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7月21日23:02 来源：文汇读书报20140711 作者：王辉城 点击: 次
文/王辉城（书评人）
好的小说家，不单单要有高超的技艺，更要有一颗勇敢的心。有时候，后者比前者显得更加重要。技艺属于“身外之物”，可以经过后天习得。而后者属于个人秉性，显得尤为稀缺。人生活于世，所要遭遇的事情何其多，所要面临的困境何其多。贝索斯言，聪明是一种天赋，善良是一种选择。“选择”一词极妙，赋予行动强大的力量。善良是种底线，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论及，沉默是保持人性的一种方法。所以，面对茫茫历史，善良是在坚守底线，而勇气则是主动出击，是反思历史。历史有何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孙颙在长篇小说《缥缈的峰》中，试图弥合的正是现代史里的巨大裂缝。
加拿大的圣伊莱亚斯山脉与中国的西藏高原，两者遥遥相望，中间隔着浩渺的太平洋。在小说叙事中，生活于加拿大的成方是一条线，生活在上海的崔丹妮是另一条线。两人本是夫妻，两人之间相隔的是太平洋，更是沉重的历史。夫妻两人本是军人，成方出生于小知识分子之家，而崔丹妮家庭显赫。两人的结合是男才女貌，但婚后却摩擦不断。成方的出逃有崔丹妮给予他的压力，但崔海洋借他行枉法之举则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成方在泰国当古董店小二时，认识了后来的生活伴侣沙丽。沙丽是加拿大华裔，身上背着沉重的历史，祖父作为清末的外交官，心怀故国。成方离开后，崔丹妮执意生下她与成方的孩子———吴语。这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孩子，童年时承受了许多的伤害。随着生活的变迁，崔丹妮的性格也为之一变，从骄横的大小姐变成一心向佛的教徒。
圣伊莱亚斯和西藏高原，其指向当然不局限于自然界。它们是巨大的隐喻：在成方那里，西藏高原是不可断绝的乡愁；而在崔丹妮那边，圣伊莱亚斯便是沉重的历史。两座山峰的指向，其实是一致的。在小说里，孙颙生怕读者误解这巨大的意象，多处把山峰与理想主义联系在一起。在小说开篇，映入眼帘的是“千山鸟飞绝”的万里雪野，这是远离尘世纷争的世外桃源，也是孤冷之地。在这样的地方，遥想着故国风景，乡愁之深可想而知。若说我们在成方的身上看到的是历史的哀愁，那么在崔丹妮身上所显现的则是现实的残酷。她的改变肇始于成方的逃遁，执意生下吴语之后，体会了一番世态炎凉———哥哥崔海洋勾结小流氓，使她受尽了侮辱。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崔丹妮的眼睛去看上海这座城市，或者说中国这块土地的沧桑巨变。崔海洋的咄咄逼人、赖一仁的坚守、俞小庆的贪婪与脆弱，皆是生长于此。人性的荣光和不堪，交汇在一起。事实上，不管是成方还是崔丹妮，无论是追溯过去还是面向未来，急需面对的，还是当下赤裸裸的现实。成方重新踏上故土，崔丹妮试图在佛祖那里寻找到答案，都是为了回答最迫切的现实问题。
在我看来，《缥缈的峰》是一部探讨历史问题的小说。成方是加拿大的圣伊莱亚斯山脉，崔丹妮便是西藏高原，两条线辐射出来，各自开出厚重而繁杂多样的篇章，尔后又两川归流———洪荒历史，弥合在一起。这是孙颙技巧娴熟之处。在小说中，无论是沙丽、成方，还是崔家兄妹、赖一仁，都背负着沉重的历史。成方、崔家姐妹、赖一仁都经历过“文革”，他们的态度，亦可算是对待历史的几种典型态度：成方是逃离出去；崔丹妮深觉自己带有原罪； 崔海洋作为加害者，却无反思的意识；赖一仁是作为受害者的形象出现的； 而远在加拿大的沙丽则跟他们不一样，她身背的历史更加久远，变成了一块心结； 而成长于新时代的吴语，是一个人物，也是一个象征。吴语，即是无语，是崔丹妮一怒之下所取的名字，是对娘家和成方的愤怒，也象征着她那一代人对历史的沉默。
人生于世，行走于大地，往后看是历史，往前走是未来。现代史厚重又敏感，书写它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技巧，更需要勇气。一个国家要往前走，必然要厘清历史问题。
不过，小说终究是和历史截然不同的文体。小说的世界或许没有历史的深刻、纵深，但是它更为广阔、多样。所以，在《缥缈的峰》里，孙颙对于历史的关注和思考只是山峰的一个侧面。我们说起一部小说的好坏，有个基本的判断原则，便是这部小说所呈现的世界是否复杂，它的指向是否多元，它的人物是否饱满，孙颙的《缥缈的峰》满足了这样的要求。他对历史的思考，对市场的关注，对现实的捕捉，都体现了相当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