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4月01日11:34 来源：上海文学 作者：于建明 点击: 次
【编者按】著名作家、原上海作协副主席、《萌芽》杂志主编赵长天同志于2013年3月31日逝世，今日是两周年祭日，特转发于建明发表于《上海文学》2015年第三期的文章《无形的碑——追忆赵长天》，予以怀念。
无形的碑——追忆赵长天
文/于建明
1982年12月底，我从北京基建工程兵部队转业到上海航天局宣传处工作。报到的那一天，宣传处长老张向我介绍处里的同志，轮到赵长天，特别加了一句：小赵还是作家。我们紧紧握手，不是礼节性的，能感觉得到他的热情和真诚。他笑着说：“我也当过兵，上个月刚调到处里来，前后脚，我们都是新兵。”一句话就化解了我的拘谨和紧张。在部队里，新兵见老兵，要立正，要敬礼，就像新媳妇见公婆，矮一截，要熬。初来乍到，心里没底，有他帮我一块儿垫底，我心就定了，对他有了亲切感。
那时的长天，人很瘦，个高，皮肤白皙，天庭饱满，双眼炯炯有神，身着深藏青色呢中山装，蓝军裤，三接头式皮鞋，精气神十足。这是我最初对长天的记忆，深深的、挥之不去。尽管随着岁月的流逝，看着长天皱纹爬上额头，开始掉发了，谢顶了，落牙了，后又患了牙周炎，牙全拔了，装了整整齐齐的假牙，白白的，也挺好看。他写过一篇《牙祭》的短文，不过瘾，又写了《牙祭》续篇。那时他还不到五十岁，表达了中年人的一种复杂、无奈和豁达的心境。他年纪长我几岁，可能是天天上班在一起的缘故，相互看顺眼了，仍然觉得还挺年轻。他坚持游泳，锻炼身体，外出开会、参加活动，带上游泳裤，条件允许，就会下水不停歇地游上半个多小时。只要身体好，会来日方长。
直到在那多结婚的那天晚上，长天从医院请假来到儿子的婚礼现场，他和夫人相伴着，满面笑容走到我们作协朋友的桌边，抱拳致谢，不停地说，谢谢，谢谢。婚礼场面很隆重，很热闹。我远远看着长天夫妇站在典礼台上，为容光焕发的儿子祝福，内心很是感动。我们热烈鼓掌，为那多祝福，也为长天祝福。
婚礼仪式圆满结束后，长天又走到我们这些老友身边，他再次抱拳致谢并告别，有些恋恋不舍。有段时间没见到长天了，心里惦记着，但又不便经常去看他，打扰他，想让他静心养病，期待他能早日病愈出院，继续共事。看着他白发苍苍、消瘦苍老的脸庞，和转身缓缓离场的背影，我内心一阵凄凉，鼻子酸酸的，眼水在眼眶里打转。
尽管那是个喜庆的场面，那多要为父亲尽孝，想为父亲冲喜。长天很疼爱儿子，但流露出来的疼爱方式和常人不一样。记得那多小的时候，局里举办文娱活动，长天就会带他来玩。他很调皮，大楼里到处跑。长天不太管，最多说一句，轻一点儿。有时另一位同事也带儿子来，年龄要比那多大一点，就让他们下象棋玩。那位同事老是站在旁边看，关键时刻，还要帮儿子指点一下。那多下棋很认真，有时会抬头扫一眼长天，但好像不太理会和计较输赢。长天远远坐在办公室的另一角看着，偶尔会冲儿子笑笑，很随意、很温馨。我们有时聊天，长天说到儿子小时候很顽皮，老师要告状，让他们操心的事，口气很轻松，好像不太在意。但有两件事他讲起来却津津有味：一件是，家里清理废旧报刊杂志要当废纸卖，儿子却悄悄拎到小区路口摆地摊，一本本卖。另一件是，儿子在海关学校读书时，在一次班会上大谈金庸、古龙和武侠小说，把同学们和老师说得目瞪口呆，镇住了。儿子很兴奋很得意，人开始有了重大变化。长天说，这是刻意教不来学不会的事。如今儿子长大，子承父业，又完成婚姻大事，懂得关心体贴父母，长天应该放心了。那天，长天西装革履，显得很高兴，但我真的感到了他无可挽救的衰老。
1980年代的上海航天局坐落在外滩15号大楼。20世纪初建造，最早是华俄道胜银行大楼。1990年代，被置换成上海外汇交易中心。那时宣传处的办公室在三楼朝东，隔着中山东一路就是黄浦江。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和长天常站在窗前，一边聊天，一边眺望着黄浦江上穿梭往来的船只。海关大楼的钟声定时在耳边敲响，深沉而悠远。
长天1968年参军，是大凉山上的空军雷达兵，和我一样曾当过副指导员，后被调到“空成指文工团”任创作员。1976年复员回沪。那时部队干部转业要等指标，复员不用，但选择复员就意味着前功尽弃，放弃干部编制，放弃金饭碗。长天说，那时他父亲重病缠身，母亲身体也不好，需要照顾，他要尽孝。他还说，他姐姐叫秋水，名字是父亲从唐代王勃的《滕王阁序》中选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他有一位才智情商很高的父亲，他很得意。
回沪后，他进了上海有线电厂，从工人做起，以后重新转干，当过车间主任、支部书记和宣传科长等，后被调局宣传处当干事，提副处长。那时，他已是小有名气的作家，发表过不少小说，还得过奖，也属于青年干部培养对象，很受同事们的尊重，但他始终保持平常心，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上班早到办公室，就忙着擦桌扫地泡开水，里里外外忙上一阵。
在宣传处我兼管图书采购工作。除了选购宣传工作需要的政工类学习参考书籍资料外，很想再买一些经典的文学类书籍，但又担心有人会说闲话。我与长天商量，他说：“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看些文学类的书，这也是务正业，有意无害，没什么问题，我陪你一起去。”于是乘中午休息，我们常去逛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商量选购书籍，他帮我一起兴冲冲拎回办公室。单位离书店不算远，走快点儿十来分钟就能到。为了多挤点时间逛书店，又不耽误下午上班，有时中午不去机关食堂排队吃饭，路上随便买个面包垫一下——我知道他是用行动在支持我。
我们都喜爱文学，又都当过兵，情趣相投。我曾写过评论他的文章，他很愿意跟我谈论文学话题。他有了创作想法，常会找我聊，就是讲故事，听意见和建议，我们也是文友。那时期创作的《市委书记的家事》、《老街尽头》、《天门》、《苍穹下》和《冬天在一座山上》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珈蓝梦》等，已充分显示出他很高的思想、文化和艺术素养。他对政治、经济和社会敏感问题的热情关注和独特思考，对题材、内容和人物的挖掘、处理和表现方面，均有建树，可圈可点。
在1980年代的上海文坛中，他应该是一位很有创作特点，值得重视的作家。他擅长工业题材的创作，挖掘和讲述发生在工厂、企业和机关里的故事，塑造生活在那个天地里的各色人物，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政工干部的形象。他笔下的人物常常会处在一种两难境地：从个人的主观良好愿望出发，充满着工作热情，却往往在现实生活中四处碰壁，显得无可奈何、力不从心，在结尾处理上又透露出一线希望的曙光。充分表现了人物面对现实生活而产生的困惑矛盾心理和被强烈的责任感所唤起的伸张正义、追求真理的内心冲动。其中，或多或少会感觉到有长天的影子，文如其人。
1985年5月，他被选调到上海市作家协会担任党组副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协助作协党组书记、主席团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茹志鹃老师工作。茹老师长者风范，很信任和支持他，除重要事项由她拍板决定外，作协的日常工作放手交由他主持，给他压重担。他与其他三位书记处书记张军、宗福先和李楚城一起，积极组织开展工作。那年他三十八岁。据说，是上海宣传系统内最年轻的局级干部。后因工作需要，他向茹老师推荐，调我到作家协会任党组秘书，那是1985年8月份。此后二十八年共事，他一直是我的领导，文友，但我更认他为我的兄长，他的人格魅力始终感染和温暖着我。我敬重和佩服他。
当初，航天局是不愿放长天走的，好不容易从基层选拔上来，人才难得，正想培养重用他，却要被外单位挖走。1980年代的航天局为市里输送了不少中青年干部，如市委常委、市建设工作党委书记孙贵璋，市委组织部部长赵启正，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孙刚等等。如果长天不去作协，留在局里，那么他的仕途前景可能会另一番景象。征求他本人意见，长天选择了作协。这是至关重要的决定。因为他太喜欢文学，去作协工作，对他的吸引和挑战太大了。现在回过头看，长天当初的选择有得有失，得大于失。毕竟因他的到来，曾给上海作协带来青春气息和清新之风，使上海作协的工作有过一段精彩的记忆。时间也许是最好的见证。
上海作协第四届主席团是在1984年7月选举产生的，离上届换届大会整整二十二年。因“文革”等历史原因，造成了正常换届时间延误十八年。这届主席团规模庞大，人数最多，年龄也最大。这是“文革”十年后，拨乱反正的产物。主席团的平均年龄高达六十八岁，但二十位主席团成员都是上海文学界的领军人物，德高望重、不可或缺。其中，小说家六位：王西彦、师陀、吴强、茹志鹃、哈华、菡子；诗人三位：王辛笛、肖岱、罗洛；剧作家四位：于伶、艾明之、杜宣、柯灵；散文家一位：孙峻青；文艺理论家三位：王元化、徐中玉、蒋孔阳；儿童文学家一位：陈伯吹；外国文学翻译家两位：包文棣、草婴。此外，还有五位德高望重的主席团顾问：许杰、朱东润、伍蠡甫、钟望阳、赵家璧。作协主席是1930年代初就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工作的老剧作家于伶。
主席团一年要开好几次会议，审议和决定一些重要事项。会议的具体筹备工作主要由长天负责组织协调。于伶先生主持会议，话语简短，尽量请大家多说。茹志鹃老师介绍作协工作情况，提出需要主席团重点研究解决的问题，简明扼要、言简意赅，不添油加醋。赵长天列席会议，代表书记处汇报工作，就显得详尽细致谨慎多了。记得那时开会讨论问题，审议工作，有时大家会各说各的话题，偶尔还会为一个问题争论得很激烈，甚至还出现过相互拍桌子的场面，难以形成统一的思想和解决问题的意见，结果是议而不决。
尽管如此，工作要继续开展，任务要尽力完成。作为晚辈，长天还要上门拜访，耐心说明情况，开展自我批评，做好思想工作，以求谅解和支持。那时的党组、书记处坚持既开拓进取，又小心谨慎，努力处理好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矛盾，尽心尽力做好团结、联络、协调和服务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效。一路走来，确实不易。当然，难免还会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反对的声音，甚至是责难攻击。对此，他都能容忍，一笑了之。
一笑之间，他从青年干部变成了老同志，但他的心不老，思想依旧敏锐活跃。他热情、认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谦虚谨慎、委曲求全，不计个人荣辱得失的胸襟，始终如一，深得人心。现在看来，长天到作协工作，坚守了二十八年，将人生最重要的时间都奉献给了作协，是时代历史的一种选择，偶然中又透出必然，是一种缘。
长天为人处世大度豁达，心胸宽广悠远，像他的名字。他柔中有刚，敢于担当，再难再大再重的事都能自然以对，从容化解。特别是曾经经历的那场风波，他毅然主动站出来承担作协的主要责任之举。记得事后据说有一位领导说了一句话：作家是感情型的，容易冲动，情有可原。言外之意是帮作家们说了一点话。但有人告状，抓住不放，因此总要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他态度很坚决，很坦然，但私下作好了各种准备，甚至坐牢……可见他内心忍受的压力和痛苦有多大。后来，他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被免去党组副书记，但保留了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兼秘书长一职，继续协助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罗洛老师工作。他没有情绪低落，没有消极对待，继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努力工作。
有时我们私底下聊天，为他抱不平，但是，他总是笑笑说：“算了，让它去。”要是真能算了，都能放下，也就好了，不至于那么累。记得在2012年初的一天，几位好友聚在一起吃饭，喝酒，聊天，饭局气氛挺好。长天也喝了一些酒，他不善喝酒，脸有点红，我坐在他的边上。大家天南地北地瞎聊，不知聊及了什么，他突然转脸对我说：“建明，可能因我的原因，影响了你们。” 长天过去叫我小于，记不得什么时候改叫我建明了。他看着我摇摇头，笑笑，“没办法了”。我心头一紧，鼻子一酸，一时无语，也只能对他笑笑。长天说，算了。可在他的心灵深处究竟还有着哪些无奈的记挂呀？！真能算得了吗？在1997年作协第七次换届大会上，他是当选理事中获得票数最高的一位。算作是别样一种告慰吧。
长天对自己要求严格，不擅长为自己谋取私利。他与人交往，重情重义不重利，君子之交淡如水。他对官场那套阿谀奉承、趋炎附势的习气很不以为然。他在官场呆了那么多年，却没有学会溜须拍马、投其所好的“本领”。上级领导到作协来开会、调研、视察工作，他总是实事求是汇报情况，谈工作、谈问题，不会说好听的话、讨好的话，奉承的话。迎送领导、客人，他会做得很周到，很得体，又很随意，这是他的为人之道。太过分的热情举止他是不会想，不会做的。有一次，一位领导来作协调研，因大家比较熟悉，会开得较为轻松。时间长了，领导内急，起身出来上厕所，就见陪同的一位下属领导跟了出来，小跑两步，赶在领导的右前侧，微微低头，举手引领，守候，又跟着回来。长天看着，微微摇摇头。后来我们私下当笑料说。他说，这种事我是做不出来的。他是那种很重名节操守，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
长天在作协当领导这么多年，单凭他的创作成就，为他举办创作研讨活动是名正言顺、理所当然的事，更不用说近水楼台了。我作为作协创作联络室主任，组织这事也是分内的工作。我曾经向他提过几次，他都婉言谢绝。1994年，长天在《收获》杂志第六期发表了长篇小说《不是忏悔》，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了单行本。小说描写了人到中年的知识分子曲折的人生经历和困惑、矛盾和复杂的内心情感世界，是一部有特色的好作品。我提议开作品研讨会，由创联室组织，不用他操心，他谢绝了。2003年8月，文汇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长篇传记文学《孤独的外来者——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得》，用作家的眼光和笔触，真实记述了中国近代史中一位外国人赫得的奇特人生轨迹，社会反响也很大。我又提出过，但他又谢绝了。理由就一条：我是领导，还是算了吧。
他不太为自己的事向人开口，但单位的事、同事朋友的事却会认真对待，不图回报。他会充分利用和调动个人的影响力和资源，努力帮助解决问题，甚至开口求人。
1994年，作协成立四十周年，在福州路当时的市府大礼堂举办了一场大型庆祝活动，请了不少上海和外地的文艺名家前来庆贺演出。上海电视台负责演出拍摄和播放任务。可是，预算缺二十多万。筹备工作在推进，钱还没落实，大家都很着急。最后还是长天说动了老同学，一位企业老总，慷慨解囊，作为宣传广告费一次性得以解决。为了节省开支，有人提议演员出场费分三六九等，大牌的多点。长天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都是文艺圈的朋友，应该真诚相待，一视同仁为好。他们不是为了钱，都是冲着作协来的。钱多了拿不出，少了也对不起朋友，每人一千元，作为友情演出的车马费补贴，要提前讲清楚，不要勉强。”最后文艺演出很成功，圈内圈外的反映都很好。
后来，他到《萌芽》杂志社当主编，把主要精力放在《萌芽》杂志的发展和创新上，团结《萌芽》全体同仁，把“《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搞得风生水起，使《萌芽》杂志再创辉煌。为了办好“《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他通过各种途径，不厌其烦地找过国家教育部领导，找过上海市委领导和宣传部领导，找过市教委领导，找过很多国家重点高校的领导，还联系聘请很多著名专家、学者和作家来出任评委。他还亲自到全国各地的有关中学讲课，推介此项大赛。
长天骨子里就是个文人，为官多年，文气未变。他率性坦然优雅、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君子坦荡荡。他坚守自己的独立思想和人格，不会随波逐流。他平时不太爱说活，不善应酬，更不会溜须拍马钻营之术，也不太喜欢那种吹吹捧捧，嘈嘈杂杂的闹腾场面。他喜静，看书，喝茶，思考，写作，上电脑，也练书法，偶尔也会和三五知己眉飞色舞地乱侃神聊一下。他正直诚恳，没有架子，不会摆谱，待人谦和、友善，善于倾听。有时候下属会找他诉苦，请他帮忙办点事，也不会推脱，耐心倾听，尽心尽力帮着办，办成后轻描淡写地告诉一声，就过去了。外出参加活动时，他很会体谅和关心人，拎包、让座很随意，别人占了他的座，他就会往后面走，随便找个座就坐下，没有半点儿不悦，和他相处很轻松。
作为作协领导，他上下班单位安排车接送。有几位同事住在他家附近，想搭搭便车。长天说，顺便带带没问题。他经常要外出开会、办事，有时不能按时赶回单位，就会反过来打招呼，不好意思地说明情况。时间长了，同事们也真难为情了，便主动退出了。
长天给人的印象是沉稳、内敛，不喜张扬，其实他内心的情感是浪漫、热烈、丰富多彩的。这要分场合。比如，长天口才很好，表达力强，开会发言，文学演讲，从容不迫，娓娓道来，有思想有观点，机敏犀利，又实事求是，讲到兴起时，神采飞扬，妙语连珠。长天偶尔也会在一些联欢的场合一展歌喉，音色浑厚圆润，《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等是他的保留曲目，他神情专注，唱得抒情还带点儿忧郁，略显拘谨但很投入。
长天为人低调，但不是韬光养晦的权宜之计。他在做人，与人为善、厚道待人，善为自然天性地流露。这是做人的很高境界。不仅如此，他还善解人意。他与人交往或处理事务，很在意他人的感受，善解别人思想和举动，细微之处的理解和体恤，分寸感极好。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得理让人，吃亏即福。这是做人的更高境界。记得我刚到作协工作，作为秘书帮他起草些文件材料是分内的事，可能体谅我初来乍到，情况不熟，也许他习惯了自己动手，内心就觉得应该自己写。机关的公文写作与文学创作要求不一样，是两种语言、思维和表达系统，好在长天当过多年宣传干部，对此驾轻就熟。他写得很快，也写得很好。有时反过来还让我看看，帮着修改修改——担心我会产生边缘化的不安感觉。后来养成习惯，涉及他自己的工作和想法的有关文字材料，只要有时间，都由他自己亲自动手。
长天懂得轻重缓急，懂得平衡兼顾，懂得协调统一，工作从容不迫，应对自如，有着举重若轻的气质。我记得，曾任作协党组书记、主席的老诗人罗洛说过，作协的工作要“无为而治”。长天没有说，但肯定是认同的。他身体力行地推行和坚守着，不急不躁，顺其自然，有所为有所不为。无为，不是不作为，而是强调实事求是，抓大放小。抓大，就是要团结和引领广大作家，努力营造适合社会发展要求，又符合文艺创作规律的和谐宽松的创作环境，围绕多出优秀人才、多出优秀作品服务。放小，就是对文学创作的具体事尽量少指责，少干预，特别是有违作协性质特点和文学规律的事，少管或不管。作协要去掉官僚衙门之气，力戒假大空、反对形式主义和虚假浮夸之风，无用功的事要尽量少做不做。这么多年来，作协就是这么脚踏实地走过来的，风清气正，和谐宽松，尊老爱少，人才辈出。新时期，新气象，这与历届作协党组、主席团领导的开明大气、谦和睿智的大家风范有关，与坚持实事求是、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有关，与薪火相传、抱团守望有关，也肯定与长天的奉献有关。
长天走了，离开我们远行了。记得2012年的春末，长天要到云南去看病。行前的一天，在作协那个经常相遇的楼道里，他从四楼的办公室下来，正好碰到，我们并肩一块儿走，聊了几句。他说要去云南看病。我担心地问：“你气色蛮好，没有什么大问题吧？”他笑笑说：“我也感觉没什么问题。”他仍然很淡定，乐观。回来后，他就住进医院，再也没出来。一晃快一年了，长天真走了。一直到现在我心里总觉得有点空，有时候坐立不安，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在作协大院里久了，年纪也大了，我感觉到了时间的飞逝。一个时代正在逝去，当年意气风发、神采飞扬的一代青年，已与那个年代渐行渐远。恍惚间，已物是人非。留下更多的便是回忆。人已远逝，这个大厅，和厅外的风景，依旧，但我相信人的灵魂和精神是不灭的。长天还活着，他的气息还在上海市作家协会这个大厅里，我感觉到了。
原文发表于《上海文学》2015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