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4月23日14:09 来源：未知 作者：上海作家网 点击: 次
《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一书所呈现的历史档案中，有哪些鲜活的人和事？备受文学界关注的《译文》停刊公案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昨天下午的第291期思南读书会上，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和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一同畅谈“生活书店的那些人和事”，上海韬奋纪念馆副馆长赵书雷担任主持。
从左至右为周立民、陈子善、顾青、赵书雷
精彩会议纪要
顾青（中华书局总编辑）：
我今天要讲的一个观点就是，民国史料虽然很多，但目前的第一要务还是抢救。我们现在讨论的这本书《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是生活书店的内部档案。会议记录每个机构都有，但能够留存下来并整理出来的并不多。现在有个现象，就是很多人珍视历史久远的甲骨文，大家反而不够重视身边的这些真实的、具有唯一性的民国史料。所以目前，抢救仍然是第一位的。既然抢救，出版界的工作就是将其原封不动地影印出来。影印的好处就是不改不删。尤其是《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这种彩色传真式的影印，需要胆量、技术和成本。感谢韬奋纪念馆能够把这批资料拿出来，原封不动影印出来，不删不改不去描修，这就是最伟大的抢救。这件事怎么评价都不过分，有了这个基础就可以进行研究了。
顾青
中国有两家现代出版企业超过一百年历史，第一家叫商务印书馆，第二家是中华书局。我们的编辑总说，商务印书馆研究那么多，中华书局的研究为什么这么少？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华书局的很多史料我们没有像韬奋纪念馆的这本会议记录一样及时整理出来。只有提供了史料，学术界才可以进行研究。是这本书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有了这个史料，三联书店的形成和发展，才有了最基本的依据。
我想说的第三点是，正因为中国近现代的很多出版史料没有得到很好的公布，后期的学术研究就特别需要优秀的学者，透过并不完整的史料，看到史料背后的那些人、那些事。特别需要像陈子善教授、周立民馆长这样优秀的学者，替我们透过历史史料把里面最精彩最新鲜的人和事挖掘出来，跟大家分享。
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第一次看到《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这本书，是在今年年初聚珍文化编辑部的年会上。当时就觉得这本书出得好，为我们研究民国时期的出版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对研究生活书店。
大家知道生活书店在民国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出版机构，它是后来异军突起的，后来和读书、新知一起合并成三联书店。所以了解生活书店是怎么产生的，怎么变化的？内部又是怎么组织的，怎么运作的？这本书里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比如他们开会是在讨论些什么问题？作为书店的高层是怎么决策的？以及员工怠工怎么处理，诸如此类。
现场读者
生活书店的这些老人，邹韬奋和毕云程我没有见过，但是生活书店其他几位老人尤其是徐伯昕先生，还有和生活书店关系特别密切的胡愈之先生我都见过。为什么去见他们？就是因为和这本书里面的内容直接或者间接相关的事。1977年10月份我们油印了一本《鲁迅研究参考资料》，供内部参考，里面就有徐伯昕先生那篇谈话记录。而这篇谈话记录非常有趣，涉及到1935年发生的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影响很大，涉及到的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和出版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首先是鲁迅，其次是茅盾，再其次郑振铎、胡愈之、毕云程、徐伯昕，以及生活书店的几位大佬。
陈子善
1935年之前，鲁迅和生活书店一直合作得很好，鲁迅本人对邹韬奋的翻译和文章都曾经给予过肯定。在他的建议下，从1934年9月开始，生活书店出版了一个翻译杂志《译文》，这是中国民国时期第一本专门的文学翻译杂志，鲁迅还为此专门成立了译文社。但1935年《译文》就停刊了。可这本会议记录里几乎没有直接反映，仅有几条间接的反映，这是不正常的。那么大的事件理事会没有讨论吗？怎么讨论的？怎么得出结论的？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们只能在文字记载之外寻找。
在这本书出版之前已经有另外两本书，一本是黄源的《鲁迅书信漫忆》，因为鲁迅书信当中有大量材料涉及了生活书店以及《译文》停刊事件。第二本是茅盾的长篇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里面有专门的章节讨论这个问题，这两本书都是当事人的回忆，而且是非生活书店正式员工当事人的回忆。当然，做历史研究的不能只相信一样东西，要好几样东西互相比较参照，才有可能得出比较接近历史真相的结论，如果仅仅依靠一样东西就匆忙下结论那是很危险的。
当时我去采访过胡愈之，但是他的回忆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出入，他认为徐伯昕当时还在上海，最终让鲁迅和生活书店闹翻的那次宴会是徐伯昕和邹韬奋两个人去的。后来我去找徐伯昕，他说记错了，当时他在养病，不在上海，所以也没有出席那次宴会。据徐伯昕回忆，《译文》停刊之前，他同鲁迅关系一直很好。他还记得鲁迅曾对书店提出过校对慢、错字多等意见，但这只是一般的工作上的缺点。在《译文》停刊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同鲁迅发生这么深的意见分歧还从来没有过，书店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有失偏颇。
《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中关于当时生活书店旗下期刊出版情况的统计数据
有研究者认为《译文》停刊是经济问题，但徐伯昕说，当时出了很多刊物，生活书店的经济运作完全可以。根据这本会议记录第43页统计，当时生活书店出版了五种杂志，一种《新生》，1934年2月创刊，每期印4万份，订户约6000。第二种《文学》，1933年7月创刊，印1.2万份，订户约6000，第三种《世界知识》半月刊，1934年9月创刊，每期印8000份，订户六七百。第四种《太白》半月刊跟《文学》都受到鲁迅大力支持，1934年9月创刊，每期1.2万份，订户近一千。最后是《译文》，1934年9月创刊，每期3200份，订户约一二百。如果孤立地看这个出版情况，不参照其他数据，当然很容易得出《译文》销量很差就该停刊的结论。但请注意，这是1934年9月的理事会记录，也就是《译文》创刊后第一次的印刷数量。茅盾在回忆录里也提到，“其实《译文》的销路还是好的，创刊号出版了一个月就再版了四次”。这样算来，哪怕以后重印每次只有一两千份，加起来有一万份，《译文》的销量并不低。所以我们绝不能被这3200份所迷惑。实际上从第二期开始到底印了多少？到目前为止没有数字，我期待韬奋纪念馆把这个数字找出来。
我推测，生活书店下一本档案的内容也许更为丰富，因为1937年以后已经国共合作，有些讨论内容也许会记录得更详细。1937年以前生活书店处境比较微妙，它没有被正式取缔，但是又受到国民政府严重的关注、限制，甚至打压。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当中，不可能把什么都记录下来。所以这个材料的珍贵性、唯一性、重要性再怎么估计都不为过，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它不可能是完整的。
周立民（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
民国档案对于普通公众层面来讲还不算多，但在大众流行层面八卦要比史实多，很多文章经不起推敲。我今天要强调的一点是，有这样一份记录是很重要的，虽然记录也不一定眼见为实，但是至少是很重要的佐证，让历史研究或者关于过去的叙述越来越进入到实证阶段。
会议记录里虽然很琐碎的东西，可能也会解决我们历史的很多关键点。上次我开会也说过，邹韬奋出国的钱，大家一直在猜谁拿的？邹韬奋自己文章里面也说了，这个钱不是抗战的捐款，现在记录里面明确说的是胡愈之提出，邹韬奋作为生活书店的创始人这么多年没有辛劳也有苦劳，我们应该赠他一笔钱，考虑到他在国外生活的辛苦。、
周立民
而且这本书对于现代做出版的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借鉴。生活书店这一整套制度，包括管理层和利益分配的制度很成型，理念先进，管理方式现代，对于出版史来讲是很重要的东西。
1933年8月16日，生活书店第一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上，关于韬奋5000元出国费用的决议
我今天思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造成了鲁迅和生活书店的冲突。我考虑《译文》停刊是两伙不同的人在接洽，一方是生活书店，严格按照现代的管理体制来经营；另外一方，是鲁迅这样带着知识分子的理想来做事情的。鲁迅为什么对于停刊那么伤心？因为《译文》不是简单的一份刊物，寄予了他晚年很大的希望和理想，包括《译文》杂志中的翻译文章，和对一整套“译文丛书”的规划。他在得不到理解，而且受到那么多条条框框限制的情况下，肯定要拂袖而去。后来“译文丛书”让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还是黄源主编，后来黄源到了新四军不方便打他的名字才打的巴金主编，一直出到1950年代。“译文丛书”一直是看家的书，巴金可以骄傲的是这些书现在还可以再印，这很了不起。
我还有一个感慨，鲁迅给大家的印象是非常难打交道。但我现在越来越喜欢这样的人，其实他们非常好打交道。如果他信任你，就可以为你付出一切，对于年轻人也是这样。凡是和鲁迅接触过的年轻人，一辈子忘不掉鲁迅。生活书店希望《译文》杂志能由鲁迅主编，但鲁迅坚持必须要由黄源和书店签合同。现在丢车保帅都是家常便饭，但鲁迅保护黄源到了这种程度。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比如书店一直处在左翼思想的状态，共产党在里面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到底书店怎么把握方向？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后面要出版的会议记录可能会显示得更清楚。
赵书雷（上海韬奋纪念馆副馆长）：
今天很荣幸邀请到这么强大的阵容跟我们一起讨论生活书店的话题。韬奋纪念馆1956年筹建，1958年开馆。为了庆祝开馆60周年，去年我们把馆藏的这套生活书店会议记录，第一次拿出来公开影印出版。今年会出第二本，一套大概会出四本。这套史料是1957年，经过纪念韬奋委员会成员们同意，由我馆第一任馆长毕云程专程从北京带回上海保管的。这批会议记录穿过了战争岁月，经历了共和国岁月，第一次揭开尘封的面纱和大家见面。
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顾青总编提到这本书的史料价值，子善老师和周馆长为生活书店的这段历史提供了非常详细的考证，都非常精彩！
赵书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