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04月26日09:49 来源：思南读书会 作者：思南读书会 点击: 次
从左至右为金理、陈福民、程永新
10月30日下午，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陈福民携文化散文集《北纬四十度》作客思南读书会381期，与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金理、《收获》主编程永新从北纬四十度的地理概念聊起，展开一场有关“历史书写中的文学心思”的对谈。
充满魅力的北纬四十度
《北纬四十度》是评论家陈福民围绕北纬四十度进行探究民族融合与民族历史的文化散文集，也是文学创作的细腻笔法与历史研究的严谨姿态的一次完美结合。“北纬四十度”是一个地理概念。由于蒙古高原地质构造高海拔的缘故，以长城为标志，北纬四十度地理带在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族群与生活方式：在它的南方，定居民族修城筑寨掘土开渠，男耕女织安居乐业；它的北方，游牧民族辽远开阔骏马驰骋，寒风劲凛雨雪交加。
陈福民介绍道，按照中国版图，"北纬四十度"东起辽宁丹东，向西延伸走到秦皇岛、北京、大同，再往西走包头、呼和浩特，再往西走到喀什，这条线正好跟中国的万里长城基本是重叠的。这并不是一种巧合，长城之所以修在北纬四十度这条线上，是因为这个地方非常特殊，是蒙古高原和平原的交界处。
他认为，华夏民族的发展、进步、遭遇的挫折，都跟北纬四十度有关。中原定居的汉民族跟北纬四十度以北的鲜卑、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打了两千年，最后融合成华夏民族，如书中所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们最后都变成了中国人。”北纬四十度并不是保守的，固步自封的地方，实际上是民族的生存进行伟大的创造，为了共同的生存空间而产生的事实上的文化、文明的冲撞的结果，这是北纬四十度特殊的魅力。
金理谈到，北纬四十度这条地理带既是冲突战争的前沿，也是不同文化交流融合的前沿，甚至可能就是人类发展的一种象征、一种寓言，正如腰封中的文字，“与今天的人类生死相依。”
书中文章自2018年开始在《收获》发表。主编程永新谈到，“这是一本有分量的书，只有通过长时间的阅读积累与行走才会有那种沉甸甸的思考与感受。"
“书里写到的地方，我确实都不止跑过一次。”陈福民回应道，书里每一章开头都配有照片，这些照片都是他自己拍的，“在百度上看到的，在书里看到的东西和你实地看到的一定完全不同，也会让你写出来的东西完全不同。要求自己尽可能去实地看看，也是在写作上对自己提出一些要求。”
程永新尤其喜欢《北纬四十度》里的那些闲笔，它们涉及饮食、服装、和亲、文化、艺术、边塞诗等方方面面，“他讲的那些故事我们之前大概知道一点，但因为他生动的文字呈现，我们更被吸引了。在我看来，借余秋雨的一句话，陈福民做了一项艺术创造工程，他用文字在纸上建立了一座文明的长城、文化的长城。”
面对历史，文学能做什么？
金理认为，《北纬四十度》是一部具有历史品格的非虚构作品，同时又带有天然的文学基因。书中在描写明英宗与身边太监王振匪夷所思的关系时，特意考察了两人相见时的年龄、皇帝的少年境遇以及这样的境遇对皇帝的人生历程产生什么影响，这其中有精神分析与心理学的意味，展现了文学研究者的本色。此外，书中还将一些现代流行语如“肥宅”“废柴”等点缀其中。对此，他向陈福民提问，面对历史，文学能做什么？
陈福民谈到自己的创作过程。一方面，他下了很大功夫去学习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知识，他在创作中坚持的底线是“文章可以没有那么漂亮，但硬知识不能出错”。他笑言，“不能让人家觉得文学就会瞎编和虚构，那就是我给文学丢人了。在这个前提下，我要做的，就是比他们写得好看。”
另一方面，他一直努力在普通读者与高深知识之间架设一条桥梁，让高深的历史通过文学变成一个可以触摸、感受、理解的知识，“这是这本书主要做的工作。”他认为书中的文学性有重要的两点，一个是人物故事，一个是长篇散文中的“闲笔”，“可能是从主体故事中跳出来叙述另一件事，发一点小议论，但不能太长，太长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根还是在主脉上。”
陈福民认为文学是一项没有边界、最自由的事业，而自由也意味着难度，“比如说人物的挖掘、设计、心理分析，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活动时所呈现的意义，对古代人物、历史事件已经有定评的，今天如何重新看待、重新讨论？” 对于金理所说的“流行语言”，他回应，“这看起来好像有点轻浮，但对于我来说其实不是轻浮。因为历史太沉重、枯燥，需要用一种生动的、鲜活的语言去处理它、呈现它。”
“失败者之歌”
金理谈到，作者在书中不断转换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丰富了历史考察的视野。比如关于飞将军李广有很多有趣而特别的论述——汉武帝看人眼光毒辣，却没有重用过李广；而李广是唯一在《史记》中被提到个人作战能力的正规军将领，这也许是司马迁对于李广的偏爱，书中推论历史上的李广可能是一个有匹夫之用而无运筹帷幄能力的人。他生活在崇尚儒学的汉代，强调社会协作，不太看重有个人英雄主义的人。令人惊艳的是结尾具有文学意味的断语：“李广有些不合时宜，走在与时代相悖的道路上，但这个世界如果少了这样的不合时宜，也是单调的。”
在陈福民看来，如何看待一些不合时宜的人是衡量自身情怀很重要的标尺。在书写李广时，陈福民清楚，作为受到李陵牵连而遭遇不公正处罚的人，司马迁在不断地美化李广。比如李广全军覆灭，一人逃回长安，司马迁基本不写他为何战败，而是着力渲染他是如何英勇地抢敌人的马，用敌人的箭射死敌人，使后世都只记住了李广的英勇。陈福民说：“对历史人物产生同情，这是文学的强项。历史学家会严格遵循史实，但是文学家第一会看到那些历史人物的悲剧，第二会让读者看到你之所以这么写的心理动机，第三，会让每个读者意识到这些被同情的对象极有可能就是我个人的一部分。”
他将司马迁对于李广的书写定义为一首“失败者之歌”，他说：“但为什么即便是一个失败者的悲情故事，我也理解司马迁为他去写失败者之歌？这就是文学看待这个世界的尊严与方式。我们今天回头去看，司马迁对李广的辩护亦有很深切的对自己身世的悲愤在里面。我们对待失败者要有一种同情。这个同情不是烂好人而是当作一种境遇，当作自己理解人生的宽度来处理。”
思南读书会NO.381简讯
现场：王若虚、李伟长
撰稿：陈 思
摄影：迟 惠
编辑：江心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