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8月08日10:33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刘小草、杨飘 点击: 次
年届七旬的叶永烈,带着他修订了30年的《“四人帮”兴亡》出现在读者面前。在介绍自己时,他每每绕不开一个误会:
“别人都以为有两个叶永烈,一个是写《十万个为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叶永烈,另一个是写‘红色三部曲’、《‘四人帮’兴亡》的叶永烈。”一代又一代阅读叶永烈科普、科幻作品度过童年时光的孩子们,已逐渐长大成人,他们很难将记忆中那位科普作家和这位出版纪实文学作品、专攻重大历史政治题材的作者联系起来。
从科普作家到纪实作家,题材和写作手法都风格迥异,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形容起自己40年来写作生涯的变化,用了“华丽转身”一词。
20岁开始写作,时至今日,叶永烈已经出版逾3000万字作品。面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的专访,叶永烈对自己的创作做了一次数字总结:“前段时间我整理了我的科普作品,叫作《叶永烈科普全集》,有28卷,1000万字；我的纪实文学作品是1500万字；还有行走文学,《叶永烈看世界》21本,现在出了19本,500万字。”
“媒体总说我是科幻作家。可我多年前就已经不写科幻、科普作品了。”相较科普话题,叶永烈更愿意谈谈他的纪实文学创作,说说自己“七分采、三分写”的创作经历。
“当代人写当代史”
记者:纪实文学创作,和科普、科幻写作相比,有哪些特殊性?
叶永烈:我始终认为,纪实,这个“实”字是关键。作品必须真实,我把真实放在第一位。
我在写作中有两个翅膀,一翼是图书馆、档案馆,另外一翼就是采访,大量地采访当事人。我的写作是“当代人写当代史”,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当事人都还在世,采访跟文献结合在一起,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有它真正的历史价值。一部作品里面有多少是首创性的、独家的,这个非常重要。我写《“四人帮”兴亡》就是这样,写这本书的起因是1980年审判“四人帮”,特别法庭审判,每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播放当天的审查录像,我看了以后非常震撼。四人帮跟上海有着非常深的渊源,我对上海非常熟悉,采访也很方便,所以我觉得应该把“四人帮”写出来。
记者:您为何会起意写作《“四人帮”兴亡》这样敏感的题材?
叶永烈:《“四人帮”兴亡》应该说是我的纪实文学红与黑当中“黑”的代表性的作品。这个黑色系列跟红色系列最初起源在哪里呢?我是 的专业作家,当时我捋了一下关于上海题材的纪实文学和小说。发现有两个空白,一个空白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当时没有人写过,另一个就是“四人帮”,“四人帮”又叫“上海帮”。我决定填补这两个空白。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我写了《红色的起点》,后来就沿着这个路子一直写下去形成了150万字的“红色三部曲”,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叫主旋律作品,写作采访都很顺利。
黑色系列代表作就是《“四人帮”兴亡》,这套书写了30个春秋,是非常大的一个题目,而且难度比较高,头绪很多。通过这四个人折射十年文革。这十年,我一直说,中国人民从来没有遭受过这么大的灾难,“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闹剧、丑剧、惨剧。这一段历史永远不能忘记。忘记了历史,就会走历史的覆辙。文化大革命从本质上讲,是极“左”路线的统治,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防止这样的闹剧在中国重演,防止极“左”路线卷土重来。另外,现在年轻的80、90后们,对“文化大革命”、“四人帮”所知甚少。问起“四人帮”是哪四个人?一般能够说出江青,另外三个就不知道了。有的人以为林彪也是“四人帮”,还有人干脆说“四人帮”就是四个人互相帮忙。我希望这本书能用历史告诉未来,告诉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岁月,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不要再走我们过去的路,受那样的灾难。
纪实作家应当有档案意识
记者:您写作《“四人帮”兴亡》这30年,走访了一百多位当事人,这样大量的采访如何理清头绪?采访过程中您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
叶永烈:采访对象大都躲躲闪闪,有时候即使找到人,也不愿意接受采访。比如说我去采访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他知道后放出话来:“我是罪犯,公安部如果要提审我,我不能不回答公安部的问题,叶永烈来采访我,我可以不理他。”他当时已经83岁了,刚刚从秦城监狱放出来,希望能安稳地生活,没人打扰。我就采取了一个办法,先去采访他相关的这些人,他前后三任秘书、他的儿子、他的警卫员、司机等,然后才到他家去采访。
他看到我,爱理不理的。我要面对的第一件事就是称呼问题,喊他什么好呢?按照过去就叫伯达同志,他现在成16名主犯之一,喊他伯达同志就不太适合了。如果喊他陈伯达先生有点见外,叫他陈老师,好像也不是太适合。考虑到他当时的年纪,我就喊他陈老。我说:“陈老,您好。我很早就见过您”。他问:“什么时候见过?”我说:“1958年5月4号那天是北京大学校庆,您到北京大学大饭厅,那天您来做报告,还带了一个翻译,我印象很深。”这时候他笑了,说他的普通话很糟糕。他随后反问我,你也是北大的?一下子就扯上校友了。他问我:“你看过我的文章吗?关于老子的研究文章看了没有?”我知道这时候他要考考我,就说:“您写的老子的文章,毛主席给您写过三封信,前头两封信是通过张闻天同志转给您的,还有一封信是直接写给您的。”他一听就知道我是有备而来,开始愿意跟我谈话了。这时候我按习惯拿出一个录音机来放在他面前,那个录音机是红灯牌,像饭盒那么大小的,上头有一个红灯亮着一闪一闪,一直开在那里。他谈着谈着就说,叶永烈你把那个录音机关一下,过了一会他说你现在可以录了,就开起来,也就是说我的录音也没有被拒绝。
我们慢慢变得很熟悉,有一次,他让我找30年代他在上海发表的一篇小说。他一辈子就写过这么一篇小说,我回上海就赶紧查杂志,然后复印带到北京去念给他听,他非常高兴。当时他的神情很陶醉,像回到了年轻的时候。文中他用到的一些英文代称,还告诉我这是谁,这个小说怎么写的。在秦城监狱写交代的时候他夹带了一张复写纸,给自己留了一封底。后来他把这些材料交给我,让我去复印。我意识到这些交代非常重要,每一段交代都是对某一段历史的回忆。所以我把这些材料统统拿到他家附近的复印店复印了一份。
记者:您曾经表示,30年来的采访过程像“福尔摩斯探案”,常常发现线索和惊喜。是不是因为这样丰富的资料搜集、采访经历,让您对档案保存有超出一般作家的敏感?
叶永烈:我写马思聪出走事件的时候,材料有四个口袋,幸亏看到那个档案,写马思聪才能比较生动。我保存的材料里,仅文革要员王力写给我的亲笔信就有45封,还有许多手稿,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材料。
有些当事人我很庆幸采访得比较早。我曾经说,这本书不可复制,为什么呢?从80年代开始,一个个去找这些当事人做采访,如果晚一点的话恐怕很多人已经过世。今年3月,上海图书馆举行了一个很隆重的仪式,我把我的采访录音和资料,全部无偿捐赠给上海图书馆,他们正在逐步把这些录音带刻成光盘保存下来。档案里的内容有一部分写进书里,但是还有好多内容没有用上。希望多少年之后的研究者还能够听到那些已经过世的历史当事人的叙述。
纪实文学作家,档案保存非常重要。我的档案保存条理很清楚,分门别类。当时采访的录音带,都标注着几月几号、地点、采访人是谁,摆在铁柜里,可以防止磁干扰,还放了干燥剂。按道理磁带只能保存十年,这次我移交上海档案馆,保存了二十几年的磁带现在放出来都清清楚楚。
纪实作品的文学性在于丰富的细节
记者:这些口述历史的录音材料,带着采访对象本人的情感倾向。您怎么分辨和处理这些叙述的真伪?
叶永烈:口述历史非常重要,但口述历史不可不听,不可全信,回忆会有不准确的地方。人对数字的记忆力是最差的,年代记错是常有的事。还有就是护短:采访陈伯达时他就曾提醒我,年长的人往往会护短,要我跟当时的报道、他自己的讲话进行比较。记忆上的错误也时有发生。最明显的就是王力,他自我感觉很好,总是习惯性地说“我早就指出来了”“我早就说过了”,显得他有先见之明。但他的回忆依然非常重要。“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明灯”,是毛主席语录里的一句话。当时那封贺电是王力起草的,毛泽东在那句话上画了一个圈。王力口述了起草的全过程,如果他不说,历史就会以为这句话的作者是毛泽东。
历史事件过去很多年后,会错综复杂,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我会采取并列法。比如毛泽东和江青的约法三章,我在书中就将各种说法罗列在一起,让读者自己去判断,我相信读者有时候比作者更加高明。
记者:您在写作过程中,怎样平衡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
叶永烈:当代人写当代史最大的缺陷,就像看一幅油画,站近了看不清楚。所以写当代重大历史题材,纪实文学作家要有自己的思想和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家就是思想家。纪实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就是丰富的细节,但虚构的对话、心理活动都是绝对的忌讳。心理活动是小说的一大特色,却不符合真实。在书中,对白我用得很少。而且写作越到后期,我就越少写对话,越是涉及当代重大的历史事件,最好保证所有的事实都有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