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论坛 | 文学与翻译：在另一种语言中

8月12日下午14：00，2014年上海国际文学周主论坛开幕，此次最受瞩目的嘉宾当属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第一项议程是奈保尔的主旨演讲。当奈保尔宣布没有演讲，他更欢迎对谈之后，微信君觉得主持人显得准备不足，首先抛出的问题是关于上海的印象及是否读过中国文学作品，不多的几个问题大多由奈保尔夫人代为解答。强调重视语言、并期待跟他的中国翻译者探讨翻译过程遇到的问题的奈保尔，离去时显然有着未能发挥的遗憾。之后论坛分小说专场和诗歌专场，中外作家和翻译家展开了对话。以下是会议全程记录，上海作协和国际文学周提供。

声音 | 文学与翻译：在另一种语言中 (V.S奈保尔与中外作家翻译家在上海国际文学周主论坛的发言)

主持人（袁筱一）：自2011年以来，每年的此时我们都以文学的名义在这里相聚，今年上海国际文学周的主题是“文学与翻译：在另一种语言中”。如果说文学注定是两种甚至多种语言之间的友谊，那么我们怎么看待在两种或者多种语言之间的文学呢，今天下午我们将听到来自各种语言的作家和翻译家谈论他们的写作、翻译和被翻译，相信我们会在一起度过美好、轻松但是却富有意义的一个下午。下面我们首先将听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苏.奈保尔先生为我们带来的主旨演讲。

维.苏.奈保尔：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你们大家的欢迎，我非常感动。我希望大家能向我提问，这样能够帮助我理解听众对于有关翻译有些什么样的兴趣，我也可以就大家提的问题进行回答。

主持人（袁筱一）：当然这次国际文学周的主题是文学与翻译，我想先请问一下奈保尔先生，因为奈保尔有30多部作品，在世界拥有不同的读者，我想知道他对文学翻译本身的看法，对于文学翻译在他作品传播当中所起的作用是怎么想的呢？

维.苏.奈保尔：翻译是最最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有通过翻译才能知道其他语言的作家在想什么、在写什么。大家都知道因为在翻译过程当中有各种各样的障碍，因为有时候有些东西可能理解错误，当然我们在今天下午的会议当中也会谈到这个问题。

主持人（袁筱一）：既然我们是一个文学的聚会，我们可以换一个轻松的话题，奈保尔自己也到过很多的地方，今年可能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当然也是第一次来到上海。作为一个作家，当然也是这个世界的观察者，我想知道他在上海是不是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对上海的印象是怎样的？

维.苏.奈保尔：我刚来，所以我还说不出来太多，因为上海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我想可能要待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能精确描述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到目前为止看到的都太表面化了。

主持人（袁筱一）：可能到上海只是一个初步的印象，不知道在此之前和中国的文学有没有过其他方式的一种接触？

维.苏.奈保尔：没有，真是没有。

主持人（袁筱一）：比如说有没有阅读过中国的文学，中国的作家，或者说有没有跟中国的作家有过交往？

维.苏.奈保尔：没有，真是没有。真不好意思，我好像真是挺无知，请大家宽恕。

纳迪拉·奈保尔（奈保尔夫人）：他给中国的一位诗人颁过奖，我们是在威尼斯碰到的，所以他简单的看过这位诗人的作品，因为他是评委。一位叙利亚诗人向奈保尔推荐了这位中国诗人，而且我的先生也相信这位叙利亚诗人推荐的诗人。

主持人（袁筱一）：我们也希望这个会议是一次契机，使维.苏.奈保尔先生对中国有个全新的认识。非常感谢奈保尔先生，也非常感谢他的精彩回答，谢谢。

纳迪拉·奈保尔：奈保尔对于翻译非常感兴趣，他很希望译者能够向他提出问题，看看在翻译过程当中碰到一些什么困难。

主持人（袁筱一）：我下面开放两个问题给现场的观众，当然希望这个问题是围绕主题进行的，关于文学翻译的问题，或者关于他的写作，两个问题。

读者提问：奈保尔先生好，我非常爱读您的作品，特别是早期的作品。你是否可以介绍一下您早期的作品，特别是您个人的经历对您写作的影响？比如您个人经历对于写作《米格尔街》的影响。谢谢。

读者提问（补充）：您来自于英联邦，来自于殖民文化的其他领域，这本身就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积淀。您觉得这种经历跟您自身在其他地方所拥有经历有什么异同？

维.苏.奈保尔：我写这本书是当时对他们说话很感兴趣，我对语言很感兴趣，跟我沟通的人用这种语言说话，我觉得从教育上来讲非常有意思。

纳迪拉·奈保尔：他很兴奋，他写的时候很兴奋，他说这个时候就写得很生动。而且我告诉您，这本书我也很感动，一位来自南方的绅士来跟他谈，当时奈保尔先生在日本有一些争议，我当时也特别不开心，当时有一些争论，这位来自南方的绅士跟他说请您走开，他说不不不，我来是告诉奈保尔先生，我是南方人，我们非常喜欢这本书。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本书真的写得很好。

提问：奈保尔先生，我想问的是，作为一位非常优秀的作家，您肯定也阅读过非常多的作品，当您阅读另一种语言作家的作品时，当您读到非常优美的字句时，您怎么认识翻译过的作家在您脑海里给您留下的印象，谢谢。

维.苏.奈保尔：是啊，我也会经常想。因为我其实读的不少的东西都是通过翻译过来的文字去想象原文的内涵，原文的想法，原文的魅力，所以我觉得确实很要仰仗于译者来把原文的魅力能够转达给我，给读者。是啊，音乐也好，散文也好，可能都得通过译者的劳动才能传达过来。

纳迪拉·奈保尔：刚才大家都听到，奈保尔的声音有一种节奏，有一种韵律，包括歌词这些都要有一点韵律，他在看翻译作品的时，很注重韵律，对译者要求很高。如果译者掌握了他的节奏，那他就特别欣赏，特别开心，特别尊重译者，因为他会说这些译者就是他的声音，是他的声音通过译者传达到了读者，所以译者对于好的作家来说特别特别重要。

主持人（袁筱一）：非常感谢最后的强调，我相信翻译在整个文学传播当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我们如何传递其他语言文学作品的节奏、韵律，对每一个译者都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大家可能还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非常感谢奈保尔和奈保尔夫人为大家所回答的问题，再次鼓掌谢谢他们的精彩回答。

维.苏.奈保尔：当然我还可以谈的更多，你们要提问题给我，不好意思，大家如果还没有满足，还没有真正为我说的话满足的话，我先道歉，在时间允许范围之内我一定尽可能回答大家的问题。

（奈保尔退场）

主持人（袁筱一）：虽然我们第一个环节和原先我们的主旨演讲之间稍稍有一点小的差距，我想我们换了更为轻松更为直接的方式。下面我们进入第一场论坛，将围绕写作、翻译和语言来进行。第一个问题先有请匈牙利的作家艾斯特哈兹·彼得先生来作答。因为我看过一些您的作品，其中有一部作品是一个女人在一个偶然的状况写成的，但是我发现被翻译的最多，可能在世界的读者当中受到最多欢迎的一部作品，但是作家本人不一定是这样想的。可能您更希望读者阅读的是另外一部作品，您希望不同文化背景下阅读您作品的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

艾斯特哈兹·彼得：我现在说德语，其实并不是对的，因为我其实是匈牙利作家。很抱歉，因为我本人并不懂任何中文，英文也不懂，我的英语不好，所以我能够回答刚才其实我没有听懂的一个问题，在世界各种语言里面，书籍在别的语言里面获得了不同面目，人们希望这个面目和其他语言当中的面目能够有一定的相似性，如果我能选择的话，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一本书，他翻译书的面目和他原来语言的面目完全一样，很高的相似性，而且它展示一定的不同性，其实翻译的作品跟原文之间的差异性就显示它并不是真正的原文作品，而是它展示不同的侧面。其实不忠实原文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可以接受的，我想不起来刚才那个问题到底是什么，但是这就是我的回答。

主持人（袁筱一）：艾斯特哈兹·彼得先生说他想不起来刚才的问题是什么，而其实这个问题您已经回答了，我们的翻译家可能对这个有不同的看法，他说作品只翻译不同的侧面是可以接受的，当然我们希望译作是忠诚的，但是忠诚是多么难以做到，这个我们翻译家深有体会。我们先请帕斯卡尔·德尔佩什女士，她是一位语言家，翻译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语言，其实可能它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作品本身，我想可能帕斯卡尔·德尔佩什女士对此有话要说。

帕斯卡尔·德尔佩什：是的，首先我要接着刚才艾斯特哈兹·彼得先生的话往下说，作家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翻译的东西，但是作家肯定是需要翻译的。有的人会说翻译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这里想要引用一句话，去做翻译，有的时候翻译出来的东西会有点不一样，但是语言本身并不是唯一重要的问题，文化背景、文化多样性是很重要的。给大家举个例子，我翻译了一个非常罕见少用的语言，就是前南斯拉夫的语言，把它翻译成法语的话，法语国家的人对这两个前南斯拉夫国家了解非常少，所以这个问题明显，我们在做翻译的过程当中要知道两个地方的文化，这是毋庸置疑。更为重要的是，译者本人的写作能力也要很强，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我个人而言，我很荣幸可以翻译非常卓越、非常高层次作家的作品，而我自己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我认为这个困难很多。所以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重新创作一本书，这本书可能它的法语读者不大熟悉，所以你有材料选择的问题，当原作者在写的是平常的生活，比如说喝的酒就不一样，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可能就会有问题，比如说塞尔维亚喝的酒和德国、法国喝的酒就不一样。所以语言本身当然非常重要，因为翻译的对象就是语言，但是译者也是他翻译这本书的作者，当然他不是创作者，作家是创作者。

我们当然希望可以传达原作者一模一样的意思，比如说文艺复兴的文化，从可以看到《圣经》等等，这里面一路传达下来可能也有许多的错误，也有许多的缺陷，所以这是过程当中一定需要翻译的，虽然翻译不可能十全十美。

主持人（袁筱一）：讲到文化差异，文学翻译究竟在语言和文学的，尤其是母语的语言和文学的进程当中起怎样的一个作用。我们请马老师回答一下，因为马老师是法国文学翻译家，他翻译过很多的法国文学作品。

马振骋：文学作品跟音乐、跟图画不一样，音乐跟图画都是国际语言。我们知道图画跟音乐都有这样的好处，它们是国际语言。但是文学作品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民族语言，非常民族化，一般都说作者用母语来写，才能表达出，它要成为国际语言被国外的人了解的话一定要通过翻译。刚才也讲了，翻译有两个很重要的阶段，一个是把《圣经》翻成现在人看的语言，还有一个是文艺复兴，把古希腊和罗马翻译过来。说到它（翻译）的重要怎么样都不为过，并不是我做了翻译，说这个工作非常重要。这个要有几代人，世世代代这样下去才能完成。所以不管怎么样，翻译有多么难，我们要在翻译这条路上走下去。

文学翻译，下面再有另一种语言来说，言外之意说的是一桩事情，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翻译第一要忠实，要有“信”，你翻译的东西，有的人没有这个“信”、没有忠实的话你谈不上。所以我们介绍外国文学的时候一定要放下心态，不是表现翻译者自己，而是表现作者本身。从最初清朝末年翻译的东西没法看，但是至少通过他们的作品介绍，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后来的翻译家。

现在有的人跟我说，现在好还是过去好，我说这个不要去比，就拿文本来说，以前的文本跟过去的文本是现在好。还有语言方面也是，中国白话文和刚起来的时候不是很成熟，慢慢发展到现在是很成熟的，不断优化，一个语言的成熟与美往往靠一代又一代的人来做。我觉得翻译第一是忠实原文，没有忠实原文的话，你写的东西光有语言没有用，语言要寄托他讲的东西要忠实才行。我们有的时候在讲话的时候开玩笑，有的人说这个太忠实了不好，还有的人说至少文采很好。我的意思是文采很好是对的，就像一个人一样，30岁的死人和40岁的活人哪个更年轻。我们翻译忠实补救的好还有机会，我们翻译不忠实就没有补救的机会。所以我们责任很大，当然我讲的话不一定对，但是从翻译来说，反正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主持人（袁筱一）：我们的作家一方面他是一个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阅读者，当然同时他的作品也会被翻译到别的文学当中，所以说有两个问题我都希望作家能够回答，刚才这位匈牙利作家回答了一个问题。我首先想了解下，在叶兆言先生写作的过程当中，您的写作有没有受到过文学翻译作品的影响，您喜欢的文学翻译作品有哪些？我想这个影响有的时候不是一个直接的影响，我很想知道您喜欢哪些文学翻译的作品，您写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影响，如果您愿意回答的话。

叶兆言：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回答，我想中国的几代作家，从我祖父或者祖父的祖父开始都受到外国的影响，好像这个是有传统的。鲁迅就承认他所有的小说，每一篇小说都有外国的影响。我的父亲是一个不成功的写作者，但是他热爱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对于我们来说，翻译过来的，都归为一个类，放在一个书架上。我父亲很喜欢藏书，他是南京的一个藏书状元，在我家里面十有八九是翻译作品，外国作品对我影响无所不在，我从15、16岁开始起就不断的读外国文学，我读外国文学占阅读的90%。说到翻译的话，我觉得要特别感谢，因为我的文学养料都是它们给我提供的。

主持人（袁筱一）：戴从容老师翻译了一本乔伊斯的天书《芬尼根的守灵夜》，可能我们今天不谈这本书的翻译。中国一百多年的翻译史，作为一个翻译家您认为整个翻译在一种语言或者说一种文明的进程当中，在这个进程当中它所扮演的作用，您是怎么看的？

戴从容：因为我比较年轻，所以我进入翻译界的时间比较少，开始进入翻译领域真的是战战兢兢的态度，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所以觉得翻译者的个性最好消失。在翻译的过程中间，我不断在到底应该尊重中国读者的希望和要求还是尊重原作间挣扎。就在不断的挣扎过程中间，其实你没有办法做到两者完全忠实于原著或者忠实于接受的读者。

我发现翻译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不是简单的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工作。我渐渐发现翻译对我们中国文学或者中国文化的影响远远超过我们一般性的理解。翻译对一个文化的影响绝对不弱于比如说小说的影响，而且它跟小说的影响一样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体现。如果我们看看几百年前那些翻译使得我们的文化今天变成什么文化就可以知道了。打个比方我们中国第一次翻译是佛经的翻译，要是没有佛经的翻译不会有文学中间王维的禅诗等等，这是最最浅层的影响，我们中国古代讲究骈体文，但是当翻译佛经的时候，他们发现没有办法用骈体文翻译，所以当时他们采用的方式是大量的采用字数相同的那些字，尤其是四字句，这样翻译的结果，最后我们的语言从单音节转向多音节。而且曾经有学者统计过，我们四字成语有90%是佛经的起源，比如说随机应变的机，这些都是佛教进入中间需要的词汇，这些词汇改变了我们汉语的语言。

在这之前，我们的那些戏曲、小说都还不是很发达，后来随着佛经要把它以更普通的形式讲给普通的民众，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戏曲、小说发展起来。再比如说近代《圣经》的翻译，一开始翻译者也想要去寻找我们中国自己语言的表现方式，就是文言文。但是他们在翻译过程中间其实用文言文翻《圣经》好多思想表达不出来，所以今天是和合本，而且在翻译过程中间他们制造了大量的双音节、多音节的词，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汽车，不光是《圣经》，当时一批传教士他们在介绍《圣经》的同时，他们觉得中国人不仅喜欢宗教，而且你一定要把科学介绍给他们，所以他们介绍了很多。当时很多概念没有办法用原有的词汇翻译，所以他们造了很多派生词，没有这些的话，我们很多概念没有办法说出来。

还有在《圣经》的翻译过程中间，他们会大量使用那些英语，因为我们中文语言的句法是意合式，我们可以自己猜测句子的原意，而英语是要说出来的。所以翻译带来了大量的连词，这些连词使得我们的思路可以更加的逻辑，更加的科学化，这对于我们今天能够接受西方这样的一种科学化的生活方式非常有帮助。

最后，比如说《圣经》翻译过程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影响，这些传教士们开始带来了小说这种文体，实际上小说这种文体在戊戌变法之前我们中国人对它不是很了解。当时梁启超曾经说过，那些维新者认识到西方的文明跟小说文体出现（有关），所以后来小说文体出现，然后才有梁启超的小说革命，后来白话文等等推荐的过程。我觉得在这个过程，翻译并不一定是思想影响我们，实际上翻译的影响非常深刻，它是从语言到文体、到观念，而这样一种翻译过程要想保持一定要尊重原文，法国学者福柯有一种翻译观，把一种翻译置向另一种语言。我们今天的翻译要是能够忠实原文，把原文的语言引进过来，就像佛经一样，在未来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这个过程我们可能并不一定能够看到，但是未来一定影响我们。

主持人（袁筱一）：谢谢戴老师，的确如果从宏观的角度上，可能翻译确实能够小到词汇，大到包括文学的样式，甚至是文学的观念都会产生很大的变化，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其实不知道大家刚才注意到没有，我们几位翻译家在发言的时候都谈到了他们对翻译的立场，他们认为翻译影响是什么样的，或者翻译应当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马老师讲到了忠实，艾斯特哈兹·彼得讲到了反映文化的差异。

 语言沟通现在越来越便利，有很多人在做文学翻译这样的事情。当作家们对自己的作品被翻译成其他语言的时候，我很想知道你们的态度是什么，因为刚才很多翻译家都说了自己的态度。你们希望见到一个忠实的文本，尽管你们没有办法判断这么多语言是否忠实，但是你们是希望忠实我们的文本，还是不忠的，还是希望是一个更美的文本，它能够在不同文化背景之下也能够得到很多的读者，我很想知道你们的立场是什么，如果你有得选择你们希望什么样的文本？

叶兆言：首先我自己作为作家，我觉得翻出去是闹着玩的事，我的心态是很轻松的，其实哪有那么多人看，小说翻出去给外国人看，其实更多的是我们说的一个词是影响，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针对不同国别的读者，举个例子，我们中国人说太安静的时候，一根针掉下来都听得见，这是我们中国人描述安静。我记得网上有过关于“安静”的描述比较，英国人和法国人不一样，一个猫走过去听得见，还有一个狗走过去听得见，每个国家形容安静是不一样。我们中国是一根针掉下去听得见，其实你这样形容外国人也听得懂。你光写一个猫，国人也得不到安静的感觉。也许翻译可以用加注的方式。

当然我也希望中国的小说翻译到国外去，你写的很认真，你翻译过去肯定不一样，我觉得对这个事既要认真，也要放开。

艾斯特哈兹·彼得：我觉得翻译首先是一个问题，在翻译的时候我们总是会丢失很多东西，但是其实在翻译的时候我们也收获了很多东西，我觉得一本书其实真正的存在就是当它被翻译成世界上所有的语言，这样子才存在。所以某种语言的一个作品，其本来面目其实是它在所谓语言中呈现出来的样子，这就是它的面貌。但是因为我们不可能有人懂所有的语言，所以这本书的真正面貌没有人知道。我必须要承认，其实我写书的时候肯定想的不是中国读者，对不起。我想也不是法国的读者。

作为翻译者来讲，中文的翻译者当然首先要想到的是中文的读者，但是我本人觉得如果一个作品或者一个作家特别注重把自己写成一个很容易翻的作品的话这是对自己的背叛，我鄙视这样的作家。如果我本人写的一些句子，我一看特别没法翻译我就觉得特别高兴。当然，因为我的书也需要有人翻译，当我跟翻译者一见面的时候我的快乐就结束了。

问题就是这些没法翻译的句子也要翻译过去，《芬尼根的守灵夜》并不是用英语写的，而是一个用全世界的语言在写东西。我读了匈牙利的译本，然后读了德语的译本，我看到整个结构和它的一个流程这样一个问题，但是我作为一个读者来讲我很难找到一个进入这个文本的入口。其实我觉得我本人很喜欢乔伊斯的作品，而且我能够读懂。对于翻译者来讲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他总是面临一些很难翻译的东西。差不多就是这些，谢谢。

主持人（袁筱一）：非常感谢艾斯特哈兹·彼得先生，当他说一本书的真相存在于各种语言之中的时候，这让我想到一位德国文学家本雅明本身对翻译的一个观点，他认为是真理的语言。刚才我们两位作家在谈到他们看法的时候，我也看到帕斯卡尔·德尔佩什女士有赞赏有摇头。我想请问帕斯卡尔·德尔佩什女士，作为翻译家，当她遇到叶兆言先生说的问题的时候她是怎么处理的？

帕斯卡尔·德尔佩什：如果写作的时候你翻译一点都不考虑翻译的话，这个是不太好的。还有这些文本是需要翻译的，但是有一点我不是非常同意，那就是那边的一位先生他刚才说，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说在文化当中有差异，在文化和译入语文化当中有差异，有的时候你要做一些注解，当然有一些学者采取这样的做法，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不是这么做的，因为在原文里面没有注解，所以在法文里面我没有做过注解。在我翻译的第一部作品中曾做过注解，但是之后我从来没有注解。这个里面会丢失一些信息，会收获一些信息，如果译入语的话，文章当中有一些层次就被丢失了，当然是不可避免，如果对我来说要加注解来进行解释的话，我觉得并不是非常好的方法，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  

主持人（袁筱一）：当进入具体我们所说的翻译方法也好，是怎么想的？

马振骋：我的想法就像刚才说的，大概个人有个人的想法，我们刚才说到要忠实于原文，然后马上说丢掉本来的美。不一定忠实原文就一定丢的本来的美，所以具体还要具体的考虑。我们从作家来说，通过翻译丢失了一些东西，有没有通过翻译得到了一些东西，我想是有的。

比如我们说一千个人读莎士比亚有一千个说法，莎士比亚在写的时候有一千种解说吗，是人家加在它的头上。文学是这样，不光是你的想法，人间后世的人得到的也很多。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偏见，比如说一个美女很忠实，他说这个人好，假如说一个丑女她很忠实，他会说谁要她。所以有的作品，我们从译者来说，我只能从我的观点来看这个，这个取决于你的水平，有的作品本身很丰富，你可以看出很多东西，有的作品并不一定很丰富，因为作品不一样，有的作品对人的教育意义很大，有的作品就是看看玩玩。我的态度第一是认真，忠实于原作。因为忠实于原作就是你百分之一百去做了，也不能百分之一百的翻译，所以在翻译过程当中总是会丢掉一点东西，也总是会得到一点东西。看原作跟看译作是不一样的。同样一个人对同样一个作品，跟叫他去翻，他看的肯定不一样，因为有的形容词很笼统，你现在看看这样对的，后来是这样对的。

中国人对于唐诗的解读，十个人十个人不一样，我们看作品的时候，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们是看译本，译本要翻译家认真，不认真我们不谈。认真以后，你即使想达到百分之一百完美不可能，翻译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现在大家翻译都很认真，这个时代我也可以说比以前翻的好。

主持人（袁筱一）：艾斯特哈兹·彼得先生好像有话要说。

艾斯特哈兹·彼得：我向马先生提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一个比喻，就是美女和丑女的问题，但是如果这个原文本身就是一个丑陋的女人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从理论上似乎有一定的问题。

马振骋：本身是个丑女怎么办？第一我觉得大作家一般来说他的作品总归好，还有一个，丑女跟美女在舞台就不一样。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看戏剧一样，传统戏剧，小丑很丑，丑就是美，他演的跟坏人一样就是美。我们看到莎士比亚里面的女人很讨厌，这就是丑，文学里面你要接受它。关键是具体的作品具体来对待。

艾斯特哈兹·彼得：您还是没有完全回答到底好的作家和好的翻译之间，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关系。

马振骋：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值得翻译过来的，有的作家不好我们就不翻译。

艾斯特哈兹·彼得：其实我们在好的作品里有时候也会有错误，或者类似不是特别好的地方，我们翻译家是把错误改过来还是就这样？因为这个错误本身也是属于这个作家本人的。

马振骋：你怎么知道犯了错误？

艾斯特哈兹·彼得：您赢了。

帕斯卡尔·德尔佩什：您刚才这个问题，其实对于译者来说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个例子。有这么一个译者，他的名声，就是说风格的问题，对译者来说，如果说你看他翻译的译本，在法国有时候他的译本让我睡不着觉，他可能在语法、句法好多方面都有他的风格。他说关灯，然后完全黑暗，摔倒了。有的时候说这个翻译有错误，我改过来，有的人就算错误我也不改，他写的本来就是这种风格，很随便的，我还是那样子，而且有的译者确实害怕自己的名声会被受到影响，你不能说译者成了修改原文的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名声译者有时候不动这些错的东西。有时候译者和作者大家这个时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戴从容：翻译家把错的翻成好的，在历史上也有的。我觉得真的翻译者对待原作忠实不忠实这个问题，要取决于：第一个是时代的问题，像清末民初时代，那个时候刚接触外来文化的时候，林纾的翻译采用的是更加符合我们文化的东西，今天对译者提出来的要求其实是要求我们忠实的把西方作家的一些东西传递出来。还有它也要区分作品，像现代主义的作品，坦白说我在翻译的过程中间，我想把它翻译成很通顺的中文，但是我翻译过来你们肯定不会认为它是一部好作品，为什么会这样？对于当代的作家而言不是他们说了什么，而是他们怎么说，你要在理解这些说辞中间你才能体会到这种快乐。现代主义的作品，语言表达方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时候对于翻译者来说就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你不仅仅要告诉读者他说了什么，而且要告诉他们是怎么说的，这个很重要。

主持人（袁筱一）：我相信这个话题再讨论三个小时也结束不了，时间有限，我们第一场论坛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嘉宾。同时把时间交给第二场主持人黄运特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