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2月15日17:48 来源：文学报 作者：张滢莹 点击: 次
韩少功、马原、何立伟、格非、刘恒、徐星、叶兆言、孙甘露、陈村、吴亮、黄子平、礼平、程德培……这些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活跃在文坛的“新锐”作家、评论家 如今早已功成名就，他们之中有人仍在写作现场，有人以其他艺术形式延续着原本对于文学的痴迷，有人则渐起“归隐山林”之意。
10月24日，在 上海思南文学之家由《上海文化》杂志社主办的座谈会上，他们以文学的名义重聚，谈论“作家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作家”。“很佩服吴亮，搞了一个老干活动中心， 给我们大家送送温暖。来了一看，白头发的多。这样一个时代正在过去，现在我们肯定站在越来越远离时代主流的境况之下。在这个境况之下谈历史，有很多感 慨。”韩少功自我调侃道。
写作之外，作家都在干什么？
“每天6点40分闹钟一响就起床，老婆送孩子上学，我扫院 子。我现在过起了有自己鱼塘的生活，每天喂鸡喂狗，还想养一点鹅和竹鼠，每天很开心。”讲起自己的生活时，马原很满足于现在山野农夫的身份，并学会了与这种诗意和充满哲学意味的简单生活相处：“一个会读书、懂读书的人面对自然、面对山野、面对日月，那种单调的，事实上充满哲学的生活。每天看到是自然本身，每天看到是形而上本身，这种生活非常奇妙。有一点冷清，但是无限美好，非常之美好。我甚至都在想，也许有一天我会写一点人和自然的思考之书，我想这一辈子 至少会有一两本这样的书。”
自己种菜种树的，除了马原和礼平，还有韩少功，他在《山南水北》里把这种对于自然乡情的眷恋早就如实刻画下来，这 也是他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品：“我的书读者面比较窄，从来不是畅销作家，但这本书有很多读者，很多从不关心文学、甚至是时尚小资的人群，他们全部生活在城 市，而真正农村里的农民也许对这书并没有什么兴趣，这其中的精神现象很值得琢磨。”
对于他们共同拥有过的“80年代”，韩少功的感言是：我们 这些人，真的很幸运。———“作家的历史有两种，一种是革命性阶段的历史，比如完全挑战我们现有的对科学的、对世界的、对宗教的、对生活幸福各种看法，包括对文学艺术的看法，完全出现全方位的革命和转型，这种时期可遇不可求。实际上，更多的历史时段是体现在一种没有革命的时期，只是一种现在某些规范的延续 延伸。我们下一步面临的就是沉闷的时期，在这个时候要有一些思想准备，我们能做的可能非常有限，但是还要劳动，还要工作，还要干点活。”
曾以 小说 《无主题变奏》 激起上世纪80年代文坛各种讨论和激辩的徐星则早就转向了纪录片的拍摄。“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从前写小说，现在去拍纪录片了。我的回答只有一个：其实我没离开，我还在做，现在做的是可视文学。文学对我来说，不过是换一个载体，我不是一个拍事件的人，我要求自己拍的所有东 西要有细节、有人物，最好有故事。以前是用笔写，现在是用镜头在写，能发掘出很多的感知，乐趣无穷。”
如今，大众记得的刘恒不再是作家，而是 《菊豆》《大路朝天》《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剧的编剧，自嘲“在剧本行业取得江湖地位”的他用种地来比喻如今的写作现场：“如果把土地分成十份，在80年代有5份留给我们播种，而且这块土地没有经过太多耕耘，很肥沃很湿润，一撒上种子就长。现在的土地留给你播种的有多少？给文学又留了多少？整个土地可能在边边角角留一些地方。”虽然坦言自己连莫言等老友的作品都已经不读，但刘恒对于文学的情感并没有改变：“不管科技和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文学永远有意义。因为文学而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是同一个宗教的人，一个种族的人。就算喜欢文学的人越来越少，我们仍是一个文学家庭的人。我们在肉体血缘上没有关 系，但是我们在精神血缘上是有共同血缘的人。”
近期正在举行30年创作个人展的何立伟则从文坛跨界至“艺术圈”。在预展时，他一边“自我考 察”一边感慨：“在这其中我看见了时间，而且看见了时间中的情感，文学就是一种很富有情感的东西。现在的文学越来越边缘，越来越丧失读者，很多作品并没有提供历史的———那种既是个人的、又是集体的记忆，而是就一些公共题材编一些故事。比如现在畅销的官场小说、励志小说、职场小说，这些快餐文化可以快速致 富，但是进入不了阅读历史记忆。以文学留住时间，文学留住记忆，是一个作家对历史负责的一种态度。”
与历史同步，还是做旁观者？
“从整体上来讲，乡村社会已经结束，或者正在快速结束的过程中。”面对当下，格非的认识冷静而清晰，“我有乡村生活过往，而这个生活现在很多人并不了 解。这对包括我在内从乡村出来的作家而言变成了非常大的障碍。我们的祖祖辈辈世代生活在村庄，讲述村子里发生的事，有些事已经讲了几百年，在这样的生活状况下处理时空的关系，这是我们特别愿意表达的，也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在处理时间与空间的问题上，仍会通过一个结构来描述时间变化，比如通过典故、引述等方 式提到过去的事件，这种中国文化的历史性正不断往前走，这个过程直到今天仍然有效，但这个过程正在结束。”
在格非看来，而今，作家们面对的则 是作品碎片化、同质化的状况。“现在的读者和学生需要的是具体的事物，什么色彩，什么东西，不需要非常漫长的历史讲述，但如果把时间取消，等于把意义取 消，意义和时间联系在一起，和价值联系在一起。如何面对这样的历史过程，目前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曾与陈平原、钱理群长谈“二十世纪 中国文学”的黄子平对于作家与历史的话题也颇为感慨：“人和历史的关系只有两种，一种和历史同步，跟着历史走，顺流而下，另外一种想要做历史的旁观者，袖手旁观，最后还是卷到历史里面。作家和历史的关系，是不是只有那两种可能性：要不‘与时俱进’，要不袖手旁观？”在他眼里，也许仍有别种选择———既卷入里头，同时把这个时代的种种矛盾在自己身上活出来。“因为文学和写作其实是某种逃避，说到底是对历史的逃避，写作把现实变成非现实，变成文字。这种逃避其实是开通一种通道，通过这种通道通向非历史，或者通向某种瞬间，通向某种永恒。文学最重要的，是找到一条逃避历史或者从熊熊大火中走出来的一个安全的防火 道，从历史中逃出来。”
面对由于阅读方式更改而改变的文学环境，陈村早已察觉：“工具的改变，改变了某种文学逻辑，并形成了对文体的破坏。如 今变成了叙事文学一家独大，类型文学一家独大，对于现在的读者来说，那些才是主流。在这些情形下，我们这些‘支流’怎么形成？”他自嘲地说：“当然我们可 以坚持，可以做‘竹林七贤’，但新技术深刻影响了文学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整个过程，也许对这些兴高采烈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才是热爱文学的，咱们已经不算 了。”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好像在历史上，在宇宙中间旅行有一个时间窗口忽然打开。而这一批人因为时间窗口的打开，一下子被历史抛了出 去。”孙甘露的感慨更有一种科幻的意味，“在历史过程中看，这一代作家的写作对历史究竟起到了什么影响？这一代作家又究竟如何看待自身？现在好像另外一个 时间窗口又打开，这些人是不是会重新回来？最重要的是历史，对置身其中或者刚刚过去的历史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