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8月26日17:55 来源：新文艺 作者：金理 点击: 次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命名过一类“才学”小说，以小说见才情。夏志清讨论过“文人小说家”，“他们的风格不以平铺直叙为足”，每每插些诗词曲赋、寓言神话。卡尔维诺则将“在理解诗的同时理解科学与哲学”作为“我希望传给21世纪的标准中最重要”的标准，也许这条标准照亮了艾柯笔下繁复的符号与深沉的哲思。现代人习惯了职业分工，我们可以“学者小说”来约摸统摄上述诸类型。王宏图的近作《别了，日耳曼尼亚》当仁不让地位列其中。书中对诗篇、托马斯曼、瓦格纳、古埃及情歌等信手拈来，也在适当的场合插入深邃的政治、哲学思辨。读这类小说如入苏州园林，整体的布局与脉络未必见得真切，但转角处一片假山、几枝竹子的搭配往往最见风致与雅趣。这便是王宏图新作的读法之一。
故事发生在上海与汉堡，人物在前者的尘嚣纷繁与后者的凝定舒缓中迁移，借作者的话来讲—“仿佛从一部五彩缤纷的彩色电影一下跳转到了简朴肃穆单调的黑白片”。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城市缩影的小说人物与作为人格化的城市如何演绎出互动与投射，主人公身处两个城市间如何体味参差的人生感受。“双城记”—这是又一读法。
我想选择的读法，是依据钱重华的挫败与重生，将这个长篇理解为成长小说。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青年形象的生成、延续，伴随着各种政治力量、社会势力对于“青年”所寄予的角色期待和青年自身具备的角色意识（呼应社会期待而扮演相应的角色）。不妨说，是青年的“角色化”提供了年轻人新的身份，因为这样的理由和身份，“青年”才在现代中国获得存在的正当性，而青春主题也在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史上占据特殊地位。但同时，以“角色化”来主导青春成长小说也留下危险：易于归依身外的权威而荒疏营建“自心之天地”；外骛的追求又甚少与切己的实感发生共鸣；不断追逐弃旧迎新的精神攀附，却没有内在主体性的支撑，在过度开发后意义耗散、心力匮乏……
钱重华这个人物的重要性，正在于其“精疲力竭，一无所有的惶恐与空虚”，他在精神的荒原上徘徊无依，王宏图诚恳地叙写了当下青年人的虚无体验以及在虚无中遭遇各种救赎力量后展开的辩证。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父之死”。无论是钱英年、张怡楠夫妇，还是金力忠，其自身的生活都千疮百孔，无法提供给“子一代”任何正面的能量。接下来是性和欲望，钱重华短暂回国期间，刘容辉成为诱惑钱重华的靡菲斯特，但在欲望征逐中只见精神的溃败与荒芜。钱重华的性爱中绝少深度内涵的体验，更无法激荡起生命勃发与辉煌。
也许冯松明是小说中罕见的一抹亮色，于钱重华而言，冯松明的存在近乎一种感召性的力量，“早已熄灭了的青春火焰又一次在钱重华体内摇曳”。冯松明曾赴宁夏边地乡村支教，返沪后又时常利用假期服务于民工子弟学校。他仿佛接续了现代以来青年形象创造史上“五四”新青年、左翼青年“走向民间”的一脉。但是且慢，王宏图在塑造冯松明时显然意识到了问题的复杂性。“走向民间”的这一类青年形象，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文学主流，他们个人具有炽烈而无私的、为实现生活理想而英勇奋斗的决心；“有了决心，个人就会和‘人民’或者说人民的‘真实’愿望站到一起”；在其奋斗过程中，为人们所能感知的历史发展趋势形成“气势磅礴”的“潮流”，“通过把内在洞察力‘转化’为外部世界，从而使自我的英雄精神融进强大的历史潮流之中”（墨子刻语）。很显然，冯松明已经不具备上述战天斗地的乐观精神，反而是在内外交困中苦苦支撑，每时每刻都在与周围怀疑的目光周旋、抗争。甚至钱重华受到的感召刹那间就破灭，“和冯松明的重逢并没有带给他多少亢奋，更多的是隐隐的失落”。此外，个体背后的价值资源也发生了巨大变异，困境中给他提供支撑的，是“耶稣的足迹”与“神的意旨”。
这就必须说到宗教了。小说起于唱诗班虔敬的歌声，此后钱重华如“亡羊走迷了路”，最终又沐浴在神所施予的光泽中而获得顿悟与新生。宗教的力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用到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这个问题此处无力探讨；与其将这部小说视作天路历程般的成长，我更为看重的，是钱重华这段肉搏虚无的生命经历。如前文所言，我们的文学往往以“角色化”来主导青春成长小说，笔下的青年人过于轻易地让渡内心空间，终于看到钱重华们赤身徘徊在精神的荒原，在种种意义规范与救赎力量间砥砺、淬炼，也许最终的抉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声声“到底要什么，想做什么？”的自省与呐喊，正在诚恳地叩访青年人的内在权利及生命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