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6月25日18:57 来源：环球人物 关联作家：徐中玉 点击: 次
“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物美、价廉、耐磨、爱国，穷也穷不走，打也打不走。挨着无奈，忍辱负重，挨过就算了。诚然懦弱、无能，但挚爱这块土地，这里有我们丰富的文化宝藏。”——徐中玉（1915——，语文教育专家）
“如果允许单独招生，我的意思是每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科目就不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1978年，新上任的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在自己的就职宣言中如此说道。
也是在那一年，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不满当时的语文教材，专门邀请时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徐中玉，编写《大学语文》。书的序言中如此写道：“大学里开设语文课，意义重大。马克思曾经说过，掌握一种语言，就等于掌握一项武器。现在很多大学生，语文水平较低。试问，连祖国语文这一基本武器都不能掌握，如何能正确地理解科学知识和完善地表达科研成果？”
30多年过去，语文的价值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中小学校园里，诵读、补习英语的远比捧读语文课本的多得多。就在最近，作为重点高校的中国人民大学也将大学汉语改成选修课。当年那辈懂得语文之用的大家们多已作古，只有徐中玉先生是难得的长寿之人，到明年农历正月初二就整100岁了。按传统祝寿“做九不做十”的习俗，不久前，华东范师大学和上海作协为他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百岁庆贺活动。老人家虽不像前些年那样行如风，但身板依然硬朗挺直。国字脸，剑眉，硬挺挺的短发，脸上的每一根线条都像刀刻上去的，站在天地之间，与其说是文人不如说更像军人。老人家喜欢说过去，对现在语文的衰落，只喃喃一句：“大学不能‘失语’。”
忧患深深的一生
徐中玉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里度过的，经历可以说很单纯，可他所处的时代实在是太动荡了。年少时，家里生活困难。因为师范科不用学费，吃饭也不用花钱，徐中玉便考取了无锡省立中学师范科，毕业后先得去小学当两年教师，才能接着考大学。十七八岁的徐中玉，做了两年“孩子王”，然后揣着攒下的200块钱，考上了位于青岛的国立山东大学国文系。
美好的大学生活因为日军侵华，被搅得支离破碎：随高校内迁到重庆，又转而到了中山大学。学业却在受难的日子里毫不松懈，一口气读到了硕士。他在自己写的《忧患深深八十年》一文中说：“生活在20世纪的中国，有幸有不幸。幸与不幸复杂交错，很难截然划分。当时的感觉与后来回想时又有不同。每一个时代的人们大概都有类似的经历。”咀嚼这番话，你能深深感受到一位历经世事的老人的通达。
虽然多年间都“躲”在校园里，徐中玉却不是一个不问世事的书呆子。在山东读书时，他就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并在“一二·九”运动期间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锋队”。为了自力更生筹措学习费用，徐中玉进大学后就开始发表文艺作品，为当时一些著名报刊撰稿。其间山东大学曾一度并入重庆中央大学，徐中玉担任中大文学会主席，组织各种活动，曾邀请郭沫若、老舍、胡风等到学校讲演，开风气之先。由老舍介绍，徐中玉还参加了“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为协会中唯一尚在读书的大学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徐中玉回到复校的山东大学任教，由于公开支持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运动，被国民党青岛警备司令指为“奸匪”，密令将他中途解聘。1947年，他到上海沪江大学任教，并兼在同济、复旦中文系教课，同时在《观察》、《大公报》等民主刊物上发表文章。徐中玉还与姚雪垠合编了《报告》周刊，但第一期印出即被禁止发行。上海解放后，徐中玉欢欣鼓舞。1952年，因院系调整，他来到华东师范大学，在教学的同时，笔耕更勤。
知识分子的风骨
在上海学界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中，徐中玉的“硬朗”是其突出的性格特征。这种特征来自于他果敢的性格、独立的操守以及不妥协的人格。
20多年间，徐中玉被剥夺了研究、写作的权利。逆境当中，他在“扫地除草之余，新读700多种书，积下数万张卡片，约计手写远逾1000万字”。因为这种丰厚的学术积累，他顶着“右派”的帽子还被选入了《辞海》编辑组，他后来编著的许多作品也都得益于这些卡片。正是对知识、学术的热爱和信念，使他得以度过那段异常艰难的时光。
翻看徐中玉的大部分文章，无论是其古代文学研究，还是当代文艺理论研究，都贯穿着他的忧患意识。凡是他觉得于国于民于党有利的话，从抨击严重腐败之风到文化的失落、教育的困境、道德的沦丧，该讲的他都讲了，不仅私人场合讲，而且在公众场合大声疾呼，真是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在心。在和他共事半生的钱谷融老先生眼里：“中玉兄不但热心公益，勇于任事，而且敢作敢为，只要义之所在，他都挺身而出，绝不瞻前顾后、首鼠两端。”徐中玉的学生、著名文艺理论家毛时安感慨道：“倘若有什么能概括先生形象特征的词汇的话，在我看来，最准确的莫过于‘风骨’二字。”
这种风骨，徐中玉自己是这么解读的。他说：“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物美、价廉、耐磨、爱国，穷也穷不走，打也打不走。挨着无奈，忍辱负重，挨过就算了。诚然懦弱、无能，但挚爱这块土地，这里有我们丰富的文化宝藏。”古人之中，徐中玉最推崇苏东坡，历尽苦难而豁达大度，他以为是知识分子的典型。
《大学语文》的推进者
徐中玉年过六旬随后出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把中文系办得红红火火。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便是推广《大学语文》课及教材。
《大学语文》是大学本专科的公共基础课。1952年院系调整时，大学教育照搬苏联模式，语文被取消，从此中断了20多年。1978年，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教授联合徐中玉发出倡议，在高校恢复大学语文课程，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恢复。随后，山东大学、杭州大学等一批学校也陆续恢复了这门课程。
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学校里的语文教材其实都是政治教材，语文课就是政治课。到徐中玉编《大学语文》时，环境已经宽松很多。“胡适的文章是我第一个选进《大学语文》的，上面从来没有干涉过，当时很多人都替我担心。而且，我选的那篇文章叫《容忍与自由》，大家都觉得有点冒险。”
1981年，《大学语文》教材问世，此后不断修订，至今已出第十版，印数累计3000多万册。编撰教材之外，由徐中玉担任主编、会长的《大学语文》教材编审委员会、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后改名“大学语文研究会”）成立。这些努力，奠定了数十年来大学语文课程教学研究蓬勃发展的基础。说起往事，徐先生也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有人曾问徐中玉：“现在一些大学的语文课程日趋边缘化，母语教育正在受到伤害。您如何看待这种现状?”徐中玉如此回答：“每个大学生应有一专之长，但通才教育需要他们尽可能具有较为广博的学识，高远的视野，具有人文精神与素质。对于以上方面，学好、教好大学语文课程的作用都是无法替代的，它的价值无法用一时的物质回报来衡量。可以说，大学语文课程对学生一辈子有用，只能进一步加强，力求做得更好，绝不可忽视、削弱。”
“华东师大作家群”背后的主帅
现在，文坛都知道上海有个“华东师大作家群”，包括陈丹燕、格非、许子东、朱大可等数十个77、78级学生，覆盖了小说、诗歌、散文、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儿童文学等各个方面。这被认为是教育界、学界、文坛的一大奇观。创造了这个奇迹、站在这个团队背后的主帅，就是徐中玉先生。
徐中玉支持和鼓励同学们的课余文学创作，还常常在全系大会上点名表扬一些在创作上有成绩的学生，推动了中文系的创作热。他做过一项高校中文系史无前例的规定：凡是在创作上已经取得成绩的学生，毕业论文可以用文学作品来代替。作家赵丽宏当时的毕业论文，就是一本诗集，王小鹰的毕业论文就是一部长篇小说。
在担任系主任期间，徐先生还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举办了全国古代文论师资培训班。王元化、舒芜、吴组缃等名师从四面八方来到培训班授课。一时间鸿儒云集，名流荟萃，真当得起“盛况空前”四个字。在这个基础上，又成立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出版了《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如今，当年的学生大都成了高校国学研究的骨干。
徐中玉先后主编过10多种期刊。90多岁时，他还在坚持亲自主编《文艺理论研究》，审阅所有来稿，每期共计有二十七八万字，对一位如此年纪的老人来说，这种工作量是不可思议的。由于编辑工作的时间限定，他多次放弃了与在美国的家人团聚的机会。已退休的子女都劝他不要再工作了，徐先生总是笑笑：“我还可以，责任未尽。”直到去年，徐先生由于自感记忆力下降，主动引退，但依旧热切关心着刊物的发展。
现在，老人仍然每天晚上11点半以后才睡觉，早上6点钟就起床，中午从来不午休，是上海有名的健康老人。“我的秘诀就是走路，每天要走一个多钟头，从家到长风公园，不停地走。要是路上碰到钱谷融先生（1919-2017），就一道走。走路有什么稀奇呢？贵在坚持而已。散步健身，工作健脑。Keep walking（坚持走路），Keep working（保持工作状态）！”他的头脑里经常思考着各种问题。“看到报纸上有需要的资料，我就自己剪下来，隔一段时间整理一下，这样以后使用的时候就不用临时去找了。想到一个问题，我至少可以找到二三十篇相关的文章。”
徐中玉的老伴已经离世，女儿、儿子也都到了古稀之年。儿子当年在美国读完博士留在那里，后来成为终身教授。重孙辈如今都已经快10岁了。一家人四世同堂，难得一聚，倒也其乐融融。
借着老人百岁华诞，众多媒体也争相采访，提出的问题五花八门。徐老对自己的苦难、个人恩怨总是避而不谈，因为他早已不予计较。虽曾经颠沛坎坷，大起大落，但老人于国于己真诚不渝。1984年，徐老年届七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当时就写下如此心声：“年已七十，复何所求，只想以此鞭策自己。过去的已经过去，还有什么个人恩怨须记，觉得认真总结教训，一致向前看才是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