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7月31日10:37 来源：《长城》 作者：张清华 点击: 次
很奇怪，是上海这座历史并不悠久的城市，成为了现代中国“城市故事”及“城市经验”的基本温床和载体。在1842年被迫开埠之前，它还只是一个荒凉的小镇，随着鸦片战争中惨败的清政府不得不在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上签字，承认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上海才开始了走向“现代”的进程。随之，一棵枯树上长出了一个奇怪的新芽，一个封闭的农业文明与专制的王权社会结构中出现了一块“奇异的飞地”。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拒斥与认同、磨合与发展，到1930年代，上海已不只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且已成为全亚洲最为繁华的国际大都会。
假如我们不去追问，自然也不会深思，为什么会是上海而不是别的地方，成为了“东方的巴黎”？除了国际国内的大势使然，除了长江流域自古以来繁华与富庶的积淀，到底还有哪些因素导致上海“成为了上海”，而不是别的任何地方？
显然，上海有太多值得我们追究的东西，一个小小村落，何以在不到百年中成为了一座现代的都市，且有了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化，以及文学中特立独行的故事？在近代中国所经历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上海究竟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美国学者罗兹·墨菲曾将上海喻为“现代中国的钥匙”，认为“上海，连同它在近百年成长发展的格局，一直是现代中国的缩影”（《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不难理解，研究这座城市一百多年的沧桑变迁，探查这座城的历史与现实以及城中人的境遇和体验，确乎就是探究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城市化历史与现代性进程。
然而如何才能重新还原一座城市曾经的风貌情致？那些旧时的街道与码头、桥梁与建筑或许都在，老照片和旧电影也都在，但去哪里打捞、钩沉那些消失在时光烟云中的活的情态细节、活的日常景观？无疑还是文学，它是带我们穿越时空拘囿、回到历史现场的唯一方式。而且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谱系居然是如此地详尽和清晰——自晚清的《海上花列传》《歇浦潮》《海上繁华梦》《文明小史》等开始，关于上海的小说就呈现出了格外细腻的人间百态，确立了中国人现代式的“繁华如梦”的叙述雏形，“海上繁花，甲于天下。则人之游海上者，其人无一非梦中人，其境即无一非梦中境。是故灯红酒绿，一梦幻也；车水马龙，一梦游也；张园愚园，戏馆书馆，一引人入梦之地也……”而与此差不多同时，另一批改良政治小说，也借助上海的各式西洋景象，开始虚构自己的抒情共同体——“未来中国”。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书写”迎来第一个创作高潮，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徐訏、无名氏标举的“新浪漫派”，蒋光慈、茅盾、丁玲演绎的“革命寓言”，张爱玲、苏青热衷的“世俗流言”等等，共同聚焦上海，写出了这座城市或摩登、或革命、或浪漫、或世俗、或传奇、或日常的多元风貌和混成气质。关于“十里洋场”、外滩和“租界”纸醉金迷的资本主义想象，关于底层苦难、工人暴动与“革命加恋爱”的红色青春激情，关于“深宅大院”或“里弄阁楼”里世俗男女、蜚短流长的日常生活体认，以及充满异域风情、奇幻经历和神秘人物的浪漫传奇故事，一起构成了上海这座既现代、又有其独特传统的令人匪夷所思的城市五光十色的文化内涵，使之成为中国关于现代生活和城市神话的标准摹本。
1949年后，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改变，城市一度变成了被“改造”的对象，成为在道德上藏污纳垢、在政治上腐朽衰败、在文化上代表了“资本主义势力”的符号，而乡村反而成为革命政治的核心与堡垒，主流价值的可信载体。因此1950到1970年代的“上海书写”相较前期三四十年代以及之后的1990年代，显得极为薄弱。主要集中在追溯上海的红色记忆以确证这座过度西方化的城市的内在革命性上，如话剧《战上海》《霓虹灯下的哨兵》等，而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则在继承晚清现代民族自强想象的同时，重点突出了上海作为一个前资本主义和半殖民城市被规训和改造的过程。
上海城市叙事的再度恢复，是在1990年代初期。接续张爱玲式的叙事，王安忆相继写下《一千零一弄》《长恨歌》《富萍》《妹头》等上海弄堂故事，尤其是1995年出版的《长恨歌》，标志着王安忆“上海书写”的极致，在这部试图写出“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王安忆语）的作品中，作家也提出了个人对城市“世俗性”的认同：弄堂是上海的“芯子”，它虽不够大方和高尚，也不承载史诗，但小情小调更可人心意，是过日子的情态。在此前后，一股关于“老上海”的怀旧风也一并将“上海书写”推向高潮，素素、程乃珊、陈丹燕均以考证纪实的名义虚构了一个乱世浮华的上海：津津乐道地渲染俱乐部、咖啡馆、夜总会、豪华饭店和花园洋房搭建的城市景观，不厌其烦地铺排昔日名媛和世家少年泡酒吧、看电影、开跑车、弹钢琴、办化妆舞会的摩登生活。这些怀旧的文字一方面迎合着上海“重建现代大都市形象”的内在需要，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当代国人对城市精致优雅生活的审美想象。继之而来的，是号称“70后”与“80后”的“新上海书写”，不止有卫慧、棉棉的一夜成名，安妮宝贝、郭敬明的异军突起，更有无数新人在这个过程中竞相模仿，趋之若鹜。上海在他们的笔下，变成了一个追逐流行时尚、挥霍年轻身体、寻找感官刺激、展现享乐主义与叛逆青春的生动合一的绝佳境地。而他们这种对青春的恣意挥霍，其叙述中所洋溢和鼓荡着的欲望与妖魅气息，正好又成为狂欢不夜的“新上海”或者“崛起的中国”之最感性生动的影像。
与北京城市文化中的某种相对稳定与恒常的因素不同，上海作为一个多元移民城市、一个前卫的现代城市、一个经历半殖民地且格外认同外来文化的城市、一个酝酿过改良及革命也孕育了现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城市、一个由更多基本市民阶层及其“弄堂意识形态”构成了根基与底座的城市，她的主体面孔更复杂多变，也更具无形的传统根性，往往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不同的物质空间而异、因各自的价值归属而异。故而，对上海的想象也更为复杂多变且与时俱进、不断诞生着新的城市讲述者。这使得“文学上海”在中国近百年文学的城市叙事中自成格局、蔚为大观。这大约是其他城市所妒忌、艳羡和望尘莫及的。我们能够说出的大约就是——“没有办法，这就是上海”。
此外，与“北京书写”不同，上海叙事的经验中并不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成分，也不像春树们的青春叙述那样“残酷”，上海的叙事中永远充满着日常生活的诡奇魔力，派生着优雅的——或者至少不那么粗鄙和丑陋的女性故事，这也显示了两座城市完全不同的文化类型与精神内涵。某种程度上，上海也许更接近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经验：天然的市民性、自由色彩与“阴性”特质，使她保有着日常与温润、世俗而精致的审美质地，也为她培养了敏锐感性、长于繁复细节的经验主体。没有对城市特质的细腻体验，城市文学的诞生不可想象，由此来看，上海与她的书写者其实是互相给予、互相支撑的，显然谁也离不开谁。
（文章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