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02月28日08:56 来源：思南读书会 作者：思南读书会 点击: 次
从左至右为梁民愫、陈茂华、刘佳林
1月19日下午，陈茂华携其新书《西方新传记史学研究》做客思南读书会第490期，与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佳林、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梁民愫共同梳理传记史的发展脉络，并与当下时代建立对话可能。
西方新传记史学之“新”
《西方新传记史学研究》从新传记史学文本个案与二战后西方史学史的角度，在辨析代表性文本史学思想的基础上，厘清其研究主题与微观史学、新社会文化史学的关联及异同，揭示其史学范式的特征与价值。除了纵向梳理传记史学观念的发展脉络外，尤为注重阐明各个新史学研究领域之间的对话，从方法论视域及史学价值取向上，获致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分析结论。
本书的写作缘起是陈茂华意欲考究西方史学的最新变化。她将其归纳为四点。首先，西方新传记史学在研究对象上呈现出拓展趋势。传统传记多聚焦于精英人物，而目前的传记则将目光投向了普通人与边缘人。然而新传记史学并非用人民史观抗衡精英史观，而是在坚持“人的生命都值得我们尊重，人的权力都需要我们捍卫”的价值前提下，挖掘不同主体的历史。
陈茂华
其次，新传记史学在认识论层面不做预先设定，因此在叙述过程中不再执着于分析因果关系，而是着重阐释人物的社会关系及所处的文化体系。这就导致在具体文本中，对小人物自身的直接描述较少，而关于其关系网络的刻画着墨更多。
再者，新传记史学承认在方法论上不具备自主体系，并将此视为优点。正是由于这种 “非自主性”，历史学得以突破自身局限，广泛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理论等诸多领域汲取方法上的启示。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只要能够保证历史证据的真实客观性，研究者便无需顾虑方法的选择会影响历史真实面貌的呈现。
最后，新传记史学强调生命平等。这种理念倡导人们无需竞争，而是专注于自己的人生，实现与自我、与世界的和解。作者本人亦从中受益：“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再普通的人只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就会有力量。如今我内心有一种丰盈感，只要坚信我所从事的研究有意义，我便无惧他人评价与各种体系的规训。”这就是历史学的温暖之处。
刘佳林补充，新传记史学之“新”首先体现在对传记观念的理解。英国传记家里顿·斯特拉奇视传统传记如治丧，只有对人物生平的机械梳理和阿谀歌颂。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在20世纪提出的“新传记”概念便是脱胎于对编年史式的叙述的不满，她认为真正的传记应当是一门艺术。
比较视野下的中西方传记史学
“中国的传记研究，一方面继承司马迁的伟大传统，同时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建构起属于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刘佳林分析，以《史记》为源头的中国传记形成以人物为中心的叙述方式，而西方史学则更关注事件。留英归来的朱东润先生将西方史学观念带入中国，并推动了大学里的传记课程开设。20世纪40年代，王元先生提出“传记学”概念，使其成为历史与文学的独立学科。
刘佳林
如今，传记学已得到学术机制层面的大力支持。美国夏威夷大学于1978年创办了《传记：跨学科季刊》杂志，又于1988年成立了传记中心。在西方影响下，中国于1991年成立了中国传记文学学会。1999年，北京大学主办了一次国际传记文学学术会议，主题之一是讨论传记的转向，并成立了国际传记协会（IABA）。2012年，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了传记中心，随后创办《现代传记研究》，此刊物在国际中文学界受到广泛关注。
梁民愫更细致地梳理了西方传记史学的发展趋势。自民族主义时代以来，西方传记史学重精英历史书写，忽视了个人传记的重要性。然而霍布斯鲍姆指出：历史制度参照两类过去，一是以英雄人物为主体的宏大叙事，二是基于个人背景的历史，传记是其重要表现形式。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挖掘出被埋没的部分。相较于精英传记对政治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强调，普通百姓的历史恰恰是具备丰富的情感色彩。
梁民愫
陈茂华表示，中国传记书写也逐渐关注个人生命史。如罗新的《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将王钟儿的个人命运与时代紧密相连，完整勾勒出北朝从部落形态迈向封建社会的进程中，宫廷格局、民间风貌以及文化权力机制的运作与演变。章开沅的《凡人琐事：我的回忆》通过记录他个人的经历和对世界的看法来展现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变迁。尽管个体书写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但正是人类的个性让文明有存续的希望。“当我们怀揣历史意识书写个人传记，未来的史学家或许能从中探寻真相。”
AI时代的传记写作
在AI时代如何写传记？刘佳林认为，AI只是提供了写作手段，而人文学者的独立判断仍必不可少。史家讲究四长：史学、史识、史德、史才。其中唯有史学可通过AI技术获得，其余三者皆依赖写作者的主体与个性。
另外，新传记观念带来的一大变化是由传记（Biography）到生命写作（Life Writing）的转变。后者极大地拓宽了传记文类的范围，因为它意味着所有写作主体的多元化。普通人得以摆脱传统传记观念的束缚，从传记爱好者和读者转变自身生命故事的执笔者。英国传记大家塞缪尔·约翰森早就提出过“传主平等”的思想。随着个性主义与民族意识的发展，人们愈发意识到，每一个体的生命价值皆具有同等分量，因此每一个体的生命故事都值得被书写。基于此，AI时代的写作手段也应更丰富，如文字、口述史、图片等。
现场读者
梁民愫强调，历史研究除AI提供的资料外，离不开专业训练。霍布斯鲍姆曾形象地将历史学家比作键盘，敲击的字符比作军火库的炸药乃至死亡判决。他借此强调意识形态的左右会导致对历史真相的遮蔽，以及对社会记忆产生的毁灭性作用。因此，在AI时代阅读传记需要通过历史学的专业训练形成判断力。
陈茂华进一步提出，AI时代的传记史学应当在对话和自我批判中找到新的生长点。既然历史研究的本质是阐述各自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历史学家就有责任摈弃糟粕，构建健康的文化，引领新的文明发展方向。以罗新为例，其传记作品既注重与世界对话，又调动当下理论与传统文化对话，其中既包含传承，也秉持批判态度。这一过程所催生出的新时代文化滋养着今日的每一个人。
思南读书会No.490
现场：戚译心
直播：林悦宁
撰稿：蔡圣辉
改稿：郭 浏
摄影：迟 惠
编辑：陈思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