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5月20日07:59 来源：文汇报 作者：白烨 点击: 次
随着“80后”一代的崛起与成长，各种事件层出不穷，各种争议绵延不断，就在这样的喧嚣与吵闹中，文坛的走势被悄然改写，文学的格局被溘然改变。显而易见，这些尚未被在场的长辈们充分重视的文学小字辈，已成为当今文坛不可忽视的新实力，而且他们也带来属于他们的新风尚与新活力。
同现代文学的各种倾向大多诞生于上海一样，当代文学的诸多倾向也多孕育于上海。即以“80后”鹊起与发声来看，上海就是一个重要的摇篮和主要的基地。因此，以上海为中心场域，来观察和解读文学写作中的“80后”现象，既为回到文学现场所必须，也有依循着他们的运动轨迹来寻根究底的更深意义。
风从海上来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以“80后”为主的青春文学，也是由一些分散的和个别的现象，逐渐地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
但在这样一个蓄势的过程中，从中起到推波助澜的关键作用的，无疑是于1998年在上海开始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这个由《萌芽》杂志和一些高校联合主办的中学生作文大赛，主办方各有各的初衷。《萌芽》杂志面临市场化的强劲冲击，拟在服务对象上改变传统做法，向学生作者和读者倾斜，以谋求新的生路和寻求新的发展。而参与其事的文科高校，则旨在以介入中学生作文大赛的方式，凸显文科教育的重要性，并给中学语文教育施以一定的影响。但实际的举办过程与结果，虽也使这些意图得到一定的实现，但更大的焦点与收获，却是由此搭建了一个打造文学写作小明星的“高大上”舞台，推出了一批又一批的“80后”学生写手。
现在来看，“新概念”更为深远的意义，可能还在于它以写作竞技和比赛的方式，以高水准、权威性的评选，大规模、持续性的运作，有力地提升了语文教育和语文学习的地位，使“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重理轻文倾向，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一定的修正与制衡。但其显见的标志性符号，却是那些大赛中获奖的选手，尤其是那些由此上了名牌大学，或成为职业写作者获奖者。他们中的郭敬明、韩寒、张悦然、颜歌、七堇年、周嘉宁、蒋峰、祁又一等，已由当年的热爱写作的文学爱好者，成为后来的青春文学领军者，如今文坛的实力派。可以说，这些已为文坛广泛瞩目的文学新人，是“新概念”这个作文大赛的金牌赛事的最好品牌广告与形象代言。
也是在1998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在新推出的“小布老虎从书”中，出版了来自上海的17岁的女中学生许佳的长篇处女作《我爱阳光》。这部作品可能是“80后”一代在小说写作上的最早亮相，或说是文学先声。作品以一个高二男生的躁动又敏感的心灵，发抒了少年男生成长的烦恼，抨击了世俗生活的虚伪与庸琐，也发泄了对僵滞的学校教育的愤懑与抗拒。可以说，此后的“80后”在写作中显示出来的追求生活真实，表达独立个性，抒发叛逆情绪，宣泄莫名烦恼等各种意味与意绪，许佳的《我爱阳光》都或显或隐地包含了。在这个意义上，许佳的《我爱阳光》，所具有的先行性与代表性无可替代。
人们常把“80后”的浮出水面，看成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的事情，实际上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末，它已经在孕育，在破土，而且都酝酿和发生于上海这块文化的沃土。几乎同时出现的以“新概念”为旗号的群体性现象，以许佳的《我爱阳光》为代表的个体性现象，也正好表明，当代青年作家的出道与走向，具有着两种不同的方式，即有的人可能借助于竞赛与评奖的平台崭露头角，也有人凭靠着个人的冲撞与市场的机遇发荣滋长。这样两种方式，也是此后青年作家与青春文学成长与发展的基本路数。
“80后”的两杆旗
“80后”的写作是充分个人化的，谁和谁都不一样，很难放在一起笼统评说。“80后”的概念对于他们而言是被命名。很多的“80后”作家不大愿意被人们称之为“80后”，是因为“80后”的共名掩盖了他们的个性。但“80后”的称谓，已属共识，至少在代际所属上所指清晰，使人们知道指的是些什么人，因而仍有其必要性和有效性。
在这些个性色彩缤纷又鲜明的“80后”作家中，知名度最高，能动量最大，影响力也最广的，当数身处上海的郭敬明、韩寒。这两位同出于“新概念”之门的“80后”写手，在此后的发展中，依托着文学的基石，写作的方式，释放者自己的潜能，展露着自己的才情，走了不尽相同的两种路径，也成为显示着不同取向的两个旗手。
郭敬明自2001年起连续两次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并获得一等奖之后，于2002年出版了第一部作品集《爱与痛的边缘》，但给他带来更大声誉的，是2003年出版的玄幻小说《幻城》和校园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这两部作品虽然都不无稚嫩，但在故事营构和文字表述上，以其叙事的精巧和文字的清新得到了众多青少年读者的欢迎。他此后又写作了《悲伤逆流成河》，《n世界》等作品。2008年起连续推出《小时代1.0折纸时代》，《小时代2.0虚铜时代》，《小时代3.0刺青时代》。作品出版之后，即在当年的销售排行上名列第一。郭敬明的作品所以热销不衰，一方面是他善于把握年轻读者的阅读心理，长于以巧妙的故事、敏动的文笔，讲述青春成长的故事，并在其中加入宣泄性情愫，游戏性元素；另一方面则是青少年读者的阅读兴致与趣味在更变，排斥宏大叙事、严正主题，更愿亲近那些故事鲜活、叙事不羁的作品。而郭敬明正好适应了这种新的需求，写作与阅读由此构成了内在的契合与密切的互动，现在，经常购书、读书的群体主要是学生读者，这便使郭敬明等青春文学写作拥有了既有超强购买力又有超高忠诚度的庞大群体的支持。从小说《小时代》到电影《小时代》，郭敬明作品里的优长与不足，都进而被放大，由此也引起不少争议。但说实话，《小时代》里那些与都市白领的职场打拼交织在一起的讲究品牌，注重享受的物质主义倾向，其实正是当下都市青年真实人生的一种写照，郭敬明只不过把它作了一种传真式的再现罢了。
郭敬明的特别之处，还在于他在文学与商业的关系上颇有心得，长袖善舞。借助自己不断上涨的声望与影响，组织团队，成立公司，创办杂志，乃至拍摄电影等，自己的写作并未耽搁，旗下的产业也风生水起。他任董事长的最世文化有限公司，在原有的《最小说》《最漫画》之外，又创办了由笛安主编的《文艺风赏》，落落主编的《文艺风象》。这些杂志都有稳定的作者群与读者群，已构成一个由郭敬明领衔的新兴文学群落。这一群落已经升起不少耀眼的文学新星，如创作了《西决》、《东霓》。《南音》的笛安，创作了《千秋》、《剩者为王》等的落落，创作了《痕记》的痕痕，创作了《迷津》、《北极》的肖凯茵，创作了《阴阳》的包晓琳，创作了《四重音》的消失宾妮，创作了《全世爱》的苏小懒，创作了《陪安东尼渡过漫长岁月》的安东尼等。这些作者除去笛安、落落是资深青春文学作家外，其余都是郭敬明从大量的文学写作者中选拔出来的佼佼者，他们也确实在不同题材的写作中，展露出各自的才华与潜力。他们既壮大着郭敬明团队的实力，也成就着自己的文学理想。郭敬明和他的团队都还在成长过程之中，他们将会给文坛带来什么，确实值得拭目以待。
韩寒也是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上，以一篇《杯中窥人》的作文名声大噪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学阶段过于偏科的韩寒，是“新概念”为他提供了天赐良机，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他的命运。应该说，韩寒作文的天赋与语文的造诣，主要表现于他的处女作《三重门》，这部作品所显示出来的文学作品的阅读积累相当丰沛，佻挞的文笔，锐利的感觉，无不传扬着一种对世俗的不屑，对现状的不满。作品主人公的清醒又迷茫，孤僻又高傲，率性又霸道的混合性情，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自信、自得又自负的作者的自画像。这种用半自传的叙事方式书写桀骜不训的青春个性，也大致是“80后”作者出道之初常有的情形。之后，韩寒又写作了《他的日》、《长安乱》和《光荣日》、《一座城池》等小说作品，以及《杂的文》、《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青春》等杂文集，并日渐把注意力移向对各种社会文化热点的关注，频以博客文章发起或参与各种网络论战。介入事件多，发表言论杂，社会反响大，使韩寒的影响不限于文学圈子，并具有了畅销书作家、著名赛车手、公共知识分子等各种头衔。
从文学的角度看，韩寒的分量可能越来越轻；从社会的角度看，韩寒的分量可能越来越重。因为他更在意的，是利用各种言论，保持一个意见领袖的形象，并维持一个较高的社会关注度。而他为更多的人们所看重和喜欢的，也在于这种有话就说，径情直遂的率直，臧否鲜明，直取本质的淋漓，以及超越秩序，挑战传统的勇气。这种诉诸于言论的批判性，无所顾忌的叛逆性，在青年人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具有一定的代言性，因而广受欢迎与追捧。
成名之后的韩寒，也利用自己的声望与影响，主持或参与组织团队、创办杂志等活动。他于2010年以出品人身份推出《独唱团》的杂志，味道与风格都充满了一种同人性。《独唱团》被停刊之后，韩寒团队又与腾讯网合作推出总题目为“一个”的互联网版杂志书，先后以纸质方式出版的有《很高兴见到你》、《去你家玩好吗》和《想得美》。“一天”既使韩寒身边联络和聚集了一批年轻的作者与读者，也使韩寒自己与文学场域保持了一种有形的联系。从某种意义说，也是在文学与商业的结合上，再做新的文章，延伸已有的影响。
郭敬明和韩寒两位旗手，各有市场，各有拥趸，又差异较大，区别明显，这正是“80后”一代取向与趣味高度分化的典型表现。而这样两位都出自于上海，立足于上海，也是上海这座城市在文学文化上卓具多样性与包容性的一个最好例证。
分化与转型
以“80后”为主的青年作家的写作，是充分个人化的，因而也是充分多样化的。但在写作之初，因为生活阅历的比较趋同，文学趣味的相对朦胧，他们的早期创作，确实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与同质化。比如，以学生人物为主角，以校园生活为场景，以自我经历为故事要素等等，所以出自他们之手的青春文学，大致上也是以校园文学为主。
随着他们年龄与阅历的不断增长，个性与趣味的进而形成，在文学写作中，不仅个人的追求与意趣逐渐凸显，而且由校园走向社会、学生变身文青，也成为她们不约而同的整体性追求，这就使得“80后”群体的分化与分立，既不可避免，又势不可挡。
就上海的“80后”青年作家而言，在走出校园文学的写作转型中。着手较早，成果显著的，是小饭、苏德、周嘉宁等人。
小饭出道之初的短篇写作，都带有校园文学的明显色彩，大约从《我年轻时候的女朋友》开始转向，到《蚂蚁》和《中环线》的出版，他基本已形成自己的大致风格，那就是在成长与奋斗的故事中，伴之于情感追求与理想诉求，而在表现形式上，则在传统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混入了先锋性与游戏性的某些元素。因而，他的作品里，往往不羁的思想与狂放的文字相随相伴。
苏德出道较早，新世纪之初就介入写作。她早期以中短篇为主，先后出版过小说集《沿着我荒凉的额》和《次马路上我要说故事》，2004年和2005年先后推出长篇小说《钢轨上的爱情》和《赎》。与同代作家相比，苏德颇显早熟，她的叙述文笔轻柔、淡雅，但故事情节往往跌宕而严酷，两不相称的反差之中，表现出他超常的想象力与强劲的把控力。她乐于情感的描写，但更长于情感的追问。
周嘉宁在新世纪之初介入小说写作时，连续出版小说集和长篇小说，如《女妖精的眼睛》、《流浪歌手的情人》、《夏天在倒塌》《往南方岁月去》等，一度呈现出井喷的趋势。2008年，她到京与张悦然一起创办《鲤》的杂志书，间或介入文学翻译。她后来的作品并不多见，但新近出版的《荒芜城》，却显现出沉寂之后的练达与成熟，作品以旧时友人再重聚之后的隔膜，青春记忆在过后的闭锁，探悉了当下都市人际关系的冷漠，以及深藏不露的孤独。“荒芜”不仅是现实层面的写实，更是一种意义层面的象征。
在上海的青年作家中，说到靠近传统的严肃文学创作，并一直保持着一种进取姿态，表现出不俗的实力与活力的，还必须论及甫跃辉、张怡微和王萌萌几位。
甫跃辉的写作之路，一开始就显得比较纯正，这与他到复旦大学攻读文学写作专业的研究生有一定的关系。他于2011年出版的《少年游》，大部分篇什都是山乡故土的原生态故事，但又都与现实有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在虚实相间之中，以语言的诗性，感觉的灵性，传达一种青春的怅惘与感伤。长篇小说《刻舟记》，回到传统的乡土叙事与童年记忆，以温情与伤痛相混合的韵致，写出乡村青年成长的艰难，及其这种艰难对于个体生命的挑战与锻磨。作者的笔力不无滞重，所揭示的题旨也不无沉重，两者恰好桴鼓相应，侔色揣称。
与别的同代作家相比，张怡微对于写作显得格外专注，她除去按部就班地上学读书，就是阅读与写作。自2004年获得第七届“新概念”大赛一等奖以来，她先后获得了许多奖项，出版了3本散文集，3本小说集，长篇小说集《梦醒》和《你所不知道的夜晚》。《你所不知道的夜晚》这部作品，无论是从张怡微的创作看，还是从“80后”的创作看，都显得颇为特别。作品完全摈弃了个人化的叙事，转向讲述父辈、祖父辈们的故事，并由此折射出一个城市的演变与沧桑。作品里的工人新村“田村”，构成当代上海的一个小象征，作者的一枚“小邮票”，由此生发出属于新一代人眼里的上海故事。张怡微在小说写作上的这种长足进取，让人对这个后起的“80后”新秀，当会抱有更大的期待。
王萌萌是从原籍青岛到上海的“新上海人”，她由于酷爱志愿者的工作，曾辞去工作去往云南山区支教，之后又投入环保志愿者的活动等。她的小说写作，其实就是以小说的方式，描述志愿者的感人故事，传扬志愿者的奉献精神。她先后写作的《大爱无声》、《米九》和《爱如晨曦》，在支教志愿者、环保志愿者和社区志愿者的感人故事里，串结起青春的成长与情感的遭际，作品既接连地气，又饱含正气。应该说，“80后”中象王萌萌这样选择严正的题旨去写作的，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在这个意义上，王萌萌的写作，除了表达她个人的所感与所思之外，还有在类型上丰富“80后”写作的一定意义。
特色化生存
与别的代际作家的写作者相比，以“80后”为主的青年作家，在写作取向上呈现出来的色调五彩缤纷，在生存方式上呈现出来的形态也五花八门。这一方面有人各有志，各显其能的主体因素，也有当代中国的文化领域尤其是上海的文化场域，空间不断拓展，弹性日益增强的客观因素。有了这样两个方面因素的遇合，遵循个人的意愿和按照自己的兴趣，把职业选择和生存方式有机地统一起来，才有真正的可能。这背后还有从文学观到人生观，青年一代的价值观走向深层分化和进而外化的更深意味。
从上海青年作家的生存形态看，最具代表性的，当然还要数郭敬明和韩寒。文学写作对于他们而言，只是其中的身份和职业之一。郭敬明目前所具有的身份，在作家之外，至少还有文化公司掌门人，文学杂志出品人，旗下作者经纪人等多重身份。而韩寒也是作家、赛车手、杂志主编、意见领袖和广告代言人的几重身份集于一身。他们二人确实存有明显差异与诸多不同，但在两个方面又有着高度的相似性，那就是既善于利用“粉丝”群体营造声势，制造影响，又长于在文学与商业的勾连上寻找机会，开拓市场，并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他们和他们的“粉丝”融为一体，成为情感、欲望与利益三者合一的共同体。我甚至认为，撇开“粉丝”现象的问题暂且不论，他们对于“粉丝文化”的营造与营运，可能是他们对于当代社会文化更大的贡献。
以写作的方式谋生并能达到富裕程度的，当数网络写手中的“大神级”作家。上海青年作家蔡骏，就是这样一位悬疑类型写作的“大神”。蔡骏的小说很多，仅长篇小说就有十数种，如《病毒》、《诅咒》、《猫眼》、《神在看着你》、《夜半笛声》、《幽灵客站》、《荒村公寓》、《地狱的第19层》、《荒村归来》等。他于2007年推出的《天机》，已从第一部续写到第四部。蔡骏的悬疑小说，既讲求精妙的构思，又追求精美的语言，他与同类作家的最大不同，是对时间与空间的理解与把控超越了传统路数，因而在时空的交织与错综上，常有奇崛的故事与过人的想象。在写作悬疑小说的同时，蔡骏还以主笔的方式，主持了《悬疑志》、《谜小说》等杂志，联络并推出了不少在悬疑写作上卓有才华的文学新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以悬疑为伴，已是蔡骏的人生基本方式。
女作家涅盘灰，在网络言情小说写作上，也开辟出来自己的一方天地。她自2007年以《我的脱线王子》亮相“红袖添香”之后，一直稳居“红袖添香”的女性言情写手的前列。先以《逃婚俏伴娘》、《隐婚》摘取了华语言情大赛的冠军与季军，后又出版了《步上云梯呼吸你》、《绝代芳华》等长篇新作。凭靠着这些作品的可读性与影响力，涅盘灰在网络言情领域，拥有了数量众多的粉丝，成为这类写手里的“大神”之一。她的言情小说，既具有立于现实的接地性，又具有超越现实的诡异性，常在看似寻常的故事中，挖掘出非同寻常的意蕴。概要地说，情在她那里，就是人性的外化；爱在她那里，就是爱恨交加的生活本身。
落落是郭敬明旗下《文艺风象》的女掌门，《文艺风象》办得图文并茂，精致大气，足见作为主编的落落倾注了不少心血与气力，但她在小说写作上也毫不懈怠，自处女作《才华是无效信》之后，他出版有小说集《那些生命中温暖而美好的事情》，长篇小说《尘埃星球》，散文集《须臾》、《不朽》、《千秋》等。2013年推出长篇小说《剩者为王》，以持续性的热销，进入畅销书作者行列，并登上年度富豪作家排行榜。落落的散文，多是儿时的温馨记忆，少时的青春回忆，以微妙的小感觉，述微末的小细节，是她的拿手好戏。而小说则多以女学生、女白领的人生成长、爱情经历为主干，以敏动的感觉，灵动的文笔，揭示主人公涟漪般的情感律动，潜层次的内心隐秘。校园的景，少女的心，往往是落落作品最为显见的标志性符号。新近，她又推出《17岁》的杂志书，无论是文字传达的青涩青春，还是照片再现的少女魅力，都把她对少女时代的怀恋表现的一览无余。这也以另一方式证明，心性与文笔都日渐成熟的落落，仍满怀了一颗少女的童心，一份青春的纯真。
还有一款写作者，既不放弃写作，也不甘于寂寞，在秀场与文场之间来回穿梭，把看似难以兼顾的营生，都弄得红红火火。上海的青年作家中，吴瑜就颇具这种代表性。吴瑜自上海师大毕业后，在一家公司工作，并开始小说写作，先后写作了《上海，不哭》，《不渝》两部长篇。作品中，都市男女的人生打拼和爱情纠葛，被她揉捏得天衣无缝，现实主义的底蕴与青年一代的锐气，也化合得水乳交融。可以说，甫一露小脸，头角就峥嵘，很有文学的潜能与写作的前景。但意外的是，两部作品并未给他赢来多大名声，而其间她上了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节目，却使她声名大振，由此便受邀于各种电视节目，由过去的纸上“笔耕”，变成了现在的银屏“舌耕”。她现在的日常工作，是光线传媒的主持人，但写作仍在努力坚持着。在传统的文学人看来，文学是甘于寂寞的事业，但在一些“80后”看来，文学也许还是不失热闹的行业。吴瑜的既不放弃写小说，也不不放弃搞娱乐，虽说是个人的一种选择，但这种个人选择也典型地反映了年青一代文学人在对待文学上的新的姿态，新的理念。
场域与生态
聚居于上海的青年作家，从数量上看，也许不是最多的，但却类型丰富，形态多样，且都是不同类型与形态里的领先者或领军人。因而，以质取胜的上海青年作家，其生长与生存，成长与成熟，都与上海这座城市从地缘到文化的特殊性与卓异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内在的关联。
从城市的发展进化来看，上海自开埠之后，先是迅速成为中外贸易中心，随着外商的涌入和租界的出现，19世纪后期就在旅馆业、金融业等方面迅速拓展，到20世纪初就已成为具有全球化特征的东方大都会。可以说，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演进历史，上海就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缩影。而上海的租界文化、里弄文化、海派文化，也成为现代中国城市传统文化形成与积累的先声与表征。城市的历史传统、民俗传统、文化传统，是逐渐累积、承继和绵延的。当代的上海，并非是全新的上海，她当是160多年来发展的结果，也是160多年来演进的总和。这样厚重的城市历史感，久长的中外通商史，浑朴的商业文化史，使得上海在都市属性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典型性。无论从现代都市必然养育着自己的文化与文学上说，还是从当代文学面临由乡土向城市的必然转型上说，上海都是新的文学群体与新的文学势力安身立命的最好沃土。
对于文学写作来说，最为直接也最为有力的影响，应是一个城市的文学传统，文化精神，及其他在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与代表作品。上海自近代以来，就一直是中国的文化与文学的重镇。现代到当代的百年间，上海都是许多重要文化思潮与文学流派的发源地，从早期的海派文化，到后来的左翼文化，再到当代的工业文化、新海派文化，由鲁迅、茅盾、施蛰存、张爱玲，周而复、茹志娟、王安忆等人所负载与呈现的，既有一大批堪称经典的累累文学硕果，更有开放而兼容的文化胸怀与长于化合、精于创意的文学精神。这些文学成果与精神积淀，作为上海城市文化的重要构成，必然对青年一代写作者，给予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从而使他们的写作，事实上是在先行者的基点上再度出发和继续前行。
就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文化场域与文学环境来看，上海在文化版块的构成和文学生产体系的建设上，也是以数量较多，机制健全和水平较高，在全国居于突出的和领先的地位。这主要表现为：严肃文学文化方面，既有上海作协、上海文联这样的体制性的专业组织，又有《收获》、《上海文学》、《小说界》、《萌芽》，《文汇报》、《新民晚报》、《文学报》、《文汇读书周报》等期刊与报纸的业界翘楚；在大众文化方面，有门类齐全又实力雄厚的出版机构，又有运营能力与市场营销都格外超强的民营文化公司；在新媒体方面，既有“榕树下”这样的老牌文学网站，又有起点中文、盛大文学这样的全媒体超级文学公司。这种多管道，高平台，新路径，无疑给青年写作者提供了更多的机遇，更大的舞台。此外，众多的一流高校云集上海，尤其是复旦大学、华东师大等资深名校的相关举措与活动，在打造写作者、培养评论者、影响阅读者上，都起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事实上成为现在和未来的文学从业者、爱好者的培育基地与云集之地。
总之，上海的都市文化场域，是得天独厚的，上海的文化生态，也是充分多样的。而置身于这样一个场域与环境的青年作家，也是幸运的。因而，在中国文化大繁荣与文学大发展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群雄云集的上海文坛与英才济济的上海青年作家，有条件也有理由作出更大、更多和更新的文学建树。
从更高标准的要求来看，上海的得天独厚的文化场域与文学环境，与上海的人才济济的青年作家群，二者之间似乎还没有构成很好的良性互动，形成应有的常态化交集，建立起和谐的关系，并在相互走近中相互借力，彼此促进。因而，两个方面的优与好，还没有完全化合为一个既优又好的整体。这样的分离现象与隐含的问题，在许多城市也都普遍存在着。这里显然还有一些问题要加以探究，一些措施要加以实施。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过程，并且可能还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对这样一些新旧杂陈的问题的研探与解决，是摆在包括青年作家在内的所有文学人面前的时代课题，也是应有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