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9月12日11:17 来源：第一财经 作者：第一财经 点击: 次
波特曼酒店咖啡馆幽暗的灯光下，金宇澄的高鼻深目，形成了一道道明暗交界线，让他的脸部轮廓更为清晰，附近的暗影则与他的黑色衬衫一起虚化于深棕色墙板中，影影绰绰。
这就像如今他回顾青年岁月，有些旧事因其诡谲，而愈加鲜明；更多的记忆，依然藏匿于深色幕布后，永难释怀。
在参加上海书展一场活动之前，他用低沉的嗓音，缓缓说起40年前发生的悬案：当时他是东北某大型农场的杂工“小金”。某日中午，有人发现上海女青年小英死在30米深的水井里，因此这口供几百人用水的井，必须彻底清理。寒夜里，领了一瓶可以祛寒的土造草籽烧酒后，小金与同伴就开始打水，直到把井水掏干。之后，同伴用井绳把小金吊下井中铲沙，忙活了整整一夜。“小英，我宁可一辈子做牛做马，也要走了，我要扑向这块亮光，我做不了这种工作！”在新作《碗》中，金宇澄如此描述在井底仰望井口的心声。
《碗》是金宇澄的非虚构作品，写了小英坠井引发的波澜及30年后小英的女儿重返老农场的经历。这是长篇小说《繁花》完稿后的一部新作——当时《繁花》即将问世，记录家族历史的《回望》还未动笔。
与《碗》同时出版的，还有金宇澄另两部小说集《轻寒》和《方岛》，收录了发表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短篇。这三本书以不同的方式，触及了金宇澄的少年记忆。“每个作者最大动力源就是少年时期了，我同样很难跨越，绕不出这一块，绕出去肯定就是陌生。”
相比6年前《繁花》出版时，金宇澄更瘦了。《繁花》大卖后，这位有着30年工龄的文学老编辑更忙碌了。他需要处理很多事务，包括始终有待回答的采访提纲、来自四面八方的邀请函。这让他看上去有点劳累，声音也苍老了些。
世界充满了模糊的区域，充满了某种暧昧
“小英到底是怎么死的？”
“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小英的死因，是《碗》最大的悬念，高悬于许多人物的头顶，她仿佛活着，随时会牵动更大的波澜。书里也并没给出最后的答案。“我们是习惯上这样觉得，世上任何的事，都是应该被知道的，可是除了上帝以外，这世界大量的事还真没人会知道，是永远破不了案的，现实真这样。”
小说《轻寒》与纪实作品《碗》，创作时间隔了20多年，同样布满悬疑。在这篇1991年发表在《收获》的中篇小说里，金宇澄写了一连串发生于江南小镇的细节。日本兵即将到来，居民纷纷逃离。在一个弥漫着浓重咸腻气味的腌肉店里，老板和两个女佣先后悄然失踪，只剩女主和一个伙计。太湖上渺茫的芦苇荡，纵横交错的水道，不知道藏匿了多少尸体。小说中人物的关系，也如这些复杂水路一般，湿气氤氲，迷离无解。
《轻寒》源于一段真实发生的历史。在金宇澄祖籍的江南小镇黎里，沦陷时期日军只驻扎在附近的平望，但是向镇上要女人，镇维持会开了几天会，最后把几个最无依无靠的尼姑用小船送到了平望。这天早上，女人的哭声穿过一个又一个桥洞。父亲曾向金宇澄多次提起此事，“这哭声影响了几代人，我一直无法忘记这哭声中的现实”。
《轻寒》中的小镇景物纤毫毕现，但是描写人物关系的笔触却扑朔迷离，像是有多个出口的迷宫，可从多个方向来解读，充满了文学的不确定性，只有镇上的咸肉店，终日弥漫腐败的气味，芦苇荡里消失的尸体，使气氛愈加阴森。故事里的那些男女是怎样的关系？那些突然消失的人到底去了哪里？在金宇澄看来，这些谜语，也正是小说“好玩的地方”。“小说是可以这样写的，可以有这种悬疑的成分。我一直是明白的，明白我们的读者比作者更聪明，有时作者如果把什么都写清楚，往往也可能就不好看了，写清楚了也可能就是作者的某种短板。我觉得做出一些空间是更有意思的想法。”
金宇澄觉得，“世界充满了模糊的区域，充满了某种暧昧，它应该永远是一种写作的主题”。这种状态，应该是人最复杂的反映——人完全可以通晓更多的信息，却仍然搞不清真实情况。“简单说，人只有两大特点，一是会千方百计打听别人的事，八卦。另一头，就是必须千方百计保护自己的隐私。”
小说“影视化”之后，语言就变得不重要了
2012年《繁花》出版时，金宇澄恰好60岁。读者惊异于这位“大器晚成”的小说家横空出世，而其实他始终是“潜伏”于文坛。这位《上海文学》的执行主编，曾在1980年代发表了不少小说，然后编辑了大量别人的小说，搁置了自己的创作。
此次“世纪文景”出版的《轻寒》和《方岛》，展现的正是《繁花》前的金宇澄。“看这些小说，仍然觉得当时写得挺好，很多优点，就像看我年轻时的照片一样。外表是年轻时好，年纪大一些，知道的东西多一些。”他笑着说。
今年，自他成为文学编辑，刚好过了30年，他应该是深刻理解文坛之人的。“编辑的好处是，可以看清楚作者们各自的长处和短板，包括很知道他们的脾气、性格甚至八卦。而作者并不会这样去了解编辑，了解到这样深，甚至有些作者居然会觉得，编辑并不是那么重要的，这点点滴滴种种，编辑的感受是最深的”。
金宇澄提到不少已经退休的老编辑，已经处于完全退出的状态。“也就是说，自己曾为之奋斗的、为之努力一辈子的工作，可以从此不再提起了，变成很遥远的事了。编辑，确实就是一种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职业。”那么，他们是否还应该创作呢？“这在我真是一种矛盾，当然我不希望我的同事写作，当年我就放下了写作。两者并行其实是互相影响的。但另一方面，我现在看到年轻的同事们，会想到我的青年时代。我也真希望他们都不应该这样放弃自己，真应该有自己的写作天地”。
成为编辑之前，金宇澄是一个有理想和热情的小说作者。他眼中的1980年代也是一个“极有文学追求的时代”，“那年头的作者们，变着法儿突破文学样式，挺让人怀念的”。到了1990年代，“就成一个发展经济时代了，完全变了面貌”。有一段时期，几乎全社会都在打公用电话，就像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里那样，人人都在打电话，我有塑料粒子，我有几吨钢材、几辆桑塔纳，人人都在做生意。文学则开始了不景气，像《上海文学》这样重要的文学杂志也几乎发不出工资，整个编辑部甚至拉到山西为当地的煤矿写书，赚点广告费。
这种变化，也体现在30年间他过手的稿件中。1990年代的影视剧成了很多文学作品的出路，作者也可以借此获得更多报酬。这样的趋势，使越来越多的小说逐渐成为“好故事”。文学创作开始强调要由故事完整性的意识推动，不再注重文本和语言。而《轻寒》仍然注重语言，单从故事意义上说，它简直千疮百孔，各种得不到破解的悬念，可阅读的趣味也恰是在这些缝隙之中。“我一直这样认为，小说最重要的就是语言了，你打开一本书，读者并不会立刻知道你的故事，是看你用什么语言来吸引住他。语言是第一位的，不是内容。”
“小说改编成影视，这些曾经的文本意识、语言特征等等，都没有用了，只有故事是有用的。”他也非常理解这种转向，影视的影响力也确实远超于一般意义的小说，小说创作的倾向，因此被无可奈何地改变了。
但从早年作品《轻寒》《方岛》，一直到6年前的《繁花》，可以看到金宇澄对文学有一以贯之的理解和坚持。在可改编程度上，王家卫曾评价《繁花》“没有一点影视的倾向”。金宇澄认为，这是导演对作者的最好褒奖。
谈到王家卫出手电影版《繁花》，金宇澄说：“我心中的人和风景，其实都是文字的，是非常抽象的，文字无法与影像对号入座。而导演心中的叙事位置，最重要的始终是图像，而且他的风格非常个人化。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是个很仔细的人了，但是和导演的细致、认真比起来，我真的是甘拜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