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3月06日16:09 来源：《文学报》 作者：张滢莹 点击: 次
病痛：“我活着，仿佛也成为一种必须，一种责任”
1936年，王志冲出生在上海繁华的法华浜附近一幢二层楼房内。生母产后辞世，使得本来应被视为珍宝的儿子被视作“命硬克母”的克星，家中人唯恐避之不及。从小便与养母相依为命的他却并没有因为被亲人遗弃而变得孤僻内向，回忆起的童年也与他人别无二致：“抽陀螺、打弹子”，虽然打得不好，常被小伙伴嘲笑，好歹也是一桩趣事。而他最爱的，则是吹吹口琴，抱膝坐在窗台看蓝天白云，对外面的世界遐想连篇，并把脑子里的奇思妙想用纸笔记录下来。
虽然眼见着自己灵感一现涂写的寓言诗发表在《青年报》上成为油墨文字而无限喜悦，并心怀满腔关于文学的种种理想，但当时的王志冲并不知道，自己面对的将是一条崎岖至极的漫漫长路。
初中时，14岁的王志冲的膝盖逐渐出现酸痛症状，他由篮球场上奔跑驰骋的球员，变成了场边帮同学看管物品的观众，渐渐连体育课也无法参加。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并不知情的王志冲向母亲隐瞒了病情，仍是做功课、吹口琴、躺在床上看小说，直到一次在课堂上突然无法起身，只能叫了三轮车急急地回家。
之后的两年，是痛苦和不堪回首的回忆———四处问诊、打“金针”、求购“特效药”，甚至在家“请仙”，都没能让王志冲的病情得到根本缓解，轻时能下床缓缓挪动几步，重时则完全无法动弹。疼痛、发烧接踵而至，病发的时候，他经常是在不甚清醒的状态中度过，似醒非醒地僵卧、双腿断续抽搐，牙关紧咬，接近虚脱。情况稍好时，病卧在单人铁床上的他把周围端详了一遍又一遍：房间窄小逼仄，小窗外侧的矮柜上有个圆拱形状的木质旧式收音机，咖啡色漆面早已斑斑驳驳，捏住旋钮轻轻转动就流淌出各种声音……因为身体僵直无法转头，手边的一枚小圆镜是他观察外界的主要工具：“举到小床和窗户之间，镜面朝下摆好特定的角度，眼珠缓缓转动，从小圆镜里影影绰绰地窥视窗外法华街上歪斜晃动的景物……”
直到老伯伯历尽艰辛把他从楼上背下，放上三轮车，到医院拍了X 光片，王志冲才第一次确切地了解自己的病情：双膝关节错位，严重发炎后彻底变形，周围肌肉极度萎缩，髋关节也变形僵硬，无法掰动。医生无情地给他下了判决书：类风湿性关节炎，无法有效阻止病势。
与许多在青少年时期迎来新中国诞生的孩子一样，王志冲的心里充满了对这个崭新时代的梦想———不仅是欢呼、鼓舞和期待，更是一种跃跃欲试、希望能以一己之力为新生的祖国添砖加瓦的激情。“我感到自己日益成熟……回报妈妈的养育之恩是我的夙愿，而更令人振奋的理想之根也已在心田深深扎下。我要完成学业，以实实在在的知识和才能为人民服务……”他在心里默念的这种种，在病魔面前成了不堪一击的空想。
想过轻生么？每当有人婉转地问及这个问题时，王志冲总会回想起当年的种种———一边是痛苦不堪、生活难以自理的自己，一边是一直怀抱希望，终日悉心照料他的母亲和邻里们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的关怀令他无暇考虑生死，即使一时悲观，很快会被百倍于之的强烈求生欲望压倒：“我活着，尽管是如此无望无益又无味地活着，仿佛也成为一种必须，一种责任。”
自学：“总体艰辛困苦，偶尔轻松愉快”
早先病卧在床的那几年间，曾有许多人来看过王志冲：同学、老师、友人。他最清晰的记忆和印象中的人生转折点，则来自母校图书馆一位姓汤的老师。他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汤老师走进屋子的样子———手中装满书的沉甸甸网线袋，以及劝诫他的话：“病也罢，残也罢，既来之，则安之，用不着忧心忡忡。目前大概可以称为静止期，何不多看看书，多听听广播节目，多活动活动手臂手指？”汤老师留下的书中，一本特意挑选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令王志冲读得废寝忘食，并唤起了他对于人生的重新思考———病已如此，我又想好好地活下去，怎么活？人生目标又在哪？
先是锻炼身体，从一蹶不振中自我拯救：练习侧身、练习起坐，学着用双手支撑着在背后撑起上身。因为身体僵直，抬身后腿只能勉力够着地板，形成一个近似于半躺半坐的姿势，然后一点点把身后的棉被叠垫在背后作为支撑。这个对普通人来说寻常、轻松的动作需要耗费王志冲大量时间和体力，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无法保持多久的姿势，他也已经满足：“好歹可以搬张桌子到床前，看上去像端端正正坐在桌后一样。”
更多的时候，他仰天躺在床上双手举着书本看书，几分钟就因为手酸而歇上一会儿，然后继续翻读。在这样的环境中，电台成为他与外界世界交流的最主要渠道。“就这么捏着旋钮转啊转，在评弹、曲艺之间，突然听到了讲外语的节目。”他所说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在电台持续播出的“上海俄语广播学校”———一架老旧收音机、几本俄语教学课本、几册练习簿，王志冲开始了卧床自学俄语的日子。收音机太老，音质太差，很难听清发音，他就一天听三遍，无数次地温习、辨识，边念边写。学习中碰到无法理解的问题，就向电台写信去问，没想到学校老师每信必复，极强鼓舞了他的学习自信。
这个学习的过程，在乐观的他看来， “总体艰辛困苦，偶尔轻松愉快”。寒冬腊月，把双手反套在棉袄袖子里看书写字，冻得十指和胳膊冰冷；盛夏酷暑，又热得一身大汗，赤膊躺在草席上做习题，一本厚厚的俄华辞典硬是被汗水浸烂了一角。练习的间隙，他还用一些自创姿势锻炼身体，从刚开始一天至多只能支撑四、五个小时，慢慢地将学习时间延长至十多个小时。
就这样，两年后，经过考试，王志冲拿到了结业证书，完成了迈上翻译之路的第一步。
跟着广播学校自学的两年，是王志冲最艰苦、却也最踏实的两年———那是他病卧在床之后第一次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然而在领到结业证书后，他却迷惘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对俄语学习来说，短短两年远远不够，试图以自学的成果来尝试文学翻译，更是难上加难。“翻译不单是词汇，句法的叠加，而是文学限度上的再创作，我在这方面可以说一窍不通。比如外文作品中多长句，但在翻译中，怎样变成适合中文结构和阅读习惯的文句，如何表达得更加合乎情理，对当时的我来说都是陌生的。”为了弥补这一点，王志冲开始大量阅读名家如草婴、任溶溶等人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并与原文对照，体会遣辞用句中的细微差别，从中揣摩适合自己的翻译方式，并逐渐尝试写一些文学篇章。对他而言，这才是彻底、真正的自学。
然而，首本译作问世后， “文革”的爆发使王志冲不得不中断了翻译事业，曾经零星寄出的译作也因为出版社倒闭等情况而再寻不到踪迹，许多心血就此付诸东流。不能翻译，总还能依靠自己谋生吧？为社会做贡献的愿望一直支撑着他，直到一天上门来查看的某单位人事干部面对他抛出了这样一句尖锐的质疑：一分钱掉在地上，你能捡起来么？当时的王志冲如遭雷击：是啊，被困在这样一副躯壳里，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所幸的是，因为王志冲家并未在“文革”中遭受太多冲击，他也被分派到了较稳定的工作：先是在新华街道生产联管组“打算盘”，每天摇着自己的手摇车去上班，后来又被调往文化站写一些评弹、话剧和相声本子。多亏早年广播节目没少听，王志冲对这份工作可以说得心应手、驾轻就熟。就这样，从1966年到1985年，王志冲以财务和文化站工作人员的身份度过了本该属于文学翻译和创作的近二十年最宝贵时光。但即使在精力和条件都有限的情况下，他仍坚持每晚阅读俄文、勤练笔头，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创作：“某种程度而言，也是一种自我宽慰的方式”
重新开始翻译事业后，1987年，王志冲在上海图书馆发现了数本充满想象力和童真的儿童科幻小说，讲述一个小姑娘在世界各地甚至外星球的各种冒险之旅。惊喜之余，他忍不住给作者写去了信件，并很快有了回音。
就这样，借由后来被翻译为爱冒险的小姑娘“阿丽萨系列”的作品，王志冲与原著作者、俄国作家季尔·布雷乔夫结下了深厚友谊。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同布雷乔夫保持着书信往来，从翻译问题、文学写作到生活细节无所不谈。布雷乔夫乐观、开朗、助人为乐的性格和笔下阿丽萨的天真可爱、勇往直前给王志冲带来了无限快乐：“这个人物形象多是在偶然、意外的情况下以儿童思维解决问题，比如碰巧帮助了一些人，碰巧拯救了一个星球，让我这个难以出门的人跟着神游宇宙，和她一样快乐无忧无虑。”
为什么选择儿童文学作为翻译对象？王志冲乐呵呵地开玩笑：“以为儿童文学容易翻呗！”随即又纠正：“那真是我的误解，很久以后我才慢慢体悟到，儿童文学翻译非但不容易，还很重要。好的儿童文学不会在写作上作假、‘装腔’，翻译也要对应匹配才行。”
翻译儿童文学作品之外，王志冲心头所萦绕不去的，是有着传统文化精髓和各种奇思妙想的民间故事，《四游记》即是其中他最得意的作品之一。为了重新创作《四游记》，他读了几百万字关于民间文学的作品和资料：“我们只熟识《西游记》，其实《四游记》里各有各的趣味，各有各的精彩，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中国传统神话故事中的瑰宝。”对他而言，古典神话故事意味着的不仅是对叙事传统、语言传统的承袭，更是身处斗室却以思想遨游万里的方式———“在故事性上，即使是神魔故事，也与现实有着很紧密的联系，折射着世上万象。有时一闭眼，我就身处在自己写的那个世界，来去自由，好不得意———有时候又觉得自己就是笔下的神仙，什么都是我说了算。某种程度而言，这也是一种自我宽慰的方式吧。”
1997年，王志冲开始着手翻译新版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虽然之前曾译过少年版，但当完整面对曾影响自己一生的作品时，他仍然难抑激动心情。因为住所窄小，会客厅也是卧室，写字桌更是小小一张，上面架着带斜度的特殊木桌板供王志冲“伏案”写作，许多章节，他都是边译边思考，妻子郑懿则坐在他对面，帮他将龙飞凤舞的字迹誊清成稿。
因为坐姿僵直，即使是已经改造过的特制椅子，王志冲也无法坚持太久，写写躺躺，休息一会儿再起来写一段。这段经历，他至今记忆犹新：“一大一小两张桌子，我俩对坐，有时认真写作，有时想到过去，有时相顾无言，有时感慨落泪。”三十余万字的译稿，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慢慢写就。这样的经历，在王志冲和妻子之间经常上演，并是他视作珍宝的美好回忆：“有人说我的写作一半是郑懿的功劳，其实何止一半，起码三分之二是她的功劳，没有她，不会有我一部部接踵而至的作品。”
每每有人前来探望，他总是希望能从对方那里得到多一点关于外界的信息。“我初中都没毕业，所以我把每个来看我的编辑都当作老师。打心底来说，他们比我去过的地方多、见识广，每次我都能从与他们的交谈里学到新东西，对我来说这就满足了。”
人生：“碌碌无为最可怕”
王志冲的谦逊，也使得他面对艰难的人生总有着几分从容气度。在生活中，他有句“非名言”：以简单对复杂。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译就之后，责编根据规范译名将作品中人们熟知的保尔·柯察金改成了帕维尔·科尔恰金，未想遭到许多读者的议论，认为这样的译法有伤原著影响力，身为译者的王志冲也一度被卷入争议。面对这样的事件，他选择沉默：“有人提出异议时，我的习惯是往自己身上揽。很多事情其实无关原则，让一让，总会过去的。拿上海话来说，碰到‘疙疙瘩瘩’的事情，我躲着走就是了。”这样的心态，伴随他走过了漫长的六十多年，而他只是淡淡地说：“不这样，还能怎么样呢，心态不好的话，这些年是过不来的。”
对如今80岁的王志冲而言，荣誉、名声从来就不是他追求之物。在被称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译者时，他再三声明：“既不是最早的译者，也不是唯一的译者，这点切记勿忘。我只是众多被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精神所感动，并试着用自己的笔把他介绍给更多读者的人之一。”
2010年底，他翻译的长达80万字的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书信集》问世。这是迄今为止收集奥斯特洛夫斯基书信最全的作品，共收入跨度长达22年的书信636通，绝大部分系首次翻译，不仅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生活和创作过程进行了记录，更清晰地勾勒了他身为独立个人、逐渐成熟和深化的思想轨迹，也可谓是当时苏联社会状况的写实镜像。
为了翻译这部作品，王志冲花去了千余个日日夜夜———在案前争分夺秒地写作，实在疼痛难忍、支撑不住时慢慢挪回床上休整片刻、查阅资料，待身体舒服些，再起来继续奋笔疾书……在该书出版后，他随即开始了 《奥斯特洛夫斯基传》的写作，却又因为身体原因数次入院治疗，不得不搁笔静养。一写又是两年多。近期这部20余万字的作品刚刚交稿，有望在年内出版。如今对他而言，时间早已不像过去那样能简单分为上午、下午和晚上，只能依身体情况而定，老伴身体也不好，经常需要女儿过来照料。他有着许多想写而未写的念头，只是不愿说，也不知道是否还有余力去达成：“老弱病残，我曾占老、病和残，如今也尝到了弱的滋味，有许多写作计划心虽向往，但也只能量力而为了。”
尽管如此，被问及困难时刻时，他所想的却是那些和翻译相关的事：“即使是翻译，艺术性和故事性也时刻要注重，在语言上节制，尽量不用佶屈聱牙的文字，风格也要随着所译作品而变化，这一点上要做大量尝试。”“写奥斯特洛夫斯基，必须要了解他所处时代那种共青团式的昂扬文体，这是当时时代的一部分，也是我亲历和亲身感慨的一部分，在翻译时必须考虑进去。”“他本人被称为‘英雄’，但反过来说也是重残之人，也需要别人的帮助，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撑，他去哪寻找？包括高尔基在内的许多前苏联的作家赋予了他力量，这些作品，同样赋予了我力量。”……
“有时我也想，他所处的年代和如今隔了一个世纪，他秉持的理想也早不是当初那种简单、单纯的理想，现在的年轻人还要读奥斯特洛夫斯基吗？”王志冲看着窗外，缓缓地说，“但我总觉得他所经历的和表达的，是一种穿越时代仍有意义的东西，是一种在如今时代我们所缺乏的共同信念。‘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一场暴病、一场意外横祸，都有可能使生命终止，碌碌无为最可怕，人啊，还要抓紧时间生活啊。”
记者手记
冬季雨后，上海愚园路湿漉漉的街道上，浓郁的生活气息在空气中散逸———这里是上海城区中繁华而落寞的街区，许多人世代在这里居住，附近医院、菜场、轨道交通一应俱全，因为生活太过便利，即使房屋老旧也不舍得搬离。大白菜7毛8分一斤，西红柿10块钱三斤，铁棍山药8块一斤……这些在街头蔬果店铺随意摆放的价格，也是周围居民关注的对象：什么菜上市了，什么菜便宜了，三言两语交谈之下，琐碎生活就有了丰富意味。而这一切，居住在这里已经多年的翻译家王志冲很少亲见，尤其是近几年，因为身体原因几乎足不出户的他只能借与妻女和来访者的交谈，勾勒他所身处的周遭。对王志冲而言，绝大部分的世界他无法亲见，却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世界不被现实所束缚，拥有无限宽广的疆域。
初中时，因膝盖患病，并发展成强直性脊椎炎而几乎无法下地，王志冲开始了卧床生涯，仅能依靠特制的手摇车短距离出行，而这一躺就是六十多年。在确证病情并得知无法逆转后，一位师长送来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身处情绪低谷的他带来了一线阳光。从在病榻上自学俄语，到尝试翻译儿童科幻作品，尝试民间文学的写作，继而翻译新版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与原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相关的一系列作品 《活生生的保尔·柯察金》、《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书信集》、新近完稿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传》（暂定名），王志冲的一生，在精神上与这位素未蒙面的前苏联作家紧紧相连。
因为无法长时间端坐（所谓端坐，也只是依靠特制的椅子勉强支撑他僵直、接近站姿的身体），每次记者前往他家时，他希望在约定时间之外“能提前一会儿打电话给他”，好让他提前休息完之后从床上起身，坐在书桌前接待访客，这是他对来访者一视同仁的礼节。时间并不长的交谈中，他语调平缓，温文尔雅，反而是记者略感不好意思，数次劝他休息，他总说，没事，我心里有数，再聊会，坐不动自然会去躺的。
在数次谈及在研究奥斯特洛夫斯基生平时发现的一些小细节，王志冲尤其兴致勃勃：“他常写信鼓励朋友，也会抱怨朋友回信不及时，毕竟那是他借以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即使写作艺术高超，但如果基调灰暗，他不会喜欢，他需要的是精神力量的支撑……”“在面对需要帮助的人时，他充满了悲悯情怀，即使他自己的境遇其实远不如人家，这是身为作家所必须的……”
尽管王志冲不愿意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相提并论，认为自己只是个小人物，在面对外界称他为“译界的保尔·柯察金”的赞誉时也只是一笑而过。不可否认的是，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存在为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而他卧床六十多年笔耕不辍、迄今成就数百万字翻译和文学创作作品的经历，又深深打动了许许多多与他未曾谋面的陌生人，他以文学为名点亮的火把，在寒夜里为无数人燃起了生活的希望，其实，这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