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9月11日17:17 来源：未知 作者：徐芳 点击: 次
徐芳：你的中篇小说《美丽的日子》获得今年的鲁迅文学奖，能说说这个奖对你的意义吗？
滕肖澜：《美丽的日子》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中篇，但并非最喜欢。它属于那种在构思、细节、文笔等各方面都发挥得比较稳定的小说。可能综合分比较高。发表后，反响出乎意料的好。记得当时交给《人民文学》，不到一周，先是宁小龄老师，再是李敬泽老师，先后发短信给我，夸这篇小说写得好。然后几乎所有的选刊都转载了，包括《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等。还上了那一年的小说学会排行榜。
第二年得了个“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李敬泽老师的授奖词说：“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这篇小说里的‘勾心斗角’，但我不是因为勾心斗角而喜欢它，我也看不出小说一味地勾心斗角有什么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婆婆和儿媳，他们在各自生命的某个关头，那样一种豁出去的‘剑气’和那样一份宽厚明理，生命因此不俗，有了骨头、有了精神。“美丽的日子”之美在此。”
获得鲁奖，自是荣幸之至。却也让我静下心来，回顾之前十几年的写作，好好思考整理一下。获奖是鼓励，更像是预支的薪酬，接下去的日子，不好好努力都不行了。
徐芳：你的小说着意营造日常生活细节，这是否和自张爱玲起始的“海派文学”传统有关？
滕肖澜：我是个写作时不太会考虑太多的人，仅仅是因为想写，所以就写了。这一半源自我的性格，一半也是因为我并非科班出身，小说对我而言是个很率性的东西，找到一个能打动我的点，围绕着它编故事、编细节，尽可能让它有意思，就这样。
一直以来，我常被称为“描写上海日常生活”的作者。初时我有些不舒服，觉得这话的意思是说我写得婆妈，对一个青年作者来说不大好听。但后来想到，这应该跟我的写法有关。哪怕是再棱角分明的题材，我也会从日常的细节着手。
记得有一次，我写官商斗法题材的小说，交稿后，编辑说要修改，把那些敏感的东西去掉。我依言修改，却总是不得要领。最后编辑也没辙了，说就这样吧，反正乍一看你写的还是日常生活，应该没关系——这就是我写作的一个特点，谈不上优点还是缺点，或许说“习惯”更合适些。我习惯描写那些日常生活场景，给人物配上生活化的对话。这有点像话剧舞台上的布景，桌椅帏幔，要搭好摆好，才能开幕。
写了十几年了，这样的写法会顺手些，也更容易进入状态。
徐芳：很多人说，优秀作家只能出自老少穷地区，在大多数年轻人都在为稻梁谋的大城市，如何静心写作？在上海做一个码字匠，你觉得艰难吗？为什么会坚持？
滕肖澜：应该说，喜欢写作是源于我父亲，他在大学里教古代汉语。小时候我住在外婆家，隔着迢迢千里，一年只能见父母一面，甚至更少。父亲常给我写信，在我还不识几个字的时候，他便劝我，一是多看书，二是养成查字典的习惯。外婆家有一套四大名著的简写版，除了《红楼梦》，我都在七、八岁前读完了。书里的字，现在想来至少有一大半是不识的，但靠着查字典和瞎猜，也能混个大概。尤其是《西游记》，我甚至可以将里面许多经典的情节背出来，一字不错。
初次尝试写作，是在中学里，有一阵我迷上了金庸的武侠书，看多了便觉得手痒，试着写过几篇，自己感觉不错，但终究还是好玩。真正开始写小说，是2001年，我25岁。看了许多文学期刊，比如《收获》、《十月》、《小说月报》，有一天忽想，我是不是也可以试试看呢？便写了一篇，打印出来，按杂志后面的地址投过去，没想到居然成功了。
能把写作坚持下去，很大程度也是因为我当时在机场工作，做两天休两天，有完整的两天时间，这对写作很有利。我一直认为，如果不是在机场，或者是朝九晚五的那种常日班，也许我就未必会写下去了。
在上海写作，我倒不觉得会比别的城市要难。上海的光鲜与美艳，是从旁人的眼睛里看见的，而身在其中的人，往往感觉不到，是“灯下黑”。上海只是个普普通通过日子的地方，与别处并无不同。有时候，人们想象中的事物，与真实的事物会有偏差。比如都说上海的女孩子“作”，可在我身边，几乎看不到很“作”的女孩子。
又比如，都说上海的青年作者喜欢写“纸醉金迷的都市生活”，可我看来，这样的作者不是没有，可占的比例实在太少。我认识的绝大部分上海青年作者，写的东西都很接地气，也很勤恳踏实。想象中的“上海”，还有“上海人”，往往与真实情况大相径庭。我想说的是，写作也许是件挺费劲的事，但在上海写作，绝不会比别的城市更费劲。
徐芳：80后、90后作家纷纷出道，同时，60后又处于创作黄金期，70后作家会不会有种“时代前后夹击”的感觉？你觉得70后创作有何典型特点吗？
滕肖澜：我是个想法不多的人，似乎感觉不出那种前后夹击的紧迫感。说到70后创作的特点，我觉得整体还是比较靠近50后、60后的。相比之下，80后、90后的创作风格与我们似乎离得更远些。这与大时代背景下的不同生活经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