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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用不着放弃引导和教育功能

2015年01月15日15:48 来源:文汇报 作者:毛尖 点击:

日前看了电视剧《红高粱》,刺激很大。这是1980年代的、进入文艺史的经典作品,没有偶像剧潜力,更不可能有宫斗素材,但是,改编成60集电视剧之后,却要装下所有类型剧的戏码:言情、抗战、宫斗等等。一流的小说原著,一流的电视剧导演,一流的演员,合成电视剧后,却成了年末“神剧”。这让我再次感到当下的经典改编电视剧问题之大,里面充斥了各种涂脂抹粉、各种胡编乱造。包括以前改编《沙家浜》,帮阿庆嫂找男朋友;拍赤壁大战,让小乔成为曹操发兵的因果,等等。

  对《倾城之恋》的改编也存在类似情况。一个短篇《倾城之恋》弄成36集,活生生在张爱玲的故事里加入《上海滩》、《青春之歌》和《金粉世家》的情节,弄得白流苏和范柳原的人生壮阔得跟林道静和007一样。任何一个时代都改编经典,但像今天这样为所有的名著女主人公标配三个以上的追求者,为所有的男主人公标配一段伤心欲绝的感情前史的,还真是不多见。

  在我看来,在经典改编的方向上,BBC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对象。电视剧行业内有一个流行的鄙视链,看英剧的看不起看美剧的,看美剧的看不起看日剧的,看日剧的看不起看韩剧的,等等。那么我们可以学习处在鄙视链最高端的英剧的制播方式,比如拍摄两到六集的迷你剧,《傲慢与偏见》拍六集,《理智与情感》做两集,《劝导》就一集。这就是有多少水用多大罐子,像《倾城之恋》这样的短篇,拍成100分钟足够。

  上海有很多经典,比如《子夜》,比如《上海的早晨》。前几年听说王家卫还买了施蛰存的一个短篇小说版权;关锦鹏十年前也把王安忆的《长恨歌》改编成了电影,但看过的人都说这是关锦鹏的,不是王安忆的,也不是上海的。前天在微信上看到全国人民都在为金宇澄的《繁花》改编选演员,这说明上海题材是很受关注的,观众期待也很高。但是如何表现并不容易,我倒觉得不妨先做成迷你剧试试。当然,迷你剧的制作和播出系统很不一样,但政府如果有所扶持的话,应该可以催生新平台,为电视剧的精良制作进行示范。

  数据显示,这些年的库存剧还在增加,现在电视剧新政策“一剧两星”又出台,很多原来投放在电视剧行业的钱很可能转投电影,这个时候,迷你剧反倒是个机会,借此把“上海出品”重新品牌化。

      这些年,国产剧的类型比较有限,但每一种类型都投入了很大的资源让它发育,有时候可能有点营养过剩,出现一种类型独霸一家电视台的情况。比如湖南卫视成了“偶像台”,江苏卫视成了“抗日台”,浙江卫视则是“抗战台”加“谍战台”。拿谍战类型剧打比方,2005年开始的《暗算》系列应该算是谍战剧的先行者。之后10年,荧屏上一直谍影重重,到现在谍战剧还是我们最主要的电视食品。有一个前年的数据:上星频道黄金档期间共播出电视剧214部,其中抗战剧和谍战剧占了72部。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是时候尝试一些新的类型,比如说行业剧。并不是说电视剧里的人物穿上行业的衣服就叫行业剧了,行业剧应该有真正的行业要求,角色的职业必须对叙事有决定性的作用,甚至生产出新的抒情模式,要有行业针对性,这样才够得上行业剧的标准。我们现在看到一些类行业剧,行业本身并没有在其中真正发挥影响,比如前阵子播的《青年医生》,结果就是剧中人穿着白大褂谈恋爱,一个比一个不务正业。或者像是把办公室戏剧拍成清宫斗,这种剧,观众看了不吐槽才怪。

  上海是一个最有行业精神的地方,完全可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100年前我们就有了非常精细的现代行业规范,上海的文化历史传统中有这个行规行矩,我们小时候叫一声“老师傅”,那是尊称,表明对他手艺的肯定、赞许。前一段,《北平无战事》大手笔上演,成了去年最叫好的电视剧,此剧一开场就令人信服,为什么?因为演员张口闭口就让观众觉得此剧有历史“硬通货”。这就是电视剧的行业精神。

 我建议在行业剧的打造过程中,上海可以率先在中国探索新的制播模式。美剧在全世界风靡,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是,他们的制播模式和我们完全不同:采用周播剧,收视不好,中途“自杀”。周播剧就像是和观众每周一次的约会,当然,对于我们目前的市场和管理机制来说,这样的模式还不太可能,但是其中的方法论可以借鉴:用一种“非完成时态”来播出,观众参与到电视剧的命运中来,由群众用最朴素的方式决定去留,迫使电视剧提高自己水准。如果有这样的模式,不等广电总局发声,观众就会把《武媚娘传奇》这样的电视剧票选掉,因为作为电视剧,实在很烂。

三年前,电视剧导演滕华涛执导的《失恋33天》完胜大银幕,超过1∶30的投入和产出。接着去年一批中小成本影片《北京遇上西雅图》、《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国合伙人》等获得5亿以上的票房。这些电影,都出自第一次当导演的影人之手,这使得当下的中国电影有一种普遍风气,就是“青春片”当道。导演是年轻人,主人公也是年轻人,观众也是年轻人,连武侠片古装片,都是做的青春片宣传。

    历史上看,青春片的发育过程,包含了不同的电影形式:喜剧、悲剧、男女爱情、社会通俗剧和惊悚片。当年这些电影充满了中年导演认为年轻观众想要看的现代社会陷阱:舞会、夜总会、酒吧、跑车、豪宅、游艇。新出场的青年导演还是拿这些给年轻观众看,还是舞会、夜总会,跑车和豪宅,但不再是陷阱,是赞美是抒情。所以,我们现在的青春片中,搞得到处都是中产趣味。而且,影视剧里面,把大陆青年写得没有一点希望。穷光蛋没有爱的机会,高帅富没有错的条件,南方的《蜗居》如此,北方的《北京爱情故事》也如此,看了以后,让人以为金钱就是人品,花钱就是浪漫;有钱人既可以掠夺穷人的女朋友,还能在道德上完胜穷人。所以,这些电影披着青春的外套,大多没有一点青春本质。梁启超这一代人殚精竭虑构筑的“青春”话语,“少年中国”话语,到今天,基本山穷水尽。一百年前的豪气没有了,五六十年代的干劲也没有了。现在的“青春”叙事,就是“老钱”嘲笑“新钱”,“新钱”玩弄“小钱”。青春片中既看不到年轻,更看不到理想:在服装上是毛皮,在表情上是嘶吼,在背景上是雨雪,在爱情中是鲜血,再加上各种银幕绝症,陈腐到不堪。而且青春片基本是去历史去地域的,尤其是那些粉丝电影,给几个主人公换换妆换换交通工具,说是唐宋元明清可以,说是李高宗或李明博时代也可以。

    冯小刚在《一九四二》失利之后,说觉得自己过时了,已经无法把握当下的中国观众了。本质上,是他号不准青年人的趣味,现在,替代他位置的是郭敬明。从2009年到2013年观众平均年龄又下降了4岁,也就是20岁上下的人是核心观众群。这波观众群,年龄小,自己给自己当爹,郭敬明电影中的所谓上一代比下一代还潮,粉丝电影永远排斥家长。伦理上,我们看不清他们的价值观,道德上,我们看不到他们的价值观。

    对青春电影的处理,是最棘手的一块。这些年呼声比较高的是,“要更多地去理解年轻人”,差不多有五六年,我自己也是这么做的,看很多青春读物,逛很多潮流网站,但最近,在几个中学做了演讲和学生接触后,我发现,中学生也不满意《小时代》,也不粉《后会无期》。所以,上海应该再出发,以“青春剧”为方法,尤其,这关乎一个国家的理想表达和未来表达。而且这方面,上海也是有资源的。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一系列的“风云儿女”电影,五六十年代有《今天我休息》等,电影中天气好,人物表情健康美好。《今天我休息》的主人公警察马天民,趁着休息天去相亲,一路遇到的人,无论年轻男女,无论大爷大妈,都热情明媚助人为乐,那是一种全民的青春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虽然今天看看有许多概念化的地方,但是那种青春中国的“晴朗性”却感人至今。今天的银幕上,我们有过十分钟的好天气吗?类似的,有天晚上,我偶尔打开电视,介绍下周要播放的十部电影电视剧,几乎无一例外是血腥的枪杀、追车、爆炸。影视剧用不着放弃引导和教育功能。粉丝群体不一定非要迎合,也能用高级文化引导他们。

  “青春叙事”,最能深刻地体现当下中国的主体表达,表征我们的未来议题。上海曾经是中国的文化先锋,这方面大有可为之处。上海作协正在扶持90后作家,上海完全可以发挥整合优势,作协、报纸、网络、出版、电影、广播、电视,应该合力打造属于今天电影的未来叙事。

  在谈论中国电视剧和电影时,有时候,我会说,电视剧还好一点,主要是觉得电视剧里还能看到点中国人的生活或历史。这方面,日韩的经验值得学习。去年,韩剧《来自星星的你》就很火。这种题材,我们也拍的,但都没有一点声音。为什么,韩剧的最重要启示就是:不管是表现古代人还是太空人,韩剧的“韩国性”不变,意思是,古代人也好,太空人也好,都是泡菜文化爱好者。而我们很多国产剧,都只用西餐北海道来抒情。《致青春》结尾,有一段旁白,意思是,爱一个人就像爱祖国,爱山川,爱河流。这句台词说得声情并茂,但是电影院里一片笑声,不能怪观众,因为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爱情表达已经和祖国、山川、河流分离了。电影中最能表达年轻人感情的如画江山,现在某些作品中已被欧美和日韩符号所取代。

  还有日剧。现在日剧的亚洲龙头地位不保了,但其中一点还是值得我们学习:人家玩“小时代”也是玩的自己风土人情里的日常生活,不像我们20岁年轻人都在喝外国品牌的咖啡玩的外国地方。

  当然,话说回来,除了粉丝电影,这些年我们也有一些很不错的电影,比如最近口碑很好的《白日焰火》。但是,艺术电影的整体表达,太受现代主义表达的干扰,甚至破坏,就像《白日焰火》中的桂纶镁,一个底层女工,却无限神秘无限冷艳,这太抽象太文艺了。还比如,电影所呈现的哈尔滨,既是一个不发达状态中的现实主义工业城市,又是一个现代主义美学展开的最好场所,如何既表现真实的底层,又不在美学上把这个底层抽象化,《白日焰火》代表了文艺片的常见问题。

上海有这方面的优势,因为我们有五方杂处、海纳百川的历史,也就是说,上海这个场域就是现代性和地方性的一个共享结构,天然有表现力,既可以“红玫瑰”,也可以“小笼包”。所以,世界电影很多著名场景都在上海取景,很多电影都要用上海来命名,像《碟中谍》像《马达加斯加的企鹅》。这是太丰沛的文化遗产,要注意的是,不能拱手让给好莱坞或粉丝电影随便表达,甚至污名上海。中国电影的价值取向、立场、特质,还是得向内寻求,从我们对传统的梳理中发现历史。

 (作者毛尖 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本文为1月12日在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主办的上海文艺评论双月座谈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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