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7月23日15:20 来源：新民晚报（20140629） 作者：曹可凡 点击: 次
忆父亲
曹可凡
有天晚上陪儿子入睡，小家伙忽然没来由地问了句：“为什么从来没见过爷爷啊？！”“因为爷爷已经到天上去了。”我道。“他一个人在天上是不是会孤单？”儿子又问。“不会的，因为他和星星在一起。再说，只要你想念爷爷，他就不寂了。”“哦……”不知何时，儿子的眼角沁出了泪花。待儿子酣然入睡，父亲的形象如同电影般在脑海中闪现。
作为家中长子，父亲自幼受父母宠爱，却绝无“大少爷”禀性，为人方正内敛，尤嗜读书。记得幼时家中有一朝北小屋，里面堆放着他的藏书。从内容看，有部分文史哲专著，但更多的则是科技类外国硬皮原版书。据父亲回忆，他工资的80%几乎全部用于购书。“文革”恶浪扑来，父亲倍受冲击，工资锐减至30元。书是不可能买了，于是，出售书籍便成为家中“开源节流”的重要途径。虽然硬皮书份量不轻，但当废品卖，终归“三钿不作两钿”，换不了几个钱。每次将一捆捆书搬至楼下时，我都快乐无比，父亲却愁容惨淡，默不作声。
父亲生性木讷，寡言少语，但对学习外语却有一套独门法则。他毕业于美国教会学校，英语自然等同于“母语”；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趋于密切，他又专门向一位寓居上海的白俄学习俄语；而德语则是为革新电镀工艺自学而成，他有两本德语笔记，虽残缺不全，但至少文理通顺，用词精准；至于日语，他则是在上海抗战沦陷时被迫在小学里学的，随着时间推移，早就被抛至九霄云外。到了“文革”，阅读往往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但酷爱读书的父亲很快在一本日文版的《人民中国》重新找到学习的快乐。父亲供职的单位在杨树浦，我们家却在愚园路，路途遥远。他必须转乘两趟车，前后花一个多小时方能抵达。于是，他每天凌晨四点多便起床，打完一套太极拳，乘20路电车至外滩，在“中央商场”一简陋的铺子里喝一杯劣质咖啡。他边喝咖啡，边读《人民中国》。大约过一小时光景，再转车至工厂劳动。天长日久，日语大有长进。他虽然戏称自己读的是“哑巴日语”，即只会读，听、说、写则一概不会，但这却是他寂寞人生岁月里些许心理慰藉。所以，父亲也理所当然成为我的英语启蒙老师。
除外语之外，西方古典音乐也是父亲一大爱好。他年轻时弹得一手好钢琴，说起莫扎特、贝多芬、柴可夫斯基、肖邦等更是如数家珍，不过，他最爱肖邦作品，晚年听的最多的便是鲁宾斯坦所弹的那套《夜曲》。他最钦佩的音乐家则是小提琴大师海菲茨。上世纪90年代，曾陪父亲去上海音乐厅聆听艾萨克·斯特恩音乐会。老人家直言：“与海菲茨不可同日而语。”
因青年时代罹患“肺结核”，父亲便拜师学习杨式太极拳。杨式太极拳舒展优美，动作和顺，平正朴实，刚柔相济。这倒与父亲谦和中正的个性相吻合。其一招一式讲究圆活连贯。所谓“圆”就是所有的动作均走弧形半圆；所谓“活”就是动作上下相随，步随身换。故有人称：“太极之圆如同三维空间球体，触动任何一点，都会引起整个球体周身的转动和移位。”父亲自弱冠之年，便苦练太极，不管酷暑寒冬，从未间断。直到晚年病重，记忆力急剧衰退，这才不得不告别几乎练了一辈子的太极拳。记得某日清晨照例下楼打拳，突然发现打了几十年的套路竟连一个动作也想不起来，内心懊丧至极，从此绝口不提“太极”二字。父亲也曾希望我传承衣钵，可惜我心浮气躁，始终未得要领。
对于自己的电镀化学专业，父亲更是严谨不苟。上世纪70年代，他发现原有电镀工艺最大弊端是，含大量氰化物的废水流入黄浦江，造成环境污染。因此，他立志技术革新，最大限度降低水中氰化物含量。由于家中藏书早已变卖，他只得利用休息天去图书馆查资料，做卡片。有一回在实验室做实验，不知怎的发生爆炸，含氰化物的废水溅了他一身。氰化物为剧毒物品，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但父亲却无所畏惧，依然按计划继续进行研究课题。他还以环境保护专家身份，撰写论文，参加国际研讨会。可惜父亲向来看淡名利，仅有的几篇论文也已散佚，不可谓不遗憾！
父亲一生清贫，未遗下丰厚的财产，却留给我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