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1月06日13:35 来源：文学报 作者： 张滢莹 点击: 次
2014年9月7日，主题为“时时刻刻”的2014上海写作计划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举行朗诵欢迎会，来自美国、新西兰、匈牙利、阿根廷等国家的9位作家受上海市作协邀请，将驻沪60天，品味上海的时时刻刻。在欢迎会上，多位中国作家与几位外籍驻沪作家分别朗诵了各自的作品，以充满诗意的篇章表达了对于上海的感受。
在对主题的诠释中，上海市作协主席王安忆表示：“欢迎你的时时刻刻与我们的汇合，仿佛溪流汇入江河，一同流淌，在下一个岔道再分离，就这样，你中有了我，我中有了你。这座城市的时时刻刻也许是拥挤的，太多的人生活在这里，乘一回高峰时间的地铁就知道，再听听多少种语言在空中穿行也知道，去鱼市场踩着满是水迹和鱼鳞的地面更知道，还有楼房密集的窗格子，亮灯的时候，就是亮格子，起炊的时候，万千格子里蹿出油烟与蒸汽，所以，这时时刻刻又是嘈杂的。就让静思从里面穿行，有了静思，平凡的时时刻刻也许有机会变成戏剧。这静思来自哪里？来自我和你，写作人的时时刻刻。”这也许是上海写作计划最核心的意义：共呼吸、同体会，在日常生活中倾听、感悟属于这座城市的点点滴滴。
记者采访了部分参加此次上海写作计划的外国作家，听他们谈谈那些与写作相关的事。
艾莉森·王：我想以写作为他们发声
一个半世纪前，一些来自广东和邻近地区的华人漂洋过海，在遥远的新西兰寻求财富和梦想，落地生根，繁衍生息。时至艾莉森的这一代，不少华裔在黄皮肤、黑眼睛的外表下，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已经知之甚少。年幼时，与许多华裔孩子一样，艾莉森曾“纠结”于自己的华裔身份———“这似乎是一种特殊化，身为一个孩子，这意味着你和别人不一样，而这有时意味着一种偏见，这种感受曾让我很难受。我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早已‘本土化’，并且打心底以新西兰人的身份自居。中国的一切，似乎都是很遥远的事。”艾莉森坦言，“但当我足够成熟后，安全感似乎也随之诞生，我不再关心自己是否和别人不一样，这时开始，我能够更轻松和自由地面对自我。”她回忆说：“虽然我成长和生活在一个纯英文的环境，一句中文也不懂，但这是我必须面对的身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大学时选择数学作为专业方向、毕业后从事IT业的艾莉森从没意识到自己会与中国、与写作有如此深的渊源。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偶然的机缘，她去往厦门大学参加学生交流项目，那是她首度真正面对和体会这个全然陌生又似曾相识的国家。望着满街同她有相似面容的中国学生，因为语言不通而彼此无法沟通，种种复杂的情感浮现心头。数年后，她又在上海居住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沉淀，使她逐渐静心下来学着用更为东方和传统的方式思考人生，也渐渐帮助她踏上了写作之路。
无论在诗歌、散文还是小说中，艾莉森都擅长使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来进行讲述，她的作品中有许多选材于新西兰和中国传统，家庭意识、身份认同与归属感是她作品中最常表现的主题。“对作家而言，什么是最吸引他们的，什么就是首要的。对我而言，家庭和家庭关系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东西，也是我写作所围绕的核心。”在获得多个奖项的长篇小说《大地成银》中，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惠林顿、达尼丁、广东等地，她从中国和欧洲多视角出发，讲述了一个中国男人和欧洲女人之间曲折动人的故事。在她之前，几乎没有华裔来书写早期中国移民在新西兰曾经发生过的悲欢离合，她的作品被评价为“惠林顿中国城里的‘英国病人’”。“对我而言，这种‘内部’的视角与外来者的视角完全不同，我想以自己的写作为他们发声。”在谈及这部作品时，她说，“我希望通过这个小说，读者能了解早期的中国移民———他们在外表上与当地人也许有所不同，生活习俗也大相径庭，但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他们有尊严，也值得被尊重和亲近。即使放在今天，许多东西也是相通的：我们有同样的感受、有渴望、有向往，也有痛苦。这些感受在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是相通的。”
对于艾莉森来说，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能够带来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视角与经验：“一门新的语言往往能够激活对于那种文化的感受，就好像一束光那样照亮了文化。如果没有来过中国，没有生活和真正接触这里的一切，我很难想象《大地成银》真的能够诞生在我笔下。”
去年清明时节，艾莉森参加了“文特诺”号沉船事故的纪念活动，百余年前，这艘满载近500名中国人的蒸汽机船的沉没曾经轰动一时。在长达数天的系列纪念活动中，百多位来自四面八方的华裔重温了先辈们的各种曲折历程，艾莉森惊讶地发现，这些看似陌生的人们，在相互吐诉和“寻根”的过程中有着那么多千丝万缕的关系，经历过那么多复杂崎岖的过往，其中也包括她自己的家族。她以非虚构的形式记录下了这段经历，并将以这一主题作为自己近期新作的创作重心。她说：“需要写的东西太多，也可能会涵盖我在新西兰和中国的经历和体验，总要一步步来。”
杰维·特瓦伦：写作课堂里确有奇迹产生
1992年至今，美国作家杰维·特瓦伦曾在多所大学教授创意写作，这项在中国国内方兴未艾的课程在美国早已形成系统经验。“创意写作是试图以课堂形式或多或少地催生文学作品的过程，近五十年来，创意写作以各种形式的课程出现在从小学到大学的几乎所有教育阶段。”杰维介绍说，“这项课程的进阶版，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写作工坊。在工坊里，几乎每一堂课上，学生和教授会就学生作品进行细致深入的讨论，包括我在内，许多如今拥有许多作品的作家都曾经历过这种训练。”即使在如今的美国，也仍有评论家认为这样的创作形式只能产生小心翼翼、毫无趣味的作品，对此，杰维也并不否认，“这样的观点也许很大程度上是对的，但有些时候，写作课堂里确实会有魔术和奇迹产生，学生们能够写出流传许久的好作品，这是他们无法否认的”。在他的课堂上，杰维想做的事仅仅是“为写作者们提供切实存在、目光敏锐的读者”，并认为写作者无需自我定义和框限，也可匿名对于作品进行诚实、中肯的分析和评价。
杰维至今记得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从师于《辛德勒名单》的作者托马斯·基尼利的经历，他的第一部小说也是这个时期所诞生的。作为一名非裔美国作家，他的这部小说讲述了非裔美国人在美国本土艰难的生存环境———禁毒失败、枪支泛滥、教育程度低下，这部发人深省的处女作为他赢得了一系列奖项。而他近期的作品《大地上的死亡》(Dead Above Ground)则讲述了1940年代一个心理变态者所制造的一系列谋杀案，这部与他母亲、祖母有关的作品在《洛杉矶时报》最畅销书目上登顶数周。在他的写作中，多元文化、种族、文学艺术和当代美国生活是较为重要的创作核心，而在担任《生活的文学》杂志执行主任的同时，他也一直致力于多种文学教育活动的开展。
如今，他已经是多部小说、散文以及畅销书的作者。对新的写作者，杰维给出的最好建议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学徒。“你可以尝试与自己喜爱或钦佩的作家一起工作、编辑文稿，从中看看是否有可以提高自己的地方。”这也是他推崇创意写作工坊的理由：“在这过程中，总是充满挑战，也能收获许多，进步会很快。”
汉斯·海宁·哈默：旅行是一种自我清洗的过程
某种意义上来说，哈默可以说是一位旅行文学家，他酷爱四处周游，将各种新鲜的体验和经历收入自己脑海，最后形成文学作品。在他的作品中，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各种复杂关联。“我最喜欢旅游的原因之一是，在旅行中，许多原有的社会规范逐渐远离了你，你看问题的方式和原有的思维定式也被陆续打破和更新，这会将你推至一个充满困惑、纠结，同时又带有各种丰富蕴意的境地，这常常使我的创作灵感喷涌而出。”
不久前，他刚刚在北极圈附近的阿拉斯加度过了近两年的时间，对于来自城市的人来说，这段与人迹罕至的自然坦诚相见的经历已经无法用“震撼”二字来简单描绘。“旅行能够让你与平时被隐藏起来的自己相会，”哈默说，但与这种虚无相比，他更认为旅行是一种自我清洗的过程，“在对外和对内的审视中，我会更清晰地看待自己曾犯过的错误，隔离它们，不让它们影响到如今我对世界的感受。”
关于旅行，最简单的原因其实只有三个字：我喜欢。在哈默家族里，许多人本身就来自欧洲各个地区，他自小习惯在操持各种语言、有着不同生活习惯的亲人之间生活。他致力于对不同社会环境的描述，也努力探究笔下人物的内心、灵魂与困顿。尤其是他们在高压或两难境地中被迫做出的决策。要给予这些东西以文学外形，哈默认为多变的语言和艺术表达形式是很重要的。“面对如今全球化的视野，最大和最急迫的问题其实也就在于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人群之间的相互理解。”
虽然之前从未来过上海，但哈默对这座城市有着许多想象———“那么多的故事在这座城市发生：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战前被称作‘远东巴黎’的黄金时代、如今又是充满希望、拥有高耸的天际线的国际大都市，这种城市所包含的意义，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我希望在游历中体验更多。”
维多利亚·凯萨雷斯：城市就像一个杂乱的实验室
对维多利亚来说，有一个问题是在谈阿根廷文学之前必须澄清的：“相比较于阿根廷，其它南美国家也许更适合‘魔幻现实主义写作’这一特质。”但她同时也承认，即使在阿根廷国内，博尔赫斯和科塔萨尔这两位作家也依旧是读者最喜爱和认知度最高的作家。“他们所树立的如此伟大的文学标杆，对于写作者而言也是难以逾越的丰碑。”在她印象中，近三十年来，阿根廷文学中罕有创作和流派、范式上的热潮，“如今的作家们似乎都在埋头各自创作，在他们自己所挖掘的洞穴里自我隔离、默默耕耘，但具有代表性和代际意义的创作仍未出现”。但她仍向记者介绍了许多当代阿根廷优秀的作家：“比如理卡多·皮格里亚，阿兰·保尔斯，朱安·贝塞拉，朱安·马蒂尼，奥利维奥·科埃略，费德里科·法尔克等，他们在各自的写作领域都有杰出之作，也可以说是个人代表作的诞生，他们的写作都是与众不同的。”
据维多利亚介绍，近年来，也有一些被市场和出版商所忽略的阿根廷作家自行形成了独立出版机构，他们以这种方式扩大了自己的写作影响，逐渐被读者认可，这也许是近年来阿根廷文学发展中比较新生且有活力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