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君之心，行君之意”——张定浩文学批评印象

2015年05月12日14:08 来源：南方文坛 作者：郜元宝 点击: 次

最早我是通过《文汇报·笔会》知道张定浩的，那时他正在《笔会》陆续发表谈《诗经》的潇洒轻妙的随笔，主编周毅女士如获至宝，逢人说项，我赶紧找来拜读，果然不同凡响，以为大概出于古典文学专家之手，但周毅说此君乃现当代文学出身，就毕业于复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阶段师从现代文学史和批评史专家许道明教授，毕业后东游西荡，后来才转入吴亮主编的《上海文化》杂志社做编辑。

那组谈《诗经》的随笔后来结集为《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诗人》出版，他自称这是“某种为己的写作方式和写作目标”。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足见他的兴趣所在确实是古典文学。但不久他又给我了新的惊喜，那就是他和同学黄德海君在《上海文化》“本刊观察”专栏每期撰写的当代作家新作评论。其实说惊喜还不够，应该说是被他们两位小小地震撼了。这十多年我们已经看惯了格式完备、架势十足但多半装腔作势、左顾右盼、文笔板滞、观点模糊、平庸怯懦、不知所云甚至谬论公行的“学院派”文学批评，可悲的是我们自己也身在学院，竟毫无办法，还以为将来的批评恐怕也就只能朝这个路子发展下去了呢，突然读到定浩、德海的文章，精神不禁为之一振。他们两位也受过学院熏陶，行文中也有一些不尽高明的掉书袋的地方，但毕竟少了一些上述“学院派”的批评腔调。他们观点鲜明，绝不吞吐曲折，力求“坏处说坏，好处说好”，只是因为批评的对象常常乏善可陈，所以不满、挑剔、揶揄甚至气愤的时候还是居多。但这更对我胃口，所以几乎每期必看，而且发现他们开笔之后就一发不可收，《上海文化》“本刊观察”显然已不够他们驰骋，所以经常还可以在外地报刊上看到他们的文风更活泼观点更犀利而对象也不再限于“新作”的评论文章，更觉欣然有喜。

一开始还以为这只是我个人偏好，很快发现原来他们早就被许多圈内人士关注、认可、欣赏了。一头扎进“明清之际”而很久不写评论文章的赵园女士有次来复旦讲学，特别提到并不在场的他们两位，激赏不已。现在他们的部分评论文章终于收入陈思和先生主编的《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第二套即将出版，这说明对文学批评的现状虽然众说纷纭，但大家心里还是明白的，还没有真的恶化到良莠不分的地步。我不仅为他们两位感到高兴，不仅佩服吴亮当初发现、起用和培养新人的气派与眼光，也因此对文学界的“公议”不再完全没有信心了。

一位作家朋友抱怨说，创作是赔钱买卖，评论则容易名利双收，证据是他的大学同学凡写小说的都籍籍无名，写评论的则大多成了教授博导，世间不平事，宁过于此？不知道这种抱怨多大程度上属实，因为我也看到许多写评论的朋友半生辛苦，虚有文名，却并无实惠，而不少作家靠了一两部作品就受用终身。或许评论和创作一样也曾有过“辉煌”罢，但如今早已成为往事。从八十年代初算起，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的恢复与建设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不管有多少曲折教训，成绩和积累也并非完全没有，所以当定浩、德海这代批评家走上文坛，评论“门槛”（至少专业圈里）已然不低，“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侥幸他们是无缘分享了。其次，文学虽已“边缘化”，但因为既需妆点太平又担心妖言惑众的惯性，依旧受到有关方面眷顾，媒体和出版更由于利益所驱，不时制造一些文坛热点，结果殊途同归，各方面都觉得文学评论还有剩余价值可以利用，不愿它沉寂下去，所以在“学院派批评”几乎独霸正统评论版面的同时，各种新媒体上关于文学的谈论也有增无减。但毕竟是新媒体，高人高论固时有所见，妄人谬论也聒噪不已。众声喧哗标准混乱的局面中，以近乎自由撰稿人身份出场并主要借助传统纸媒的评论文章还能受人关注，谈何容易。当然现在定浩、德海两位也频频出没于新媒体和文学圈外的“场域”，祸兮福兮，姑且不论，仅就圈内认可而言，已经相当难得。我同意吴亮的说法，“他们私下里开始谈论你们，‘私下里’！对文学批评而言，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圈内传播更显赫，更重要。”“老吴”所谓“显赫”与“重要”当然完全是文学性的，不过中国文人的脾气也确实有点古怪，公开或当面的褒奖啊恭维啊往往并不作数，甚或适得其反，而“私下里”吝啬的首肯，片言只语，随风而逝，却弥足珍贵。

我忝为定浩、德海的同行，想必他们也有同感，就是大家都习惯评论作家作品，对同行的评论再加评论，并非常有之事，也甚觉多余，所以前面差不多全是废话，到了必须对定浩的评论本身说些什么的时候，却颇感为难。司马迁写《管晏列传》，说《管子》《晏子春秋》已“详载其言也。既见其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这倒是不错的楷模，值得效法，可惜我愧为学长，在定浩负笈复旦期间直至成名之前，向无交集，其“行事”和“轶事”一概不知，捕风捉影地谈谈也毫无把握，只好老老实实回到他的文章，看看里面有没有和评论本身无关而比较接近“行事”“轶事”的材料，抄点出来，加深读者对他的印象，否则这篇文章就真要以废话开头，又以废话收场了。

吴亮在题为《后来者居上》的“代序”中说，“指认作品及其制造者的错误与草率必须毫不留情，指出他们的妄自尊大、指出他们的无知无畏，这是你们的天职。小说家可以写尽人性的丑陋因为这是他们的特权，然而小说家却受不了批评家对他人性的揭发与对他才能局限的无情分析，他们常常漏洞百出，可惜小说家没有意识到批评家在对他做一件同样的事情。你们不能猜度小说家的小心眼、诡诈以及一切你我无不具有的人性弱点，可是你们可以大胆指出在他们背后隐藏的和运行的意图与无意识。”“老吴”是过来人了，谆谆教导，值得记取，虽然他本人也不一定总这么干，但定浩在指出作家“错误与草率”、“妄自尊大”、“无知无畏”、“小心眼”、“诡诈”这些“你我无不具有的人性弱点”及其在创作中的流露时，是真够“大胆”的了。

比如，他说苏童在短篇小说屡有斩获的鼎盛期曾自诩迷恋短篇，而将写长篇当做不切实际的“野心和梦想”，孰料一个转身，就忘记说过的话，频频推出长篇小说，结果好像猎人跳进自己挖好的陷阱，除了大量填塞未必讨好读者的廉价“想象”之外，苏童后来几乎每部长篇都无法达到其短篇小说曾经达到的境界（《假想的煎熬--对苏童<黄雀记>的一种解释》）。在短篇和长篇问题上，定浩后来还有深入思考，《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以几位年轻小说家为例》逐个考察了阿乙、张怡微、鲁敏、黎紫书的创作，发现“他们的风格各异，但在他们的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之间，却似乎存在一种相似的断裂。这种断裂并非源自他们对这两种体裁差异的一无所知，而在于他们对这这种差异过于简单的认识和追慕，以及随之而来的在某一时刻对自我的委弃”，“在长篇和短篇之间，没有单一的差异，有的只是多重的差异，这差异，最终，与外在的流行标签无关，与文学环境和压迫无关，只和作者对小说乃至自我的诚实体认有关。”就是说，包括苏童在内的这些作家能写好短篇却写不好长篇，主要因为他们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屈从于市场需要和内心妄念，企图侥幸在长篇领域收获同样的成绩，结果势必舍弃作家最可贵的东西，就是对文学与生活的“诚实”，当然失败是注定了的。一部分几乎天生就适合写长篇或长短不论的作家除外，当代中国一大批作家的长篇其实都是霸王硬上弓，这就出现了以短篇成名而以长篇丢分的普遍创作轨迹。定浩并非仅仅纠缠于两种小说形式的定位和优劣，而是以此为突破口，考察许多作家连续走下坡路的原因，以期引起注意。这比起书商的竭力鼓捣，批评家不负责任的一味叫好，其论虽激，其心也善。

再比如他从分析马原《牛鬼蛇神》与其“少作”《零公里处》的关系入手，发现《牛鬼蛇神》“存在着三个相互关联又面目各异的马原：0卷代表那个热爱菲尔丁、马克·吐温、海明威等西方古典主义小说大师的、尚未成名的青年写作者马原；卷1和卷2代表了那个聪明滴顺应时代文学潮流的先锋弄潮儿马原；卷3则呈现给我们一个曾宣布小说已死，以至于最后真的不再知道该怎么写小说的名人马原”。这种上海人所谓“拆穿来讲”，真使人脊背发冷！另外，他说格非的长篇三部曲因为“对失败的理解有些暧昧，甚至可以说混乱-----而成为一个失败的作家”，也启人深思。

他不相信余华的《第七天》“是七年磨一剑的长篇小说”，认为“它更像三个礼拜就码出来的网络快餐”，“人们对《第七天》的苛责，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从小说中看到了多少社会新闻，而是因为，他们目睹的社会新闻竟然以这样一种无所顾忌的平庸方式植入小说情节之中”，这样的小说对中文读者毫无优势可言，却可以“披上超现实的魔幻外衣”，满足西方读者的好奇心，也满足了余华自己的勃勃雄心，就是“代表中国”来写作，可惜这种“代表”太过匆忙。

他对阎连科《四书》的批评更毫不留情。阎连科自以为写了“大跃进”就闯了不得了的禁区，但“‘大跃进’在当下中国并非绝对禁区”，“阅读这本蒙着禁书神秘光环的小说，感觉就像一脚踩进了1980年代内地小县城里赫然写着‘少儿不宜’的录像厅，在其光怪陆离烟雾缭绕的表象后面，是平庸无奇，是打着擦边球的循规蹈矩”；如果和2000年就发表于《上海文学》的《夹边沟记事》比较起来，就更显得“挂羊头卖狗肉”了。至于《四书》的“神实主义”，其实就是空洞粗糙观念先行事件仅存梗概人物一律脸谱化的政治寓言，而备受一些评论家赞美的所谓对圣经体和说唱体的戏仿，也只是恶劣的矫揉造作，定浩恰当地引用了阿兰·布鲁姆的话，说许多人动辄宣称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巨人肩膀那么容易就站得上去吗？换言之，圣经体那么容易就能模仿吗？《四书》之名那么便宜就能拉来做自己的书名吗？

格非、苏童、马原、阎连科、余华，都是成绩不俗的所谓当代中国第一线作家，对他们具体作品提出批评，并不等于否定他们整个创作。其实定浩倒是过于设身处地替作家们着想，小心翼翼地将他们过往的成绩和后来的滥造切割开来，找出他们后来之所以大失水准的原因，无非是想引起他们的自省，也可谓用心良苦矣。如果说这是“酷评”，那么罔顾事实、自欺欺人、为已经日益膨胀的作家再施行无微不至的精神按摩的吹鼓手们的“批评”，不就像故意哄骗病人而给他们吃假药的医生，更加残酷、更其歹毒吗？

定浩给我的感觉是少年老成，不温不火，思考缜密，不轻易发言，也不喜欢说过头话以哗众取宠。但这不等于说他的每篇文章都无懈可击，比如他对《天香》、《繁华》的评说，和上述针针见血、放言无忌的文章相比，就显得过于谨重，完全回避正面评价，仅从某个细节出发，上下议论于其间，甚至在远离小说的某个所在给作家送去一大堆勉强生硬的赞美之词。推开一切顾忌，直抒胸臆，即使对年青一代批评家来说，也是颇不容易的。

《年老的迷惘一代》说刘小枫《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重温<金蔷薇>》“向那些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饱受蹂躏却依旧能奉上同情、温柔和祝福的俄罗斯灵魂致敬，只是他过高估计了《金蔷薇》对他们那一代人的影响，他们那一代的很多人，在‘怕’之后接踵而至的，并不是‘爱’”。这是很不错的观察，但因为该文居于定浩第一本评论集之首，我还想再指出一点：他在上引结论性一段话之前，概括“知青”“伤痕”一代某些精神特征，有些令我击节赞叹，有些也叫我无法苟同。他说“这伤痕成为他们共同的图腾，闪耀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多年后，面对一个全新的时代与社会，他们再度归来，只是依旧愤怒、怀疑、批判、嘲讽------作为我们的父辈，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受到尊重，但在我们自身的成长年代，在我们于迷惘中急切盼望精神导师的年代，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有资格站出来，教给我们一些关于爱、善良乃至幸福的真理，这是否正因为从年轻时期养成的‘反政府的写作习惯’，影响了他们的人格成长呢，以至于他们自己尚一直处于迷惘之中。他们是年老的迷惘一代，自顾不暇，以至于初涉海洋的我们必须从翻译文学中寻求各自的风帆和船舵。”“反政府的写作习惯”引自施特劳斯《论僭政》，“迷惘的一代”是老年格特鲁德·斯坦因说给年轻的海明威听的，我以为这两处引用都不甚恰切，由此推出的结论也有点张冠李戴。“知青”“伤痕”一族情况复杂，不能用大浪淘沙过后幸存者和成功者的言行来以偏概全。他们果真全部有“反政府的写作习惯”吗？他们果真都是“迷惘的一代”吗？恐怕未必。就算是吧，他们也没有责任和“资格”来充当更年轻一代的“精神导师”，要他们说出“关于爱、善良乃至幸福的真理”，倘若不是苛求，就是过于抬举之后生出的妄想。以此展开两代人的沟通和对话，会有不少隐患。

好在后来我又读到《被打捞上岸的沉船--张炜<你在高原>》，稍稍平息了这种不安。该文以抽样调查方式大量摘录书中第一人称的自我告白，无情揭示了《你在高原》所暴露的隐含作者在理想主义浪潮退去之后的新世纪所裸露的昔日理想主义者的“矫情和虚伪”，令人吃惊，又令人不得不承认这一残酷的精神事实。我觉得这篇可以和《年老的迷惘一代》放在一起看，才能见出定浩对“有足够的理由受到尊重”的“父辈”的完整认识。

口不臧否人物，德莫大焉。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甚至告诫子弟们“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而闻，口不可得言也”，很像某些批评家面对作家的态度。但既是“伏波将军”，一生征战，杀人无数，却提倡谨言慎行，充其量只是身处乱世，不愿子弟们因言贾祸而已。但他自己也做不到，后来还是遭人诬陷，死后被刘秀收回印绶了。大概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不知何时没管好嘴巴而招了仇怨吧？即或不然，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并非缄口就能全身远祸。况且文学评论毕竟不是中国式的“做人”，无论如何高明，总要说出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赞成或反对，肯定或否定。不含任何价值评判的文学批评可能吗？我不知道。或许真有人本领高强，能够刻意不说出好坏高下的意见来，但我想这样的评论不管写得多少巧妙，实际上也就等于一张白纸吧。据说太卜郑詹尹本来要给三闾大夫算命，没想到三闾大夫一连提出二十多个“孰吉孰凶、何去何从”的问题，弄得算命大师只好收起已经摆好的龟甲蓍草，敬谢不敏，因为如此纠结，“龟筴诚不能知其事”，最后只好劝他“用君之心，行君之意”，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我以为这位“太卜”倒是负责任的，如果“命”可以算出来，未来可以“前知”，这样照章办事照本宣科地活下去，也够憋屈的。对文学评论来说，如果追求公允妥帖，无懈可击，那就只好趁早歇菜，否则还不如“用君之心，行君之意”，比较有点意思。二十年代初思想统制刚刚冒头，周作人创作猛增，因为他想趁还能说话时尽量多说一点。回味起来，不免倍觉凄凉。定浩《后记》里说，“一方面，作为编辑必须重新对中国当代文学（包括文学评论）的新作品保持密切的关注；另一方面，作为写作者的我却正在逐渐脱离当代文学划定的诸种轨道”，我看了不免发生杞人之忧，担心他日后将一心做“为己”之学，丢下当代文学不管了，所以强提一口真气来饶舌一番，说不上与君共勉，就当是揪住不放、抱团取暖的意思吧。

这本书取名为《批评的准备》，很是得当，至少可以启发有志于文学评论的后辈们看看，做一个合格的评论者究竟需要哪些准备。为此我特别推荐书中两篇文章：《读<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和“附录”硕士毕业论文《从芦焚到师陀》，其中的博学睿智是大学里学不到的，我想肯定还是来自吴亮在“代序”里提到的“自我教化”吧？

但我个人更喜欢两篇短文：《论经验》，和来不及收入本书的新作《80后与80后写作：从虚构的“共同体”到“虚构”的共同体》。后一篇有言，“当最早的80后写作者们纷纷迈入人生的中途，他们中间的一些最优秀者其实的确有机会步入某种精神的共同体，那是由无数致力于通过文学虚构来为混沌生活确立意义的创造者们所构成------要辨认出属于这个‘虚构’共同体的他们，会比指认一代人属于某个虚构的‘共同体’更为艰难一些。”我最近写过一篇《何必以“代”论文学》，说的也是这意思，但定浩以80后作者现身说法，更难能可贵。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史上熟知的“代”的概念被猛然压缩为“代际”，关于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的谈论不绝于耳，好像以后研究文学史，非得先看作家身份证不可。“代”当然要讲，作家生卒年当然非同小可，但如果公式化格式化地必以十年为期来划分文学的代际变化，罔顾“大环境”，罔顾同龄人内部的分化，罔顾文学的本质在于超年龄超性别超地域超国界甚至超语言的精神交流，如此谬论公行，却不见有人站出来直指其非，岂非咄咄怪事。《论经验》谈文学批评，我不想再做文抄公，只提出他关于当下批评的两个妙喻，一种是“餐具狂”，即不看对象而只热心搬弄各种批评理论和话语，一种是“手抓食物的方式”，即省略“知人论世”的手续，仅仅利用自己也不屑一顾的文学为材料来做各种煽动性的结论。

无论是揭示“80后”说法所掩盖的简单事实，还是不满文学批评本身的荒疏草率，都显出典型的定浩式的机智和对文学与生活的忠诚。我想正是这种机智和忠诚驱使他不肯混迹于企图善贾而沽或哀兵必胜的虚构的80后共同体，脱身而出，投入“无数致力于通过文学虚构来为混沌生活确立意义的创造者们所构成”的真正属于文学亦即属于另一种“虚构”的共同体，而成为其中的一员吧？

两年前一天午后，去《上海文化》编辑部玩，碰巧“老吴”、德海、定浩三人都在，我忍不住开玩笑说，好家伙，这不是“别、车、杜”吗？“老吴”很兴奋，拿出一瓶体型跟他很像的烈性威士忌，又让德海买来下酒点心，大家天南海北一阵“剧谈”，杯盘狼藉，面红耳赤。谈了什么？可惜全然忘却，只记得后来“老吴”倦了，掩卧墙角沙发，鼾声如雷，我和德海、定浩又聊了一通，才各各散去。我等毕竟是俗人，不像知堂喝茶那般讲究，但所谓“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似乎还约略近之。谈定浩的评论，偶忆往事，追记于此，聊博共饮者一笑而已。

2015/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