同的价值判断。他还批判了一种写作倾向：上海曾经有一些年轻的女作家怀着一种欣赏、向往写物质生活，这样只能写出来一种品质那就是穷酸，向往是因为没有，炫耀也不是一个好点子。只有两种品质能够写出好的物质生活，一种是愤怒，还有一种是遗憾。敏锐的观察，一定要和愤怒，和遗憾相联，而不是向往更不是炫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