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7月23日15:20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张英 点击: 次
“从中国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的经验来看，我们对农村的经验往往大于城市的经验。如果说《繁花》有什么野心的话，就是它建立了一座与南方有关，与城市有关的人情世态的博物馆。”
——《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
“老爷叔，不要吊我胃口”
如果不是偶尔上了“弄堂网”，金宇澄不会再写小说。
“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过去的味道，梁朝伟《阿飞正传》结尾的样子，电灯下面数钞票，数好放进西装内袋，再数一沓，清爽放入口袋，再摸出一副扑克牌细看，再摸出一副来……然后是梳头，三七分头，对镜子细细梳好，全身笔挺，透出骨头里的懒散。最后。关灯。这个片段是最上海的，最阁楼。”
2011年5月10日中午12点，金宇澄在刚注册的上海弄堂网文字域论坛里，化名“独上阁楼”发了帖子。弄堂网是上海作家陈村的朋友“老皮皮”创办的，一个怀念老上海生活的网站。
他只是随意发帖，用上海话写些自己亲历目睹的人和事，偶尔还对上海的旧城改造提些意见。每个帖子都得到了网友的积极回应，叫他“爷叔”、“老克腊”，催他接着讲古。
以前一直闷头写作的金宇澄有了从未有过的新奇感和刺激感。“我每天早上起床后，随手写一段就发帖，读者不知道作者是谁，作者也不知道读者是谁，怎么好看有趣怎么写，这样的互动却很有意思。”
三天后，金宇澄写到1980年代上海露天菜场，一个卖螃蟹的风流老板陶陶的故事。突然有了写作快感：“写得欲罢不能，实在是奇怪跟烦恼，希望快点结束。”这段故事，最后也是小说人物陶陶的原型，是一位与金宇澄一起下乡的老知青，据说因为吸毒，到处借钱，最后生死不明。
网上写到一万字，金宇澄突然意识到“这已是一个长篇小说的框架”，才警惕起来，做小说结构，从纯粹的上海方言，逐渐转为全国读者看得懂的“上海官话”。
阿宝、腻先生、梅瑞，人物一个接一个地现身，每日更新的文字越来越长，一开始每天写两三百字，到后来，一天写了5000字。有时候去外地开会，几天没写，读者急了，不停地催促：“老爷叔，不要吊我胃口好吧。”
接连写了5个月，保存下来的文字，竟有33万，暂名《上海阿宝》。
金宇澄把一些章节发给作家朋友看，朋友们给了很高的评价，也提了一些修改意见。这让他慢慢有了野心和追求：“在以往的文学作品里，上海经常被处理成很表面的状态，比如外滩、旗袍、百乐门，我写这个小说，写城市的日常生活，希望能消除人们对上海浅表的看法，也能够回击‘城市无文学’的论调。”
从卢湾里弄到嫩江农场
成为作家前，金宇澄曾是农民、泥瓦匠、马夫、工人。
1952年12月8日，金宇澄生于上海。父亲是苏州吴江人，出生在富商家庭。高中毕业后跑到上海参加革命，加入共产党，成为潘汉年领导下的地下工作者。
作为新中国建设的有功之臣，上海解放后，父亲成为公务员，“吃政府饭”。和所有的干部家庭一样，他们搬进上海的核心城区卢湾的新式里弄里居住。金宇澄是家里第二个孩子，家里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
好日子没有过多久。1954年3月，分管上海公安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和上海公安局副局长杨帆被隔离审查（所谓“潘杨案”）。金宇澄父亲等昔日老部下也受影响，停止工作，接受政治审查。
“我父亲一进去，上级就通知我们搬家。当时是供给制，干部可以不带任何家具搬进去住，一旦出事了就要你搬出来。我母亲当时带着三个孩子只能搬离。”还在童年，金宇澄就感受到了生活的残酷。
父亲关了两年出来，同母亲离开上海，下放到浙江湖州一个水泥厂劳动。“我们三个孩子在上海，日子过得艰难。”
那时候的上海，像一部黑白电影。
“河滨大楼天天有人跳楼、自绝于人民。”“长乐路瑞金路的天主教堂忽然被铲平了。”“弄堂里，天天斗四类分子、斗甫师太、斗逃亡地主。”“大妹妹的娘，旧社会做过一年半‘拿摩温’（注：旧上海英国纱厂车间里的工头，一般编号都是第一：NO.1，被译为拿摩温。），运动一来，听到锣鼓家什呛呛呛一响，就钻到床底下。”“隔壁烟纸店小业主，一自首，打得半死。”《繁花》里这些远去的记忆，都是作者的耳闻目睹。
1969年7月，16岁的金宇澄和哥哥一起去了黑龙江嫩江农场4分场插队，一待八年，1977年才返回上海。一到农场，每个知识青年都要“过堂”：你父母干嘛的，什么政治身份？有些分场是青年住房被高墙铁丝网围起，四个角都有岗楼，“后来知道，嫩江农场是苏联专家设计的大型劳改农场。”
这八年，金宇澄种过玉米、大豆，农闲的时候，做过泥瓦匠，盖房、砌石头墙、砌火炕、出窑、掏井、补缸，磨过豆腐做过粉条，给农场养过马。
为了回上海，知青们各显神通，想尽了各种办法。很多人想把自己弄出毛病来，肝炎、残疾，都可以办病退回上海。金宇澄得过胃溃疡，不愿意下地劳动的弟兄们，都找他冒名顶替去医院看病。一个月里，他拍过七八张X光钡餐片。一个医生认出了他，把他拽到一边，拍拍自己身上的铅围裙，“你帮别人拍片子不对，一个月吃了多少射线，会对身体的健康有影响。”
1974年，金宇澄从农场回上海探亲，见到一个神奇的汽校中专毕业的大姐。大姐家住老上海北站宝山路，记忆力超常，能够口述全本《简·爱》、《傲慢与偏见》、《悲惨世界》、《九三年》。这些小说都是禁书，只有极少人能看到。每周三的下午，她坐在石榴树下打着毛衣，给身边围着的一群文艺青年讲小说，大家听两三小时，约好时间下次再来听。
几年里，金宇澄惟一的娱乐，就是给朋友写信。“现在想一想，后来成为作家，还是靠当时几年写信打下的基础。当我回到上海以后，才觉得自己可以搞文学了，经常心里想我要写点什么。”
离开黑龙江多年，对各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纪念活动的邀请，金宇澄从来都是拒绝。他再也没回过嫩江农场。
“你们知识分子才问 这样的问题”
金宇澄通过写作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文革”结束后，金宇澄父亲被平反，恢复政治名誉，落实政策，落实了住房。“我们家的劫难终于结束。”金宇澄当时在一家钟表零件厂上班，后调沪西工人文化宫工作。
1985年，金宇澄在《萌芽》上发表了小说处女作《失去的河流》。他已经33岁了。次年他的《方岛》在《萌芽》发表。《失去的河流》和《方岛》接连获得两届《萌芽》小说奖，在工厂上班的金宇澄因此获得机会，进入上海作协办的第一期青年创作班学习。他和邮递员孙甘露等一批基层的文学作者，作为文学新人集中培养。
1986年，《上海文学》以青创班专辑的形式，发表了金宇澄的《风中鸟》、孙甘露的《访问梦境》、阮海彪的《死是容易的》。1988年，《风中鸟》得了《上海文学》小说奖。也是在这一年，金宇澄离开工厂，调入作协，成为《上海文学》的编辑。
1990年前后，金宇澄在《收获》发表过几篇中短篇小说后，专心编辑业务，停止小说创作，偶尔写写散文随笔。他说当编辑每天挑剔别人的作品，很难鼓励自己再写小说了。
不写小说的日子过得清闲适意。每周去单位上三天班，看稿子，给作者打电话，和文学圈的朋友吃吃饭；不上班的日子，也赶赶儿时玩伴、插队和工厂时期的朋友发起的饭局。流动的饭局上不断出现的新面孔，是城市人日常生活重要的场景。一顿酒吃下来，不仅见到三教九流的江湖朋友，还由此得知许多人生故事和传奇。
《繁花》里小毛给沪生讲过一个故事，其实是金宇澄一个老朋友的经历。一个深夜，小毛下班在汽车站等通宵车，遇到一个女人。小毛搭讪问她去哪里，女人不说话，最后说三个字：洗衣服。小毛说，我是单身，你到我家去洗，我家有洗衣机。女人不理他，当通宵车来的时候，和小毛一起上车，最后跟着小毛后面下车，一直跟着他进了家门。
进屋以后，女人一直不吭声，但很自然，像回家一样，是夏天，把衣服脱了，文胸短裤，帮小毛倒洗澡水，给他擦身体，自己再放水洗澡，最后上床躺在小毛身边，两人开始做爱。等小毛醒来，听到她在厨房洗衣服，也不用洗衣机，早晨四点多钟，女人叫醒他说“我走了”。迷迷糊糊的小毛听见门锁的声音，后来他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女人。
“当时我很好奇女人的原委。朋友回答说，这是你们知识分子才问的问题，我是从来不问的。她对老弄堂房子结构那么熟，说明她也住这种房子，为什么？这跟我没关系。”金宇澄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老朋友是个保安，一直未婚，前几年病逝了。在弥留之际，金宇澄去看他，病房内围了一堆落泪的女人，老中青都有。
“我和他都是16岁时去黑龙江务农的，火车上他就坐我对面。回沪后他在厂里看门，我做文学编辑，好像‘高雅’了，但我们交往还是很多，他会在过年过节拿着工厂食堂做的月饼来看我说，不是给你的，是给侄子的。很多故事都是他讲给我听的。他去世了，这一扇讲民间故事的大门就关掉了。我心里很难过。”当年的玩伴，这一代人，阿哥阿姐，也开始陆续离开人世。
离去的还有老上海。随着街区改造，一些店铺离去，一部分人离去，老上海的风土人情和日常生活也消失了。“靠南京西路的吴江小吃街，摆摊便当，城管来捉，无数大小里弄可匿可笑，闹猛，也家常，各抱地势，各不相干，可以响一响粗喉咙，发一发妹妹嗲，五花八门。”
“静安寺背后愚园路一带也改造掉了——久光商场背后，建造了一个公交汽车立体车库，没有人会到集中废气的环境里荡马路了。”
按照新规划，吴江路、大中里旧城区，已经一概拆除。据说是拓宽拉直。“大马路，你再大再宽，照样塞车，法国人一百年前就晓得的道理，路越宽越堵……这里曾经很热闹，转角百货店，新华书店，几条大弄堂，改造完毕一定辽阔敞亮，也是由特殊，成为一般，没了个性与历史了。”
这几十年里，金宇澄熟悉的街道、弄堂不断地消失，高楼大厦不断拔地而起。“上海的精神的代表是小马路，曲曲弯弯的情致，有遮有盖，有骨有肉，回眸之媚，绿肥红瘦。如今上海的设计，还有衡山饭店门前的6路相交，美丽辐射的设计吗？没有了。好比一个女人，没有了曲线，一眼看到底，一点蕾丝花边也没得，就穿一身透视装，没啥味道了。”
上海越来越像一个二三线的新城市。“我甚至怀疑，这些城市设计者与规划者的背景，——城市保留的是建筑，最后就是人，他们不懂城市的感情，一个没有感情的设计者，能做什么呢。”
金宇澄的居住地，从卢湾区搬到普陀区，又搬回了他生长的卢湾，但如今，卢湾区已经消失，和黄浦区合并了。
已经60岁的金宇澄，在人生记忆最丰富的年龄，回忆他的情感，记录他和朋友们的人生，还有他生活过的城市，把这些时光和记忆，忠实地记录在了《繁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