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8月11日10:22 来源：上海观察 作者：徐芳 点击: 次
徐芳：从生命消长的进程来说，我们早已过了“把栏杆拍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年龄。但对一个诗人来说，童年、青春意味着什么？时代又意味着什么？
赵丽宏：年轻时，我曾经追求过文字的绮丽华美，这对写作者其实不难。但是我后来发现，绮丽华美，决非文学表达形式中的最高境界。写出动人的诗篇，不在于文字的华美，而在于是否有新鲜独特的意象，是否表达了真挚深刻的情感和思想。
陈子昂和辛弃疾的诗篇，并不是年轻人的激情宣泄，而是经历了人世沧桑之后的深沉咏叹，也许，我们这样的年龄，依然可以拍遍栏杆而四顾茫然，面对着天地的辽阔、世事的浩繁，徒生苍凉之感。童年，意味着生命中遥远而亲切的回忆，意味着曾经有过的天真和单纯，意味着逝去的岁月。对青春的解释，每个人也许都不一样。
当然，青春一定是我们曾经年轻烂漫的生命，是理想和激情燃烧的日子。如果以生理的角度，那么，鬓发飘雪，肌肤衰老，青春的逝去无可奈何；但若以精神的层面，那么，只要心中还有梦想，还有爱的信念，还有追寻人生和艺术真谛的心愿，青春在我们的生命中便不会老去。
徐芳：中国有三千多年的文学历史，乡土文学传统源远流长，积累深厚。写作者对此也是轻车熟路，闭上眼睛，脑海里立马会浮现出生动的文学形象。可一旦涉及到城市生活，诗人普遍会有一种脱节感，感觉与对象之间有一种错位，不知道城市该用哪些文学意象和符号来表现。有人断言：上海无诗！还有诗评家评说：“在上海写诗，是个矛盾语”……如果有“矛盾”，您又是怎么解决这个“矛盾”的？
赵丽宏：中国文学的渊源，如《诗经》，最早诞生在三千多年前，我相信还有更早的文学作品，这是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事情。中国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基本是农耕社会，传世的文学作品，当然大多以山林自然为描写对象。若写到故乡，也多是乡村，是和大自然相关联的。诗人的作品中，故乡就是一间草屋、一缕炊烟、一条河、一棵树、一弯荷塘、一片竹林、一群牛羊、一行归雁。所谓“乡关”、“乡梦”、“乡情”、“乡愁”，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诗人对童年时代所相处的大自然和乡村的依恋、向往和怀念。
羁旅途中，所见也多是乡野山林。触景生情，引发乡愁，是很自然的事情。譬如宋人王禹偁的怀乡妙句：“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就是由此而生。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现代白话诗，也延续了这个传统，因为那个时代的诗人，大多也来自乡间。
但是现在的很多诗人，出生在城市，成长在城市，他们的童年和故乡，就是城市。这和古代诗人完全不同。如果还要在诗中学古人，学出自乡村的前辈，那就不合情理了。譬如我，我的故乡就是上海，所有童年的记忆，都发生在这个城市中，羁旅在外，思乡之情都是和这个城市发生关联。我想，和我同时代的或者比我小的诗人，大致也是这个情况。你也是成就卓著的诗人，你的很多写城市生活的作品，也属于这个范畴吧。
写城市的诗篇中，出现了很多古诗中没有的意象，楼房、街道、工厂、商店、人山人海，也许很多人认为这些意象与诗无关，其实不然。所谓诗意，未必只和特定的对象发生关系，只要心中有诗意，有对美的追求和向往，有灵动的想象之翼在心头扇动，天地间的一切皆可入诗。
故乡到底是什么？不仅仅是具体的地域，更是感情的寄托，父母亲情、手足之情、儿时的伙伴、一段往事、一缕乡音，都可能是记忆中故乡的形象，这些无关乡村还是城市。我写过一首长诗《沧桑之城》，是写我心目中的上海，写我对这座城市的感情。
“在上海写诗，是个矛盾语”，这是非常奇怪的话，这样的说法才是矛盾语。时代和生活的变化，必定会使文学创作的内容乃至形式都发生变化，这也给诗人的创作提供了创新的条件。上海当然不是一个无诗的城市。
徐芳：茅盾的《子夜》对上世纪20、30年代上海城市生活的描写，与哈代有点类似，他以局外人的身份看待城市，对城市生活给予批判。这种批判，体现出作家本人的生活经验和成长记忆。您又是怎么看待上海的生活？最近你出版的长篇小说《童年河》，是对此作出的文学表达吗？
赵丽宏：很多作家在小说中对城市生活表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感情，城市把不同地域的人集中在一起，凸现了贫富差别，在泛滥的欲望中，也泛滥着人性中的贪欲和丑恶。拥挤、压迫、浑浊的空气，被排挤和放逐的自然和天籁。文学家的目光绝不会放过这一切。
表现这些，也不能说是对城市生活的批判。城市生活中也有美好的人性闪光，也有诗意的温情。生活在城市底层的人群中，有艰辛的拼斗和挣扎，也有憧憬和追寻，形形色色的人群，酸甜苦辣的生涯，融合成城市生活的五光十色。
谁也无法对上海的生活一言以蔽之，上海是一个海，是一个人生的染缸，是一个可以包容人间所有情绪和期冀的杂色汪洋。
我一直记得童年时的夏日夜晚，躺在屋脊上仰望星空，看月亮、看银河，等待流星划破夜幕。这时，黑色屋脊下面有喧嚷的市井人声飘出，空中响起黄浦江轮船的汽笛，还有海关的钟声。《童年河》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因为是写童年生活，小说的主人公也是孩子，所以被归入儿童文学。小说写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城市生活，我没有想到过要批判城市生活，只是写我曾经在那个时代感受到人间真情。
城市在变化，生活也在变化，但人心中有些东西是不会改变的。我写那些不会改变的东西，所以和同辈的读者也许会产生共鸣，而这个时代的孩子，也不会感觉遥远和陌生。
不管我们所处的社会和生活状态发生多大的变化，有些情感和憧憬是不会变的，譬如亲情，譬如友谊，譬如对幸福人生的向往。童心的天真单纯和透明澄澈，也是不会改变的。
徐芳：年前您获颁塞尔维亚金钥匙国际诗歌奖 ，此前莫言更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人的情感与精神面貌，是否通过过去和当下的文学创作，已源源不断地向世界传递？您如何评价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
赵丽宏：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使世界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刮目相看。最近几次去欧洲访问，在荷兰和丹麦，在法国，我都在当地书店看到不少被翻译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莫言的小说，以显赫的地位陈列在书店最显眼处。
说中国人的情感和精神面貌正在通过文学被世界了解，当然没有错。最近几十年中国的文学创作成果是丰硕的，时代带来的生活多样性，为中国作家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可以说，中国的文学是在当今世界的文学之林中一棵生机勃勃的大树，花果满枝。
但和中国翻译推荐西方文学的规模和深度相比，西方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介绍是极不对称的。西方对中国文学的了解，还非常粗疏浅薄，还局限在一些所谓“汉学家”的书斋里。对中国文学这棵大树，很多人并不认识，甚至视之为草芥。
我想，我们也不必为之焦灼烦躁。只要中国的文学家都能沉下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